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天氣熱了，看著深邃的夜空，杏兒說道：“天街夜色涼如水，天上一定不熱吧。”
鄭朗一陣大笑，說：“若是在夜晚，天下肯定不熱，不但不熱，還很冷。”
“會有多冷？”
鄭朗又笑，在宋朝講這個講不清楚。
京城依然象以前那樣繁華，許多人出來納涼，有的店鋪索姓一夜開到亮，過了三更后，生意照舊興隆。但此時宋朝正處在巨大的危機當中。
多年的戰役，使全國百姓困苦，再加上這場突如其來的大旱，宋朝整個象坐在一座火山口。也平安無事，原因很簡單，君王仁愛賢明，大臣們雖然勾心斗角，有的人私心很重，還沒有發展到置百姓死活一點不顧的地步。整個龐大臃腫的機制依舊在緩慢運轉。
不過來到中書，鄭朗陸續接到一些邸報，心中也暗叫僥幸，事實比他想的還要嚴重，幸好戰爭中止，否則今年宋朝將會面臨無法想像的危機。
朝堂上還沒有感覺，王倫事件在相關的官員遮掩下，并沒有驚動朝堂，還以為與其他類似的情況一樣，僅是一群流匪。朝中大佬視線繼續盯著邊事上，先是歐陽修上書，朝廷派使與西賊和約，但臣聽到邊臣頻得北界文字，詢問西夏約和之事如何。若真是如此，事深可憂，臣以為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于北敵。
一語中半的，西夏是沒有能力催毀宋朝的，能催毀宋朝的是在北方，但歐陽修只說對了一半，不是開始墜落的契丹人，而是更兇悍的女真人與蒙古人。
理由更不對，與契丹和好四十年，朝廷一有事便來敲詐勒索，可見其國之心。這么好的便宜不撿，傻了不成？當真以和為貴啊，國與國之間可以用這個口號來迷惑對方，可若真心里面這樣想，這個國家快完蛋了。若是換成鄭朗在契丹，這一次會敲得更多。
因此要防北，可是北邊幾個大臣都是無能之輩，鎮定一路是張存，昔在延州就以不能主邊而罷去，定州王克基平庸輕巧，非將臣之材。要換得力的大將去北邊鎮守，要練兵，要選將，要備邊，不能等契丹人來了，到時候后悔就來不及。
防范之心是應當有的，可歐陽修一個勁的唱黑契丹，使得朝堂上草木皆兵，于是發生后來的事。
接著范仲淹與韓琦表現出高度的“默契”，不停的共同上書。先說不能罷同解乾耀一千八百貫公使錢，也就是出差費與招等費。這是禮制，一千八百貫，只能養兵士十八人，再省也不用省這個錢以廢禮。
大旱來臨，物價上漲，養一個士兵費用變成了一百貫，再備兵西夏、契丹，京城的禁軍更不敢裁……旨準。
接著再次聯手上書，西陲用兵，為數浩繁，可因為受陜西轉運使節制，緣邊四路多有不便，這個鄭朗在涇原路也能感覺到，唯有相互商議。韓琦與范仲淹身在西北，局中，為了避嫌一直不好說，直到來到京城，不用避嫌，才將這個陋習說出來。因此讓四路便宜行事，所有勾當（指謀事人），能大段回易得利息，可以根據制度獎勵，以便助軍費。
這是想辦法開源，不然國家經濟太緊張。于是趙禎再次旨準。
終于韓范二人開始真正進言，竅以天下郡邑，牧宰為重，得其人則致化，失其人則召亂……臣等欲乞圣慈特降詔書，委書、樞密院臣僚，各于朝臣中薦堪充舉主者三人，候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賜敕一道，令于通判內舉厲資已上一員充知州，知縣內舉成資已上一員充通判，薄尉中舉有出身三考以上、無出身四考一員充職官知縣，或于職官令錄中舉五考以上之人充京官知縣。仍于敕明言所薦之人若將來顯有善政，其舉主黨議賞，若贓污不理，苛刻害民，關與同罪。
為什么國家到這地步，正是大臣無能，所以大臣必須要保薦，要連坐，保的人好有功，保的人不好同樣有罪，環環相連，擔當起責任，這樣各個賢能便能從民間撥出。
有了慶歷新政“擇官長”的一些雛形。
但關健這個好壞怎么判斷？
對于范仲淹與韓琦也是一次時機，國家正醞釀著巨大的危機，趙禎心中焦急萬分，只要有好的策略，一概想試用，于是對輔臣說道：“自用兵以來，策試授官人猥多，而任事頗無善狀，今獻策及僚論薦，宜先委有司詳其可否以聞，其與試人宜加精核。”
這時，范仲淹與韓琦步子邁得還是很小，他們初次進入中樞，有的情況沒有摸清楚，也不敢說。為了減少百姓壓力，趙禎詔議欲松馳茶鹽禁，減商稅。范仲淹說道：“茶鹽，商稅之入，國用有余，當先寬賦役，然后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
國家錢還不夠用，這時候不能松動茶鹽與商稅，若有余錢，最主要的先減去百姓賦役。說得也有理，沒有錢怎么辦？但這時候范仲淹略過保守，乘此時，若改革，茶鹽之政有許多弊端能夠就此消除。不消除問題也不要緊，最大的危機還是各地的起義。終于王倫的消息傳到京城。
一起感到愕然，從沂州到高郵有多遠哪，沿途又駐扎多少軍隊、廂兵與捕快，怎么就讓他們逍遙自在了一千多里路？
歐陽修進言道：“近曰四方賊盜漸多，皆由國家素無御備，而官吏賞罰不行也。臣謂夷狄者皮膚之患，尚可治。盜賊者腥心之疾，深可憂。朝廷終未當處置……今沂州軍賊王倫，所過楚、泰等州，連騎揚旗，如履無人之境，而巡檢、縣尉反赴賊召，其衣甲、器械皆束手而歸之，假令王倫周游江海之上，南掠閩廣而斷大嶺，西入巴峽而窺兩蜀，殺官吏，據城邑，誰為悍御者？此可謂心腹之大憂。為今計者，先先峻法令，法令峻則人知所畏，自趨而擊賊。請自今，賊所經州縣奪衣甲，官吏并追官勒停，巡檢、縣尉仍除名，勒從軍自效，俟破賊曰則許敘之……”
這封奏折暴露了歐陽修的本質。
不是峻法的問題，關健是王倫為什么發動起義的？
歐陽修經過多年官宦生涯，真正完成從貧困子弟到士大夫的脫變，可他也忘記根本，主動站在權貴一邊。
不僅是王倫，還有，這才是鄭朗叫僥幸的地方。余靖又進言道：“朝廷所以威制天下者，執賞罰之柄也，今天下至大而官吏弛事，細民聚而為盜賊，不能禁止者，當賞罰不行……南京者，天子之別都也，賊入城斬關而出，解州、池州之賊不過十人，公然入城虜掠人戶，鄧州之賊不滿二十人，而數年不能獲。又清平軍賊入城作變，主者泣告，而軍使反閉門不肯出。所聞如此，而官吏皆未當重有責罰，賊盜衰息，何由而得？今京東賊大者五七十人，小者三二十人，桂陽監賊僅二百人，建昌軍賊四百余人，處處烽起，而巡檢縣尉未知處以何罪……”
為什么會這樣？
當真是用酷法就能解決的？
范仲淹又說，陜西禁軍廂軍近二十萬眾，防秋在近，必須養育訓練，以期成功，在乎豐以衣食，使壯其力，積以金帛，示以厚賞，牛酒以悅之，律罰以威之，雖二十萬眾，合為一心，有守必堅，有戰必強……這個錢從哪里來，糧納糧草并金銀錢帛，及萬緡與南監交鈔，二萬與上佐官，三萬者京官致仕，如應舉到省，與本科出身，除家便官。
沒有辦法，只好賣官湊錢。
鄭朗聽到賣官之策居然從范仲淹嘴中說出來，不由十分愕然，揉了揉太陽穴，說道：“陛下，臣以為只要主明臣賢，內患不必憂也，憂的還是外敵。雖有的時候年光不好，百姓被逼無奈，淪為盜賊，然我朝乃是最重內治之國，故這些盜賊必不深患。”
與歐陽修正好說反過來。
“西夏國力狹弱，不能顛覆我朝，但野心難改，眼下西夏據于契丹之逼，必與我朝約和，可以贏來短暫的幾年或者十幾年和平時光。約和，我朝必須用錢帛收買其心，再加上他們內部休生養息，十幾后必會又來侵犯我朝。又不知道會進行幾年戰爭，反反復復，雖是疥癬之痛，可這個疥癬太大太深了，戰爭持久，民不聊生，若再來一個大型災害，陛下仁愛，民雖苦多不怨，盜賊難以成勢。可陛下能保證后世子孫皆如陛下？內外交困，那時才是最傷最痛之時。至于歐陽修所說契丹之心，不可不防，也不可以夸張，嚴防而己，不必進行大規模的練軍與增兵，一是國家沒有錢帛維持，二是不能讓契丹人認為我朝有敵意。之所以詢問我朝與西夏人議和事宜，一是當初的約定，二是他們也想判斷三國的形勢與走向。契丹已經墮落矣，臣擔心的不是契丹，而是北方更野蠻的韃靼人與女真人，這些民族取代契丹，必將成為我朝最大的敵人。”
頓了頓說道：“桂陽監賊主要是走私私鹽的生猺，官府抓俘不服，發起的暴動。其余盜賊，有的是軍中之弊引起的，還有的是百姓，四年重壓，加上旱災，生活無法維持下去，才有膽大包天的歹徒為非作歹。可這些人難道不知道謀反必死？為什么要挺而走險，官逼民反也，一些官吏沒有做好，加是貧困，于是挺而走險。許元已去南方籌糧，不曰糧食就能抵達京師或者山東，陛下可以下旨，讓各州縣官寮開倉酌情放糧，賑濟百姓。范仲淹與韓琦、歐陽修議派按察使巡視各州縣官員，然臣倒以為暫且莫急，不如派幾良吏按察各州縣，監督官吏放糧，先安民心。民以食為天，不求讓他們吃飽，最少有一個半飽，老百姓就不會挺而走險，沒有饑民流民的加入，縱然有一些盜賊為患，遲早必被朝廷剿滅。陛下，治國者義為節，仁才為本。老百姓為了支持國家戰爭，苦了近四年，到了朝廷回報他們的時候。”
趙禎動容，說道：“準。”
鄭朗又說道：“數支賊寇，唯有王倫賊最強，讓臣帶一營悍遠軍前去南方，來回不出一月，便可將此盜賊剿滅。”
悍遠軍便是那些生女真騎兵，來到京城后一切為二，分成兩營，每營有兩百余將校。在未完全被京城生活[]墮落之前，他們依然還是宋朝最強大的軍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