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結盟：一場茍且的閃婚
1896年5月18日，中國特使李鴻章到達俄羅斯舊都莫斯科。根據美國記者的報道，在參與沙皇加冕典禮的各國來賓中，李鴻章所受的歡迎最為熱烈，其排場僅次于加冕典禮的主角沙皇夫婦的入城儀式。而李鴻章幾乎是嘉賓中唯一的非皇室成員。
當然，在紅地毯、儀仗隊和隆隆的十九響禮炮聲中，俄國人所要傳達的，絕不只是對一個“大政治家”（俄國財政大臣維特語）的景仰，也絕不只是展示“對中國人民的深情厚誼”，而是有著更為現實的利益考量：“借地修路”，借中國之地，修俄國之路，西伯利亞鐵路可以從赤塔直線通向海參崴，所“借”之地歸俄國所有，并可以派兵駐守。在這個如意算盤之外，一道精美的包裝打動了中國人的心：中俄結盟，對抗日本。
這當然是一筆大買賣，所以俄方堅持要求李鴻章出訪，而清廷也愿意玉成好事。甲午戰敗后，中國太需要朋友了。俄國聯合法、德，強壓日本歸還遼東半島，這在中國朝野贏得了廣泛的尊重和感激，甚至也引發了清廷外交戰略的大調整。民國著名歷史學家、李鴻藻之孫李宗侗（玄伯）就認為，三國干涉還遼后，中國的外交由“一體拒外”變為“有聯有拒”，而“聯”的對象，首先就是俄國。李鴻章以古稀之年出使歐美，本身就是一個強烈的信號：天朝帝國終于放下身段，開始主動地以平等的身份參與國際政治了。
國際的反響是熱烈的，除俄國外，歐美各國也紛紛向李鴻章發出邀請。俄國財政大臣維特（SergeiYulyevichWitte）在回憶錄中說，俄國當時很擔心李鴻章先訪西歐再到俄國，那樣可能會“深受歐洲各政治家種種詭計之影響”。因此，沙皇專程派遣烏赫托姆斯基（EsperEsperovichUkhtomsky）公爵，前往蘇伊士運河北口的塞得港，迎候李鴻章。李鴻章在向總理衙門報告行程的電報中也說，其已經與俄國約定，“免由法德行，至多周折。”
李鴻章訪俄，是一臺“加冕典禮搭臺、中俄盟約壓軸”的大戲。在俄期間，李鴻章多次受到沙皇接見，有時完全是極度機密的會談，只有沙皇、李鴻章及擔任翻譯的李鴻章之子李經方三人。俄方強調其對中國并沒有任何領土野心，李鴻章在與沙皇的秘密會見（1896年5月7日）后，報告北京說：“（沙皇）謂我國（俄國）地廣人稀，斷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親密，東省接路實為將來調兵捷速。中國有事亦便幫助，非僅利俄，華自辦恐力不足。”
中國方面主張聯俄的，不少還是李鴻章的政敵。倒是李鴻章本人因為對日和談后成眾矢之的，默不敢言。李鴻章的首要政敵翁同龢就曾在日記中說“聯俄結俄之事，同龢已視為必然。”在李鴻章離京前，翁同龢居然專程拜訪，密談聯俄大事。而李鴻章從俄國所發回的所有密電，均由翁同龢與張蔭桓親自譯碼，連軍機章京都不能經手。
對于聯俄的必要性，另一個政界大佬張之洞認為，五大國中，英國為商業利益大挖中國墻角，法國依仗教會誘拐中國百姓（當時法國正擔任天主教護教國），德國無任何殖民地與中國并不接壤，美國從不肯卷入他國的紛爭（當時奉行門羅主義），因此只有俄國能“立約結援”。張之洞認為，從康熙皇帝與沙俄簽訂尼布楚條約以來，兩國已經是有著兩百年交往的“盟聘鄰邦”，“從未開釁，本與他國之屢次構兵者不同，且其舉動闊大磊落，亦非西洋之比。……正宜乘此力加聯絡，厚其交誼，與之訂立密約。凡關系俄國之商務界務，酌與通融。……若中國有事，則俄須助我以兵，水師尤要。”就是說，為了與俄結盟，可以不惜一切代價。
俄國開出的價碼，僅“借地修路”一項，還是件雙贏的好事，當然令清廷喜出望外，愈加感覺俄國夠哥們。中俄密約僅經過幾次電文往來，就迅速地得到了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批準，這在凡事推諉、拖沓冗長的大清來說，的確創造了一種“莫斯科速度”。而在北京舉行的換約儀式中,翁同龢等要臣均出席，并在簽字后“舉酒互祝”，互贈禮品。奇怪的是，盡管李鴻章此時正夾著尾巴做人，早請示、晚匯報，對北京的指令言聽計從，日后卻依然將這筆“賣國”的帳只記到他一個人頭上。
李鴻章在俄國的長時間逗留，令西方各國嗅到了中俄之間正在發生某種大事。這一時期的西方報紙，都充斥了對中俄密約的猜測，以及兩國政府對此的堅決否定。
一個廣為流傳的疑案是：俄國政府為密約向李鴻章行賄了三百萬盧布。當時任俄國財政部辦公廳主任的羅曼諾夫，在其于1928年出版的《俄國在滿洲一書中說，俄財政大臣維特為感謝李鴻章推動建筑鐵路一事，將付給李三百萬盧布。而李鴻章在俄期間的“全陪”烏赫托姆斯基（后出任華俄道勝銀行董事長），在其回憶錄《對清國戰略上的勝利中，也提到了的確有這樣一筆特別經費。
這筆對李鴻章的政治品格殺傷力最大的特別經費，雖然名為“李鴻章基金”，但經眾多歷史學家考證，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是李鴻章收取的賄金。能夠確認的是：一、的確存在著這樣一筆“交涉特殊用項之基金”；二、這筆基金一直存在華俄道勝銀行帳戶中，由俄國財政部總務廳管理支配；三、這筆基金的確有一百七十萬盧布被中國人領取（有研究認為這是中國官方從合資鐵路公司中獲得的津貼）；四、該筆基金更多地是被沙皇本人當作了小金庫，支出浩大。
維特本人對此是否認的，但國內有歷史研究者認為這是他在為李鴻章掩飾。其實，細讀維特回憶錄，他還提到當1897年俄國因侵占關東地區而與中國關系緊張時，他曾提議給李鴻章贈送五十萬盧布，維特說這是他和華人交涉中唯一的一次賄賂，而且李鴻章是否收下該款尚不得知。可以肯定的是，維特并沒有為李鴻章作尊者諱，他對李鴻章在中俄密約中收受賄賂的否定，應該是相當可信的。
超規格的接待、加冕典禮的極盡奢華以及中俄密約的順利簽訂，這些都令李鴻章在俄羅斯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但中俄密約墨跡未干，“同志加兄弟”的老毛子便突然翻臉，先是和德國一起演了出雙簧：德國借口要為被“暴民”殺害的傳教士討個說法，出兵膠州；俄國以協助中國為名，隨后派出軍艦占據旅順大連。
史家一般認為，在中俄密約一事上，中國被暗算了，黃遵憲在挽李鴻章的詩中就有“老來失計親豺虎,卻道支持二十年”的慨嘆。但次類事后諸葛亮的見解并無助于厘清歷史的真相。
中俄結盟，對俄而言未必是權宜伎倆。孫子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攻”，在甲午戰爭“伐交”層面上，日本正是在英日條約修訂后的次日，才敢下達向中國開戰的總命令。而英國扶持日本的目的就是遏止俄國。作為反制，中俄結盟對俄而言是必然的戰略選擇。英國報刊上就有評論認為，李鴻章被俄國人的甜言蜜語所騙的想法是幼稚的，中俄結盟完全是有利雙邊的選擇，新經重創的中國還能有別的選擇嗎？
維特則認為，俄國執政者后來的短視，破壞了中俄密約的戰略意圖。他直率地指出，俄國強占旅順大連的“侵奪行動，實為違反條約，達到極點”。他擔心如此背信棄義，將剛贏得的中國對俄好感一掃而空，對俄羅斯極為不利。為此，他與軍方進行了激辯，甚至要求俄軍立即從旅順大連撤軍，用實際行動贏回中國人的諒解。
維特的擔心成了事實，俄軍的鐵蹄令中國人、尤其是李鴻章承受了前所未有的被出賣、被愚弄的痛苦和憤怒。經此創痛后，中國的外交再度由“有聯有拒”往回收縮，但不只是退回到“一體拒外”，而是“一體仇外”，終于爆發了玉石俱焚的義和團運動。在隨后的日俄戰爭中，盡管清政府宣布中立，但無論朝野，都一邊倒地站到了日本的一邊，不少中國人甚至與日軍并肩作戰，而孫中山和秋瑾等人，也一次次地為日軍的勝利而歡呼雀躍、大唱頌歌……
一段以海誓山盟開始的浪漫情感，本可以發展成相濡以沫的模范婚姻，卻在野心者的短視中成為了茍且的偷情。中俄之間從此注定了掙扎在互不信賴卻不得不時時勾肩搭背的孽緣之中。而對于1896年正沉浸在加冕盛會狂歡中的李鴻章而言，他所能做的的確只有為自己“以夷制夷”的再度成功而自豪，并終于有了足夠良好的心情，去會見那等候在下一站的偉大的俾思麥……(本文來源：國家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