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民國
漢京山南苑，中華人民最高事務委員會委員長張蜀生的住處所在地。
作為全國最高權力中樞，漢京山是新中國最高權力所在地，離中央其他各部門辦公的人民街很近，預備成立的復興黨和國家的最高層領導人，都在漢京山居住。
南苑是張蜀生的住處，西苑是其他主要黨政軍領導人的住處，北苑則是一些最高級別的國家接待場所。東苑則是辦公中心，除了被稱為元首府的元首辦公中心外，還有特情部、中央辦公廳、復興黨中央、國務院等部門，都在東苑辦公。其他的中央機關則在更遠一些的漢京山邊緣地帶，人民街辦公區。
南苑，是張蜀生的個人住處和兼用辦公中心。
這里是世界上最安全，科技最先進的最高領導人辦公、居住中心，在安全上，除了漢京山的安全部隊、部門外，南苑還有張蜀生的個人衛隊。這些衛隊的裝備清一色超過時代相當年份，戰斗力異常強悍，在當今時代，除非面臨全面戰爭的威脅，這些衛隊是無敵的。
雖然作為最高委員長，張蜀生不再擁有假期，不再有雙休日，但還是有相應的休息時間。今天恰好就是他的休息日，一大早，起來陪兩位夫人在南苑的水榭喝了早茶，吃了中國特色的早餐后，陸允言去中央辦公廳上班，何凝則在家陪張蜀生。
早上9點多，南苑。
“委員長，國防部部長蔡鍔同志和外交部副部長周國來同志到了。”
得到工作人員的通報后，張蜀生來到了南苑的西花園，接見兩位新中國高層。雖然張蜀生是最高領導人，但由于政府極高的務實態度，部長級與關鍵性部門的副部級，在非辦公時間都是可以申請面見張蜀生的。尤其是在特殊事件時期，這種晉見手續很簡單。當然，如果張蜀生本人在委員長辦公室辦公，那這些新中國高層去見他就更容易一些。
“委員長夫人好”
“蔡部長，周副部長，你們好，委員長在里面等你們。”何凝見張蜀生有國家大事要談，就主動退出了西花園，出來剛好碰到二人。二人也只是禮節性地打過招呼，并沒有太多的拘束。
“委員長這休息的時間段也來打擾您，還請您諒解。”蔡鍔和周國來二人進了西花園，在工作人員的引路下來到張蜀生所在的小院子，一處臨水的亭榭，張蜀生早已坐在一張藤椅上等他們。
“你們來見我，我同樣是休息，一邊喝茶一邊談事，是工作，也是休息。”張蜀生微微示意二人坐下，桌上早已擺好了茶，三人笑談小品了一番。
張蜀生也知道，如果不是中日談判在即，這二人是不會在休息時間來見自己的。雖然新中國的政治體系非常清廉，務實，高效率，但最高領導人的權威，仍然壓在每個人的身上。他也不在乎，人類就是一個大族群，總有一些人會站在金字塔頂端，只要自己心里能擺放好一個屬于最高領導人的位置，這種個人崇拜是無大礙的。
至于其他新中國軍政高官，也都是權力的擁有者，這點張蜀生也不否認，畢竟，歷朝歷代，執政階級都會擁有一些特權，當然，作為最高領導人，張蜀生能夠憑借無上的制度、法則以及個人威信，對這種特權進行有效的維護。既讓它符合這些共和國軍政高官們的身份，又不至于泛濫到以權謀私，魚肉百姓，貪污受賄，誤國誤民的地步。
比如，軍政要員的福利體系是非常完善的，早已不是當年起家時候，一個高級軍官每年才幾百元收入。如今，除了薪酬外，一定級別的軍政要員能享受到的福利絕對是能滿足他所在階層需要的。其他的，說到底就是一條，在高福利、高待遇的情況下，誰犯罪，誰犯錯，都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在權力上享受特權者的地位、榮譽、待遇。在法律上，同樣享受到那些專門制約特權者的苛刻法律約束。
比如，對官員財產的嚴格監督，對官員后代、官員親屬的嚴格監督，都是共和國監督部門，中央最重要的兩個部門：共和國特別調查部和共和國監察部的一大任務。全國范圍設立獨立的監察部門，對黨政軍商進行一級級的獨立監督，官員不列入同級政府部門的升遷，財政獨立、責任獨立、權利獨立。而共和國特別調查部則針對重大案件進行特別調查。而后續共和國中央還有一些針對官員廉政作風的政策將會強制實行。
“委員長，日本能夠接受戰敗作為談判的前提，其實是超出了我們外交部的預計的。”周國來作為外交部副部長，負責亞洲司和華人司的事務，這次中日談判是將由他擔任中方談判團團長的。“我們準備的外交預案中，美國與德國方面的籌碼，中小國家的籌碼都還沒用上。”
張蜀生笑了下，對于日本這個民族，或許只有自己這個后來人看的最清楚，畢竟，自己占了歷史的便宜。
“日本這個國家，侵略性極強，對于大陸的向往，非常的執著。東亞地區，中朝日俄四國接壤，這百年中，日本人從清朝手中最終搶過了朝鮮，在陸地和海洋上，先后打敗了俄國海軍和陸軍。而我們中國，更是在數次與日本人的交鋒中，落到下風。
如此的輝煌戰績，日本人看似應該信心十足，或者說通過踩在中俄朝三國的身上，走上世界強國之巔。但是，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
日本人看似忠君愛國，全民同心。其實他們有著一種骨子里的不自信。尤其是在數次與中國戰爭中，這種以小博大，以全日本國運相賭的例子，比比皆是。這就好比是一個賭徒，他雖然相比俄國人，賭本不多，但是，他卻敢每次都把它們全部押上去，和對手全面攤牌。這也是他們打贏歷次中日、中朝、中俄戰爭的根本原因。他們每次都在賭，幸運的是，除了最近的這次中日戰爭，他們都賭贏了。每賭贏一次，他們都收獲巨大，每次的勝利，都讓他們的國家實力提高一大截。從一個被西方人用大炮轟開國門的亞洲弱國，一步步成為地區強國，這是日本人善于把握機會，以冒險精神來主導國家戰略的結果。
然而，日本的實力水平終究和他野心不符。作為一個島國，雖然舉國之力興辦了海軍，但貧瘠的本土，卻無法提供給他們崛起的資本。相比于西方國家，落后的工業體系，瀕臨破產的國家財政，巨大到能夠讓全日本人淪為赤貧階級的財政赤字，社會矛盾，都是日本難堪的現狀。比如工業產值方面，根據統計局最新的統計結果，日本的工業產值已經被云南超過。
試問，一個債臺高筑，舉國勒緊褲腰帶參戰的民族，在面對工業全面騰飛的中國，他們拿什么來打贏我們。而且，相比于俄國人，我們的力量能夠集中在東北，而不用像俄國人從萬里之遙派遣軍隊、戰艦來和日本人作戰。相比于朝鮮人，我們有廣袤的土地，樸實而不屈的人民，基本完成的工業。
日本人如果想要繼續戰爭，哪怕是任何一次反攻，都將犧牲巨大，因為他們面對的是整合了拳頭的新中國，可以舉國之力與他們進行種族決戰的中國。這一點，日本的一些老臣，一些財閥，一些包括天皇在內的真正的掌權階級是看得清楚的。”
蔡鍔點點頭，說道：“從軍方的分析來看，日本完全可以不承認戰敗，畢竟，我們唯一能反制日本的措施就是空中轟炸，而這種轟炸在日本有心提防的前提下，效果也會減弱很多。同樣也會遭到日本本土空軍和防空力量的反抗。而且，日本殘存的海軍力量也不小，一旦拼死決戰，我們的航母特混艦隊也將損失不小。
所以，日本主要還是想從中國贖回那近四十萬的精銳部隊。而同時，他們需要保護自己的海上生命線，在我們與日本的秘密溝通中，我們明確警告，一旦戰爭繼續下去，中國將會盡一切努力切斷日本的海上生命線。”
張蜀生點點頭，其實，日本真正愿意承認戰敗的原因，他是非常清楚的。
第一，1933年的日本，遠不是自己后來歷史上，全面侵華時期的日本。倉促地挑起中日戰爭，占據了東北卻沒有足夠的時間來消化，無法為日本的進一步侵略提供足夠的血液。而全面軍國化前的日本，海軍、陸軍與空軍，就算傾盡全力都無法與新中國對抗。海軍雖然擁有不少的戰列艦和巡洋艦，但卻被擁有先進艦載戰機的中國海軍死死地克制。陸軍方面，面對輕易就能武裝起數百萬兵員的龐大中國，日軍一次次緊急擴軍，卻還是不夠用。空軍方面，甚至還存在相當數量雙翼戰機的日本陸軍航空隊，根本不是新中國空軍的對手。武器裝備方面，從單兵武器到火炮，火箭筒，裝甲車，坦克等等，日本也是全方面落后。如半自動步槍，實戰型狙擊步槍，撕裂者式重機槍，火箭筒，裝甲車，中國虎坦克，使用新式炸藥的大炮等等，日本全線落后。
所以，全面軍國化前的日本，沒有如同后世那樣占領東北數年之后的日本，是無法對抗新中國的。
第二，海上安全問題，小到日常生活品，大到每一桶石油、優質鋼鐵都需要進口的日本，是無法承受海上運輸線被切斷的命運的。中國可以輕易切斷沿臺灣海峽的運輸線。日本雖然能轉向美國，但高昂的成本，以及美國政府的不予理睬，暗示如果有必要，將答應中國政府，對日本采取聯合制裁，這些都將是日本要面對的巨大風險。畢竟，中美貿易額是美日貿易額的數十倍還多，尚未全面敞開的美利堅，是不會舍棄中國，從而為了制衡中國去幫助日本，反過來得罪中國。當然，如果再等上幾年，日本還能堅持進攻中國的話，或許能得到美國的支援。但如今，卻是太早了。
第三，從冒險中開始的中日戰爭，一直讓相當部分的日本政治人物感到擔心，甚至天皇本人都擔心這種把戰爭冒然擴大化的行為，會遭到前所未有的失敗。事實證明，日本確實失敗了。然而，此時的日本，雖然失敗了，卻并沒有到舉國被反攻的地步。此時投降，不會損失太大。
第四，日本得到了新中國的暗示，認為如果能夠通過談判換回這數十萬日本精銳，那么，養傷一兩年后，避開中國這個本土大戶，他們可以選擇蘇俄的遠東，可以選擇南亞，他們有更多更好的選擇，而完全不必擔心對方擁有舉國來戰的實力。在中國，哪怕是占領中國人一個小鎮，對方也會大舉反攻。而如果是遠東，蘇俄首先需要從歐洲調動大軍前往遠東，長途跋涉的蘇俄紅軍，面對的卻是能夠就近作戰，舉國相斗的日本。他們是不是日本的對手？或者如同當年的對馬海戰、日俄戰爭一樣，再次慘敗于日本手下。面對南亞，如同荷蘭這樣小一些的殖民地宗主國，就算世界局勢沒有達到預期，但只要被日本找到借口，像美國人從西班牙人手中搶奪菲律賓一樣，也是完全有可能。而日本政治階層不是看不到如今一戰后日益緊張的局勢，一旦局勢適合，日本這樣貪婪和滅絕人性的國度，是絕對不會手軟，英國人和法國人的殖民地，都難逃毒手。
風險非常小，前景卻非常大。
第五，丟掉朝鮮的風險是完全可預見的。甚至，如果進入中日種族大決戰，愈發強大的中國完全可以借朝鮮作為跳板，跨過狹窄的日本海，進攻日本本土。
所以，張蜀生敢肯定，自己授意轉到日本國內的密函，得到了日本高層政治人物的認可，選擇和中國不計成本不計代價的為了面子打下去，還是在戰爭沒有進行到種族決戰的時候，先行暫停結束，這是不難選擇的一個問題。
只能看到失敗的戰爭，和保留實力，另外選擇更切實際的目標，從頭再來，作為政客，也不難選擇。
如果是歷史上的全面中日戰爭時期，張蜀生會毫不猶豫地下令將戰爭進行到底，甚至不打到東京誓不罷休，但如今這個處于一戰與二戰間的幾年，卻是最黃金期，中國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去做，遠不是決戰的時候。而日本人，也沒到傾家蕩產只為爭奪一個面子，爭奪一個必然會失敗，甚至會連朝鮮都一起丟掉的局面。
雙方都有更多的選擇，戰爭或許可以在下一個階段再開始，生死搏殺，現在卻不是時候。
“軍隊方面還是要做好兩手準備，海軍特混艦隊要注意提防日本人的偷襲，保持相當水平的海上威懾力。”張蜀生重點提醒道。
蔡鍔點頭說道，“空軍參謀部的計劃是，將我們唯一的T32中程轟炸機大隊全部調到上海。這種由C—32搬山中程運輸機進一步改裝的中程重型轟炸機，已經被正式命名為T—32.雷神。根據委員長的指示，一旦日本人不合作，或者在談判桌上反悔，我們將采取進一步的日本本土轟炸計劃，這一次的目標將是日本的其他沿海城市。”
C—32搬山型運輸機的航程有2600公里，而經過改裝后的T—32，不但載彈量保持了驚人的5噸，作戰半徑更是達到了1200公里。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數字，無論從航程、飛行速度、作戰半徑還是載重來看，這都是一種優秀的中程轟炸機。而且也將在相當長時間內，作為中國空軍的主力中程轟炸機。當然，目前也是唯一的中遠程轟炸機。
在津京戰役時，這種運輸機曾經緊急改裝過一次，在之后到建國這段時間內，第一航空研究院完成了進一步的改造任務，將這種運輸機改成實用型的中程轟炸機。畢竟，最初的設計就是考慮了改裝余地的，如同西方一些多用途機型設計一樣，中國也考慮了將它作為多種用途飛機的設計原型。
不過，在更大型的轟炸機問世前，T—32雷神轟炸機，它將承擔起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空軍轟炸任務。
作戰半徑1200公里，相對于上海到日本的距離，還綽綽有余，雖然不能攻擊東京，但卻能威脅相當數量的日本西南部沿海城市。而且，一旦中國的海上特混艦隊機動到位，同樣是可以對更東部的日本城市發動空襲的。
“大型轟炸機的研制還是要抓緊，前天我看特情部的報告，美國人的一種被命名為B—17的轟炸機項目已經立項了。它采用四發發動機設計，一些設計數據，基礎型號的載彈量達到了2.3噸，航程2300多公里。以美國人的整體科技和制造實力，只需要幾年時間，他們就能將這個數據提高幾倍。”
張蜀生很清楚，美國人在二戰的井噴力有多強，造出來的變態更是一抓一大把，不說4、50年代，他們那超級變態的B52超級空中堡壘轟炸機，也不說B—29這種變態的超大航程，9噸載重量的貨色，就是B—17這個在今年就立項的轟炸機項目，在幾年后將會成為載重8噸，航程3000公里的小變態。都將對新中國的未來構成嚴峻無比的威脅。
當時西南的空中運輸任務非常重，一種中程的大載重量運輸機是非常亟需的，這也是C—32誕生的原因。作為一種超前設計的四聯發動機，再經過現代化的強化結構設計，采用一些新式的輕合金材料，機身結構加強，中國才能提前美國幾年制造出這種實用型的中程運輸機。而由于優良的結構設計和承重設計，在經過針對性改良后，第一航空研究院，終于在C—32的基礎上改造出了成功的T—32雷神中程轟炸機。從載彈量和航程，航速來看，都是非常優秀的一款中程重型轟炸機，至少二戰前期完全足夠使用，不會落伍。
“國來，你也不要有什么心理負擔，談判是中央決定的結果，你只需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未來幾年將是我們中國高速發展的最黃金期，適當先放下已經難以攪動波瀾的日本，有利于整個民族復興。這一場中日戰爭是必須結束的，但不代表中日間的戰爭就結束了，當中國越強的時候，日本就會相對越弱。”
張蜀生對周國來提醒道，并不是說一竿子把日本人打的毫無翻身之地才行，如果要做到一拳打死日本，中國必須準備五十萬到一百萬左右的精銳部隊登陸日本，進行本土攻擊，才能徹底收拾日本人。這是張蜀生絕對不愿意的。
而且，日本的侵略本性還在，實力也還沒有被完全摧毀，一旦緩過勁來，面對中國，日本將會發現，即便只是越過邊境線，也將遭到中國重型集團軍的死亡反擊。而這種時候，擁有一定實力，卻又無法在強大的中國面前攪動波瀾的日本，將會徹底將目標轉向紅色蘇俄。
而中國真正的強大敵人，將會是蘇俄。
如果以最小的代價，從蘇俄身上獲得最大的利益，這是張蜀生需要考慮的。當然，出于種種考慮，他是絕對不介意利用一下日本人，拖住蘇俄人相當的力量。
試想，漫長無比的蘇俄國土，一旦遠東開戰，呈現東西方兩頭重的軍事局面，空虛的中部，將會遭到攔腰一刀。
至于南亞，張蜀生也特別喜歡看到英國人和法國人更早一些地被牽制住。
二戰必將是一個全球決戰的狀況，張蜀生不會去勸那個瘋子希特勒改動什么戰爭計劃，或者給他提供太大的科技幫助，這些都對新中國的崛起沒有任何幫助，反而會有害處。但他卻非常樂于局部減輕德國壓力，這樣一來，讓西方的偉大民族們多流一些血，讓新中國多賣一些軍火，多換取一些國際利益，將是一件很讓人開心的事情。
1933年12月5日，日本正式宣布，派遣以松岡洋右為政府全權代表的停戰談判團，奔赴上海，在上海外灘剛剛落成的萬國大酒店與中國談判團舉行停戰談判。中日和平談判，正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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