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仲為母復仇之事是來自史書記載的一個故事：東漢時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親）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毋丘長遂殺之為母報仇，然后逃往膠東。不過后繼的故事和書中不同：安丘縣吏追蹤到膠東抓住了毋丘長，時為膠東侯相的吳祐對他說：“你的母親見辱，這是人情所恥，但是真正的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你現在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毋丘長以械自系，說：“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到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嚙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這個故事在《后漢書·吳祐傳》里有記載。
吳祐之所以會這么做，與當時的風尚有關：“《春秋》之義，子不報仇，非子也”。
《春秋》講了很多復仇的故事。董仲舒說：“《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子不復仇非子也。”最有名的蘇不韋，復仇的對象是國家的財政部長，因此人防范森嚴，難以下手，就挖了此人父親的墳，斷其父之頭，卻得到了郭林宗的贊譽：“力唯匹夫，功隆千乘”。
因為母親受到侮辱而殺人的還有一個：陽球。“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家世大姓冠蓋。球能擊劍，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陽球是靈帝年間的名臣，當過司隸校尉，大殺宦官。
因這種風氣，社會上廣泛存在對復仇者的同情和支持，當時的官吏如果給復仇者減刑或者放走他們，會得到民間的稱贊。
如郅惲為友人董子張復仇。
董子張的父親被鄉人所害，后來董子張生病，快死了，郅惲去看他，董子張歔欷不能言，郅惲對他說：“我知道你這不是在哀傷你要死了，而是因為你的父親仇還沒報，你活的時候我不能幫你，你快死了，我幫你復仇。”說完就帶賓客去殺了董子張的仇人，取其頭來見董子張，董子張見而氣絕。郅惲時為縣門下掾，是個縣吏，去縣中自首。縣令有點遲疑，惲曰：“為友報仇，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縣令跣足追惲，沒追上，遂也去到獄中，拔出劍橫在脖上要挾郅惲說：“你不跟我出來，我就自殺。”惲得此乃出，因病去。
郅惲是東漢初年的名臣，曾因按照規定擋過因為出去射獵而晚歸的光武皇帝入城門，給皇太子教過書。
光武、明帝時的名臣鐘離意也對復仇的人開過恩，他在任瑕丘縣令時，縣人防廣為父報仇，系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鐘離意憐傷他，就叫他歸家，使得殯斂。丞掾皆爭，鐘離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防廣斂母訖，果還入獄。鐘離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
漢末名臣胡廣也放過復仇之人。汝南郡兵曹掾王子祐殺了陳公思的叔父，陳公思就殺了他，為叔父報仇，然后“還府歸死”，“時太守太傅胡廣以為公思追念叔父，仁勇奮發，手刃仇敵，自歸司敗，便原遣之”。
靈帝時的酒泉郡女子趙娥為父報仇，在光和二年於縣都亭前殺了仇人，然后去自首，當時滿城百姓去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為之悲喜慷慨嗟嘆也”，最后被縣尉“強載回家”，無罪釋放。不止如此，當時的涼州刺史、酒泉太守還“并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給她刻石立碑，以顯其家門戶。
當過平皋縣長的張歆也放過為父母復仇的人。“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召，因詣閣曰：‘欲自受其辭。’既入，解械，飲食，使發遣，遂棄官亡命”，后來“逢赦出”，“由是鄉里服其高義”。
桓、靈時的名士申屠蟠少年家貧，當過漆工，他郡中有一“緱氏女玉為父報仇，殺夫氏之黨”。“殺夫氏之黨”，不止殺了一個人。外黃縣令梁配打算殺了她。申屠蟠時年十五，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沒碰上好官兒還該給她“表旌廬墓”，何況碰上您這個好官兒呢？梁配覺得他說得對，就沒殺緱玉，“減死”。“鄉人稱美之”。
放走復仇者的不止有官吏，還有皇帝。“寧叔，字茂泰，廣漢人，與友人張昌共受業太學。昌為河南大豪呂條所殺，叔殺條，自拘河南獄。順帝義而赦之”。
最年輕的復仇者大概是綿竹少年左喬云，年十三殺了打傷他養父腿部的縣吏，“以銳刀殺吏”，接著大概是夏侯惇，年十四殺了侮辱他老師的人，“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人，由是以烈氣聞”。
《后漢書·逸人傳》里記載了一個人，名叫周黨，此人曾受鄉佐侮辱，后去京師求學，讀《春秋》，讀到齊襄公九世不忘復仇，知道了復仇之義，“聞復仇之義”，便“輟講而還”，回鄉去找那個鄉佐，約期決斗。兵刃相交，他卻打不過對方，反又被打傷。這個鄉佐被他的“義”感動，“服其義”，就用車拉著他，拉到自己家里給他養傷。周黨傷好后，“敕身修志，州里稱其高”。這就是“九世復仇，《春秋》之義”。
書中許仲見仇家有病而不殺之，也是化自漢書記載的一個故事：“趙憙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無子，憙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后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拒者。憙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他的仇人們后來病愈，“悉自縛詣憙，憙不與相見，后竟殺之。”趙憙是東漢名臣，后來當過平原太守，當過太尉，被封節鄉侯，章帝的時候又當過太傅，“建初五年，憙疾病，帝親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吊。時年八十四。謚曰正侯”。
再說一下兩漢時復仇風氣最烈的地方：
西漢時是一在關中，二在潁川、南陽、河內、洛陽，三在太原、上黨等地。
潁川等地在先秦時是韓、魏故地，戰國時這里的復仇風習就十分盛行，孟子還專門講過。西漢時不少為人復仇的俠者都是這里的人，如郭解、韓孺、劇孟、薛況。時人對這個地區重於報仇的民風是感受一致的，西漢中期的鄒陽說：“韓魏時奇節”，奇節就是指為人報仇之風。兩漢之際，寇恂也對劉秀說：“潁川剽輕”，復仇風盛，建議以精兵駐守。
東漢時，復仇風氣的地域有所變化，太原、上黨地區的復仇風習有所減弱，關中依舊保留了濃郁的復仇習俗，不過從文獻來看，是時內地復仇最烈的是潁川、南陽及鄰近一帶，見之於史的東漢復仇事例大都發生在這里。
越是戰亂，復仇越烈。曹植《精徵篇》：“壯年報父仇，身末垂功名”，《結客篇》：“結客少年揚，抱怨洛北芒”。結客，就是結交賓客。
最后說一下兩漢法律對復仇的定義和懲罰。
秦漢之際，復仇是被視為正義的。
西漢建立后，復仇是非法的。
新莽末至東漢建立，復仇是失控的。
光武帝到和帝九年，大約七十年間，對復仇的控制是松弛的。桓譚曾上書朝廷，力主嚴懲復仇者，但受到了光武帝的冷落，可能是光武帝受公羊學所倡導的復仇思想之影響。章帝建初五年制訂了《輕侮法》，明確規定從寬處置為父母報仇之人。這條法律一直延續了十七年，到永元九年。
和帝永元九年到東漢末，處於對復仇的嚴格控制期，廢除了《輕侮法》，為父母報仇也要受到嚴懲了。放走復仇之人的官吏也要受到懲罰，如前邊提到的張歆就棄官亡命了。在這個時期，雖對復仇的行為嚴格控制，但權勢之家在殺人后卻可避免法律的制裁，如夏侯惇、如陽球。
對兩漢的復仇之風，荀悅曾經做過一番論述：“或問復仇古義也。曰：‘仇，復仇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如之何’？曰：‘有縱有禁，有生有殺，斷之以法，是謂義法并立’。”荀悅認為既要靠法律來約束，也要通過避仇來防止復仇行為的滋長。
漢以后，有關復仇的法與倫理的關系仍有學者如韓愈進行探討，但他們都受到荀悅的啟發。
以上內容多引自《漢代社會風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