杜暹回京后，被邀請參加了設在麟德殿的國宴，這次宴會連薛崇訓也參加了，確是很少見的事。眾人猜測一向不喜歡平常宴會的天子這回是因為給杜暹慶功才去的。奪取營州被很多士大夫視為得不償失，巨耗軍費并與東北各族造成關系緊張，在兵部策略的重心在西北方向仍未調整的時候開辟另一條戰線非明智之舉，甚至有的人私下預言以后營州還會得而復失。但薛崇訓好像很肯定這場勝仗，大家也看到了杜暹的寵信未減。
果然沒過兩天薛崇訓就在溫室殿單獨召見杜暹議事，被皇帝單獨召見絕不是常有的事。
雖杜暹剛剛在營州打仗回來，但這次薛崇訓并沒有和他談論兵事。很有時候薛崇訓有剛愎自用的嫌疑，他認定的事就算事后發現也許有錯也不會改變，在他的想法里左右搖擺的決策比堅持錯誤的決策還應該避免。所以他認為在東北加強防務已經是既定的事，沒必要再去議論了。
不出所料薛崇訓見面沒有其他廢話，直接就問杜暹：“我想完善科舉制度，取士不再循門楣出身，同時變法避免朝臣影響科舉功名（以前科舉宰相的賞識非常重要），你認為這樣做是否妥當？”
杜暹還在營州的時候就得到過張孝貞的提醒，對此早有準備，他剛回京就從張九齡那里要了一份薛崇訓親自寫的數學“天書”連夜琢磨了一陣，時間太短只看懂前面的基礎部分，大部分東西不知所云，不過這并不影響他對這次問答的提前準備。
聽薛崇訓問起，他便鎮定先說了一句“臣以為科舉勢在必行，有利于社稷”，最先奠定了自己的站位之后再說。不過只這樣是不夠的，為什么薛崇訓每遇到有爭議的決策時都會找杜暹商議，而且常常引以為知音？自然不是杜暹毫無主見只顧迎合，他是有一番和薛崇訓默契見解的人。他用不經意的目光看了一眼旁邊香案后的兩個女人，一個是河中公主他在宴會上見過，另一個是薛崇訓的近侍姚婉也是在晉王府時就見過的，無論如何此時應該注意措辭，有些話不能說得太直接了，他便繼續緩緩說道：“武周時士族被極大削弱，恢復李唐之后前唐朝政多年混亂，有走終南山捷徑求名的、有千方百計結交大臣的、甚至賣官粥爵也不少見。科舉取士漸為世人所接受，只是如今的科舉仍需出身與名望，寒士難求功名。陛下革新科舉制度唯才是舉，天下人心所向……只是會進一步影響士族入仕，定會有人非議。”
最后一句提醒了薛崇訓，他想起自己要加入此時的人們陌生的數學，恐怕反而會變成別人的話柄，對推行制度的改變顯然是很不利的。他便問道：“我給朝臣們看的那本《數學》你見過沒有？”
杜暹答道：“臣看了一些，時間倉促尚未讀完。”
薛崇訓又問：“將其加入科舉的科目之中如何？”
杜暹就知道薛崇訓會問這個問題，便從容答道：“陛下有此一問，自是比臣先預見到此舉會增加科舉變法的難度；既然如此，陛下仍要問，定然另有深意。”
薛崇訓笑了，說道：“那你說說看，我有何深意？”
杜暹道：“臣未讀完此書，故不敢妄言。”
薛崇訓覺得杜暹很理解自己，就仍不住說了點想法：“世人讀書以先賢典籍為重，但仍然重視天文歷法等學問，是因四時氣節實用于農耕。而我推崇數學，是它可以為戶、工、兵等部提供實用基礎。比如你在營州之戰時用的炮，調整射程的炮表就涉及到數學計算。國家不僅需要有濟世救民抱負和明理處事的賢才，還需要能推進世道進步的人才，這樣國家才能日益強大百姓才能越過越好。”
杜暹見過炮表的計算方式，也聽說過薛崇訓用測船來計算糧食重量的逸聞趣事，加上這回能著書立說，他是想不明白薛崇訓是怎么琢磨出這些東西的，大約天子確實有點神乎，不能以常人度之。
他急忙說道：“陛下為圣人，甚于先賢。”
薛崇訓對于這樣的褒揚覺得有點過了，便笑道：“你這句話我不能坦然受之。”
“臣絕非奉承。”杜暹一本正經道，“先賢以民不饑不寒安居樂業為治世，陛下之大志卻遠非于此。”
杜暹回到內閣衙門，其他三個人問他有沒有科舉的問答，杜暹自己也當著內閣學士，便將薛崇訓想革新科舉并將那本書列入科考題目的事兒說了。王昌齡當即就說皇上是嫌反對科舉革新的人不多，杜暹說那門學說相當于天文歷法一樣，于國有利，并不表示什么看法。張九齡還是那句話，考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考，公平就行。
蘇晉道天子是得了上天賜璽的人，就是圣人，古代圣賢的書可以用來經世治國，當今圣人的書為何不能？他是擁立的首功之臣，把薛崇訓神化也是他干的事，所以這么主張也是立場堅定，一條道走到黑，為官者不是誰都能是竇懷貞，政見和站位穩定是值得信任的表現。
四個閣臣一合計，決定讓皇帝下，內閣衙門只需要提出建議和列出預見的危險。
正好此時已臨近年末，四人便分工行事，找政事堂的人總結一年各部的施政得失，再以內閣的名義進行匯總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時要預先謀劃明年的政策，進行國策調整。
科舉取士就是第一大國策轉變；之后是戶部財政的政策，內閣等人沒有提出仍然建議，在他們看來有所作為的只有讓內務局和國庫分開這一點了，但沒人提出來，軍費消耗的賬目只有通過開源節流等治標不治本的法子來意思一下，新錢法仍然實行保守政策，因為此時沒有真正的經濟學家，戶部那些人才制定“青錢”的計劃只有以國庫實際儲存的硬通貨和紡織物等實物為憑據，保守印錢避免經濟動蕩，薛崇訓搗鼓出的紙幣和銀票差不多，沒有充分發揮紙幣的作用；
來年的兵事作出了改變，因為營州之戰和薛崇訓個人在決策上的表現，再去反對東北用兵的事已經沒有意義，內閣只有在咨文中調整國策，提高東北防務的投入（在此之前的唐朝在高句麗滅國之后重心一直在西移，精兵也大部分在西北，這基本是國策基調）；對吐蕃的策略依然是利用北方末氏拖住邏些城，內臣們建議除了援助軍備，應設法向末氏地區增兵，只要在吐蕃北部一地布武，就能改變西南、西域、河隴幾個地方都被牽制的被動局面；
北方草原自從突厥戰敗，漠南被長安實際控制之后，突厥國從敵國變成了牽制回紇各部統一的勢力，長安朝廷正在改善與它的關系。雖然回紇自唐朝起就一直和中原關系良好，從未有過敵意，但內閣閣臣認為那些部落活動區域遼闊人口眾多，應該警惕。
這套軍事策略充滿了原來晉王府幕府的影子，與前唐朝廷的政策完全相左，連回紇也被列入防范。朝野很多人肯定是不贊同的，但是這種中樞的密文大部分人無從知曉，南衙能參與的人最多十個。內閣的成員大部分是以前晉王幕府的人，一直就是這樣的思路；政事堂專相張說也多年受薛崇訓的影響，早已接受了這套觀點。所以偌大的帝國政策方向實際掌握在十來個人手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