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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馬”回族軍閥奠基人 馬福祥

更新時間:2011-03-26  作者:秋風起葉落
馬福祥(1876~1932),“寧馬”軍閥奠基人。字云亭。世居甘肅省河州(今甘肅臨夏自治州臨夏縣)城西韓家集陽洼山。辛亥革命后,與子侄輩長期主政寧夏,就以寧夏為“桑梓”,視為第二故鄉。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甘肅爆發“河湟事變”,武進士馬福祿帶領三弟馬福壽、四弟馬福祥,組織鄉勇幫助清軍鎮壓自己的回胞。陜甘總督衙門為了進一步實施“以回制回”的策略,批準馬家三兄弟組織一支地方武裝,命名為“安寧軍”,從此福祥兄弟三人開始躋身宦途。二十三年(1897年),中武舉。二十六年(1900年),甘肅提督、武衛后軍總統董福祥將安寧軍改編為簡練軍,轄馬步七營旗,仍由馬福祿、馬福祥兄弟指揮,跟隨董軍開往京畿勤王。期間,在帝國主義組織的“八國聯軍”侵略軍進犯北京時,董福祥所率領的甘寧回漢健兒,是敢于抗擊外國侵略軍和最有戰斗力的少數部隊之一。馬福祿、馬福祥兄弟又是董中中敢打硬仗的一支生力軍。馬部曾在京津之間的黃村、廊房、落垡一帶與義和團軍并肩作戰,搏殺洋鬼子入侵軍。馬福祥帶領父子兵“揮短兵闖入陣,喋血相搏”,殺敗鬼子兵,《清史稿》稱其“為庚子之役第一惡戰”。奉命退守京城后,擔任鎮守鄰近外國使館區的正陽門(即前門),再次與義和團民一起攻打使館區,保衛紫禁城。在血戰中,馬福祿飲彈陣亡,馬家同時犧牲的兄弟子侄親族數十人。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后,由馬福祥接統簡練軍,并主動擔負起護衛慈禧太后、光緒皇帝等王公大臣們向西逃跑的特殊任務。“兩宮”逃到西安后,馬部又成為禁衛行宮的臨時衛隊。從此,馬福祥受到西太后的賞識,并有機會結交到一批重臣和宮內權勢宦官們,給以后的攀升創造了條件。“兩宮”返回北京時,馬以“在京有戰功,沿途宿衛,亦著勞謹”,賞記名提督、實授靖遠協副將。不幾年就上升到總兵大員的高位。

辛亥革命爆發,馬福祥先持觀望態度,后見清廷大勢已趨,很快就轉變態度,與甘肅軍政民議各界代表人物聯名通電贊成共和。北洋政府先后任命馬為阿爾泰護軍使、西寧鎮總兵兼署青海辦事大臣。因內蒙古王公上層代表人物旺德尼瑪響應外蒙古的獨立運動,起兵呼應,大搞分裂活動,綏寧不靖,北洋政府改任馬為寧夏總兵官。馬福祥于1913年秋,率所部昭武軍十三營2500名步騎官兵赴任,不久改任寧夏護軍使兼滿營將軍。一直到1921年,因袁世凱在甘肅的代理人、甘肅督軍張廣健倒臺,省內回、漢兩派武裝集團分別推舉馬福祥和陸洪濤爭奪督軍席位,從而在全省掀起“易督風潮”。北洋政府為防止事態擴大,引發甘肅回漢仇殺的惡劇重演,便采取調和的辦法以陸洪濤代理甘肅督軍,升調馬福祥為綏遠特區都統,所遺寧夏護軍使由其侄馬鴻賓接任,其子馬鴻逵亦升任陸軍第五混成旅旅長,隨父開赴綏遠駐防,西北大局方告平靜。

馬福祥在寧夏任職數年,做了一些有益事情。首先,有效維護了地方安定。馬福祥上升伊始,就智擒內蒙古搞分裂活動的領頭人旺德尼瑪,消除了綏寧地區的一大隱患,為此馬被晉授為陸軍中將、獎二等文虎章。接著又擒斬偽皇達爾六吉的復辟活動,防止寧蒙地區又一次大的動亂。還在抵制綏遠“獨立隊”盧占魁部、隴東張九才部和河南白郎農民軍西進等戰斗中,艱難地實現了保境安民,使寧夏地區在北洋時期軍閥混亂的動亂年代,相對保持了局部的安寧,給寧夏人民得到了暫短休養的機會。北京政府為表彰馬福祥的安邊治寧功勞,后后以“積功在邊陲,息賀蘭之烽火”,特授予勛四位;又以“猛士守方,貴有安邊之略……雖師于靈武,永無西顧之憂”,晉授勛三位;再以“勇著金城,勛高銅柱”、“功建虎節于朔方”,續晉勛二位,加上將銜。

其次,重視文化和教育,尤其是關心民族教育。馬福祥雖然是虔誠的穆斯林,但從小在接受伊斯蘭文化教育的同時,也受到過良好的漢文化儒學教育,并自以儒將自詡,對回漢子弟的教育格外關心。在鎮守寧夏期間,他力主在各縣設立勸學所,倡導青少年進學校受教育。他還帶頭捐資籌款在寧夏創辦蒙回師范學校所,又先后在寧夏各地分別捐資增設清真小學64所,并捐資在府城(今銀川市)他辦寧夏地區歷史上第一所公共圖書館和講文論武館。還協助地方政府,于府城首次建立了甘肅省立第五中學和第八師范學校(合校),被時人稱之為“五中八師”,從而首開寧夏現代教育之先河。他還帶頭捐資,出面募集教育基金,資助品學兼優的表年學生出省、出國深造,為寧夏培養造就了一批有用人才。他在任間還親自掛帥,主持編修成功一部寧夏新方志——《朔方道志》。自古以來都講“盛世修志”,而在民國初年,全國局勢混亂,各省戰亂頻仍,處于這種時局之中,寧夏地區卻能修成一部三十二卷的大型地方志,這在全國實屬罕見,因此《朔方道志》在中國方志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馬福祥不僅為第二故鄉寧夏的文教事業作出貢獻,他還在蘭州、西安、上海、南京等地帶頭捐資興辦學校。在北京主持建立成達師范學校、西北公學和創辦全國最大的伊斯蘭教雜志——《月華》。經過馬福祥的努力,由他提議的“建立蒙古地方教育行政委員會”,以及“給以邊疆教育基金”兩個提案,在南京國民政府行政會議上獲通過,為促進當時邊疆的民族教育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再次,在封閉落后的寧夏地區,起步試辦現代化建設。馬福祥思想開明,接受新事物快,在寧夏力所能及地倡導創辦輪船公司,積極開發黃河水運。籌辦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改善落后的交通狀況。

同時,在政治上他對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不受其利用與拉攏,堅持愛國主義立場,反對日特策劃建立“回回國”的分裂活動;對內則周旋于各大派系之晨,在激烈的政治漩渦中,左右逢迎,巧于應付,力圖自保。1924年,他既赴京參加段祺瑞主持召開的所謂的“善后會議”,同時又謁見孫中山,表示擁護“三民主義”,歡迎孫中山的領導。

1925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后,自任西北邊防督辦,命令所部西北軍全線西撤,執行“入甘援陜”的戰略轉移。時任綏遠都統的馬福祥不得不交出地盤,改任馮的西北邊防會辦。后又改任北京政府的航空督辦。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之后,極力拉攏與利用西北軍閥勢力的代表人物馬福祥,邀馬赴南京,給他的頭上加了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南京國民政府委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和北平政府分會委員、開封政治分會委員、開封政治分會委員、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賑務委員會委員、編遣委員會委員,以及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故宮博物院理事等許多頭銜。蔣馮閻中原大戰中,由于馬氏父子倒馮助蔣,蔣介石對馬福祥更加重視,先后讓他擔任青島特別市市長(相當今直轄市)、安徽省政府主席、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同時又任命馬鴻賓為甘肅省政府主席,馬鴻逵為寧夏省政府主席子,其三兄馬福壽也曾一度以寧夏省民政廳長之職兼代寧夏省政府主席。馬家兄弟子侄4人出任省主席要職,這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實為罕見。1932年,馬福祥因病辭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職務,隱居天津,潛心從事伊斯蘭教經典的研究編印。他主持與資助編印的經書有:《希真問答》、《清真指南要言》、《昭元秘決》、《天方道程啟經淺說》、《大化總歸》、《四典會要》、《醒世箴言》、《天方性理》、《天方典禮》和《真教真詮、清真大學、希真正答合印》。還為《天方至圣實錄》、《天教真詮》、《清真大學》、《希真正答》、《真功發微》、《歸真總義》、《先誓言行類鈔》、《性理注釋》、《五更釋義》《五更月歌》、《老生常談》等書一一題簽、作序,積極籌備印行。

民國21年(1932年)8月19日,馬福祥病故,葬于北平(今北京市)阜城門外三里河墳地。治喪時,蔣介石發來《祭馬云亭先生文》,戴季陶發來《挽馬云亭先生詩》,軍政要員、社會各界和全國各地穆斯林群眾紛紛以各種方式致哀。稱“馬公云亭是吾教先進”、“馬公云亭是邊陲的關心者”、“追悼馬公云亭要努力和倭奴奮斗”……。著有《蒙藏狀況》、《家訓》、《訓誡子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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