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一行進京時，狄青已經準備撤軍，還沒有去世。
四人赴京，引起轟動，兩個學生一為知諫院，一為知制誥，也意味著鄭朗幾個學生漸漸全部走到前臺。
御史中丞王疇在二人剛到京城時，忽然上了一封奇怪的書奏，先說：比年中外臣僚，或因較量差遣，或因辯論身計，或因進以干譽，或因罪而覬免，肆為妄談，輒形奏章。其間求放歸田里者有之，乞別自營生者有之，歲未至而愿致仕者有之，茍辭祿而請歸農者有之，皆心語相違，情實交戾。請自今，有如向所陳者，并許彈奏施行。
這段話與劉敞說的，以及鄭朗私下說的，性質差不多。
想辭官得真心辭，故意以辭官求清名高名，何必，會養成一種虛偽風氣。
司馬光與王安石聽了驚訝萬分，不過他們不能作聲，自己也多次拒詔不受的。
接著話音一轉，說，又，有重才者國家不諱，然避嫌于京外，養廉名敗壞國家之名，亦交戾之事，請朝廷處之。
沒有指名道姓，但都知道說的是誰。
就是不知道他說的是好心，還是歹心。
趙禎看到這里，同樣也默然。
真相不是國家忌諱，也不是刻意避嫌京外，但怎好說出來。
最后道，國家開廣言路，任用臺諫官。比年士大夫乃有險徼之人，挾己憎愛，依其形勢，以造浮說，奔走臺諫之門，鼓扇風波之論，幸言者得以上達。推原其情，本非公正，止于陰借權力，取快私意。當言之人。率務舉職，既所傳耳目稍異，則豈敢遂無論列！萬有一愛憎不中之論，熒惑紊撓人主之聰明，豈不為聽斷之累哉！望曉厲士大夫，庶幾偷薄革心，以清朝路。又，臺諫有白事于朝而更以狀干臺司者。推原其情，蓋欲當任者為言而助之爾。臣以為事有曲直，法有輕重，朝廷以至公待天下，固不俟言者助之也。請自今，臣僚如以公事奏朝廷。不俟施行而輒申御史臺者，許彈奏以聞。
這一段說得很含蓄，但揭示了幾個嚴重問題，臺諫大臣多喜胡說八道，一些大臣媚交臺諫以求為援，鞏固自己權利。
鄭朗早說過類似的話。
趙禎看到后，下詔，臺諫為朕耳目之官，而事有不能周知。固將博問朝士大夫以廣聽察。乃有險诐之人，因緣憎嫉，依倚形勢，興造飛語以中傷善良，殆非忠厚之行也。中書門下其為朕申儆百工，務敦行實；循而弗改，當重黜焉。
不過未必有多大作用，風氣已經養成，現在矯正為晚了。
王疇卻是一個忠厚的長者。再加上司馬光乃是知諫院。因此在司馬光沒有進京之前。忽然從下面再次興起彈劾龐籍的風氣。
有的人倒不是與龐籍過不去。
擔任數年首相，好下去休息了。
是人總有一口氣的。
這么多年。特別這是兩年，替國家小心經營，還要與一些大臣斗智斗法，龐籍歲數又高了，漸漸力不從心，心中略動了一些氣，因此病倒。于是求致仕。
趙禎不準。
龐籍抱病上朝，在趙禎面前將自己的雞翹帽拿下來，道：“陛下，你看臣的頭發。”
趙禎無奈，準其旨，但讓龐籍留在京城養病，許其過問軍國大事。處置類似呂夷簡，有些臺臣想彈劾，不過隨著司馬光赴京，王疇不欲御史臺多事，一個個終于停了下來。
胡宿治河有功，遷為樞密副使，歐陽修遷為參知政事，張昇遷為樞密使，曾公亮遷為平章事，依然還是兩個首相，但是曾公亮位于韓琦班下。
司馬光初到京城，就被來了一個下馬威。
中書命司馬光詳定均稅。
這個均稅不僅是方田均稅法，兩者有很多不同，更不是均攤稅務，而是指土地肥瘠分等定稅。
但實際執行會非常麻煩。
連田與戶都隱去了，何謂田地好壞。
朝廷也要每年派官員下去盤查，這是鄭朗的建議，一年不要多，于縣開始，每年核算耕地的變化，然后派官員查那些耕地面積減少最多的兩三個州府。
不算是治理之策，僅是起阻止泛濫的作用，用之震懾。
可是官員下去查，有的官員嚴酷，有的官員松懈。還有州與州之間又有不同，例如京城附近諸州，陳州、蔡州、亳州等等，多是權貴人家。隱田名列全國最前面，連鄭朗都回避三尺，況且其他官員。
起到良好的阻止作用，可每年都會發生無數起糾紛。
司馬光接到這個任命后，面不更色。
這兩年除了水利，調解之外，余下的時間師生呆在一起，就是講國家的制度。
鄭朗在上面，在下面，最大的作用是替國家經營，制度卻沒有怎么碰。怕麻煩。并且反思范仲淹的話，凡事都要為政令簡潔上想。
政令只有簡潔了，才容易執行。
關于這個均稅，鄭朗與王安石、司馬光也講過，當然不是方田均稅法，而是以各色地等公平的征稅。
講得更復雜。
均稅靈感主要來自唐朝的均田制與兩稅制，均田制其實更早來自北魏，按照勞動力分配給廣大農民耕地，但每戶勞動力都有生老病死的，因此它在隨時變動，這個權利由國家來執行，所以有了永業田與口分田兩種田制。
但由于世家豪門把持著大多數耕地資源，自開國之初就執行不力，以至李世民與魏征有一段對話，一度想恢復遠古時的井田制，掣肘土地的兼并。到楊炎改革兩稅制時，則連均田二字都索性不提了。
宋朝開國之初土地仍然沒有多大壓力，相反，豪門世家湮滅在歷史長河里，釋放了土地空間，由是不阻止耕地兼并。這為后世謳歌，實際發展到后期因為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已經成為國家發展的掣肘，于是唐朝的均田兩稅全部翻了出來。
大臣論事喜歡用兩個字。故事，也就是故例。
史上司馬光未全部保守之前，與劉恕認為均田制是唐朝實際制度，司馬光甚至公開稱為均田法。這是才開始的司馬光，包括在王安石上臺之前，司馬光態度能算是激進派。
大多數士大夫則不認為唐朝田制乃是均田制，而是口分世業，天寶以后。口分世業因兼并壞之。其中有歐陽修，曾鞏，朱熹。朱熹認為唐朝不是均田制，僅是口分世業，均田法其次的辦法，近似于井田制。
鄭朗與司馬光交談時。司馬光還沒有自己的想法，但有了劉恕與歐陽修。
為什么要提他們，一個故事，兩種態度，有故事，那么在宋朝就能推廣，均攤田畝，反對兼并。若是唐朝沒有真正實行，這個均田沒有故事。缺少理論根據，就不能真正的平均分配給農民。
兩種結果相爭，又出現一種新的溫和說法，蘇氏兄弟的均稅，均田賦稅非是將耕地平均分配，再按照耕地面積征稅，而是按現有土地來納稅，不制止兼并，也不是將土地授受給農民。理論有元稹的《均田狀》。還有陸贄的奏文。說均田僅是為了均稅，田只是稅的基礎。授田就是保證稅收的來源，使國家有穩定的收入。柴榮也贊成陸贄的說法，詔書說普行均定，求適重輕。
其實這三個說法都是錯誤的。
唐初實施均田制，本義就是均攤田地，使百姓人人皆地可耕，國家有稅可征，地是基礎是核心，稅是地的產物。
但屈于不能得罪天下所有精英，實施了，僅是局部實施。一度府兵的強大，也與這個局部實施有著很大的關系。為國家，應主動地出臺各種政策，阻止這種兼并的蔓延，而非是鼓勵。
可強行實施均田，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兼并是內核，立國一久，兼并必然大肆泛濫，這也是唐朝局部均田制敗壞的原因，不僅是人口增加，一旦國家無多少無主之地分配后，不管人口是否增加，均田制全部成為一紙空文。國家所做的只能誘導。例如讓他們看到比田地更大的回報，道德上怦擊大肆隱田兼田或者高利貸。在唐朝實現不了，一是商業不發達，二是豪門勢力太強盛，連國家都敢藐視，但在宋朝卻可以勉強做到，盡管宋朝的官地比唐朝更少。不過終不是徹底的解決辦法，鄭朗也想不出來。
司馬光在議定均稅之前，將師徒之間的對話寫了一篇札子，遞到中書，名曰《齊州行知與君實論均稅札子》。
無論再腹黑，司馬光也不好意思搶鄭朗功勞的。
然后議定均稅。
鄭朗說政令務必要簡便，司馬光于是先從簡便著手，首先就是地，各種各樣的地，原來能有上百等耕地，于是按其收成，以及投入一一劃分，不問山地、水田，南地北地，河谷平原，坡地壟畝，只看收成與投入，劃為十等。
繁有繁的好處，簡有簡的弊端。繁更細瑣，可更明確。簡粗陋，會有爭議。不過繁只會增加更多的名目。簡雖有爭議，可易執行，并且給官員留下一定的操作空間，便于處理。便于處理就易于推廣。
不管黑貓白貓，捉住老鼠才是好貓，首先得捉住這只老鼠。
有了那么一絲功利性的想法，這也是鄭朗最希望看到的。
在這個基礎上，確立一些條約，比較溫和的條約。最后說國家立事，當先使賞罰分明，事無不成。若遇庸愚之人煩憂敗事者，一樣論處，則能吏解體，必無成功。伏望察其勤瘁，均稅官吏，隨其功過，量行懲勸，則后來無不盡力也。
這個庸愚之人煩憂敗事，大有深意，苛了不行，軟了也不行。
不過面對天下所有豪門大戶，司馬光與鄭朗一樣，有意回避了。
但司馬光又加了一句，務必以安靜有為為功。
這就是鄭朗調教的進步。
想做事怕有爭議是不可能的，可在有作為的基礎上，若使爭議減少，則為佳。
奏上，兩府立即草議執行。
然后司馬光再上三道札子，第一道札子直指趙禎。皇上你做得不錯，四十年夙夜求治。可是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嘆，是什么原因？
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獲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
陛下乃是三德沒有做好。雖仁，仁得偏軟。
但有幾個皇帝能做到司馬光所說的三德？當然。這篇札子上奏還有一些積極意義的。
第一個札子論君德，第二個札子論御臣之道。一是任官，朝廷以資敘職，不問賢愚，造成官員不作為。二是行賞，朝廷不能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求功，以巧文逃罪。又是一條時弊，趙禎晚年多用文學之士，或者名氣大的人，文章寫得好就能做好皇帝好官嗎？那么李煜何在？所以有了第三條，必罰，能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
寫最后一段，司馬光心中還憋著一口氣。
就算鄭朗犯了錯，替國家做了那么多事，這點錯誤也早免去。
從私人角度來看，大樹下好乘涼，自己是龐籍與鄭朗的人，龐籍老了，也病重了，多半回不了朝堂。鄭朗一直在朝堂外游離不定，對自己也不利。
三曰揀軍，精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今所選之兵，升其軍分，增其糧賜，是宜咸戴上恩，人人喜悅。可我聽到京城之內，被選之人，往往咨嗟悲怨，父子相泣。況于外方兵士，遠去鄉里，訣別親戚，其為愁苦，不言可知。
這就是對鄭朗那個札子的補充。
看似國家拿了許多錢帛來養兵，但京城居之不易，兵士仍然很苦。
實際鄭朗也說過，想要改變這一局面，不僅是減少京畿兵士，也可以選，必須選京畿困苦人家子弟，也不僅是從京西路安置兵士家屬，使之生活費用下降，家中有足夠的耕地可以安其心，還要學習陜西那樣做，精選一些精悍的鄉兵，一離家不遠，二是當地人，沒有遷徙之苦。
但與宋朝祖宗家法有違，鄭朗不敢說，司馬光同樣不敢說。
五個札子上過后，司馬光仍然嫌不夠，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赦。可是每年到夏天，皆有疏決，猾吏貪縱，大為奸利，悍民暴橫，侵侮善良。這個南郊大祭還有沒有作用了？最可怕的是有些奸人做下不法事，然后逃亡，反正三年時間一到，天下一赦，又能大咧咧回到鄉里，繼續為非作歹。因此南郊祭大赦制度要改，利民的的惠政保留下來，象這些罪犯卻不能赦，讓惡人戒懼。
又上第七奏，進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重微，五曰務實。
七札一上，轟動京城。
趙禎也沒有完全采納，但看著這些札子感到好笑，對身邊內侍說道：“三十年不鳴，一鳴則驚人。”
當初二小斗斗范諷有多牛，趙禎可是親眼所見。沒有想到二人這些年一直幾乎消失了，要么王安石在兩浙路做了一件高價買糧的事。
不過與少年時的青澀、鋒芒畢露，趙禎更喜歡這樣的司馬光。
司馬光的表現也更讓京城百姓滿意，這才象是那個相公調教的學生。
但司馬光也沒有想到接下來發生的一件事。
這一天剛下直回來，馬上就到制科考試了，家中來了一個客人。
先行遞了拜貼，上書七個大字，供備庫使高遵裕。
供備庫使不算什么高高在上的職務。
后面三個字才是真正尊貴的。
司馬光猶豫了好一會兒，最終半開中門將高遵裕放了進來。
僅是半開中門，若全開，那就是媚了。
其實司馬光心中很不喜高遵裕前來拜訪。
讓家中下人上來茶，相互施禮，高遵裕目視了一下邊上侍婢，司馬光讓婢女下去。高遵裕道：“君實，世子對鄭相公十分抑慕，他心中一直有一個夢想，想讓大世子拜于鄭相公門下學習。”
世子不用說指趙宗實，大世子則是指另外一個少年，趙頊，但這是不可能的，不立為世子，鄭朗也不可能與趙宗實一家交往，從私人感情來說，鄭朗更不會與他家交往，置趙禎于何地。
立為皇儲，趙頊十之八九乃是未來的皇儲，就請鄭朗教，那也是太傅或者少傅，乃是東宮之臣也。也不敢說拜之門下為學生。
但也別當真，這僅是釋放一種善意。
可這回司馬光真的想錯了，趙宗實未必有這個想法，高滔滔卻有這個想法。長子態度有些激進，讓她擔心。看到司馬光成長起來，于是隱隱有了這份想法。不過想實現，卻是很困難的。
司馬光只是呷茶，不說話。
高遵裕又道：“我昨天從韓相公家中出來，兩位相公乃是我大宋的棟梁之材啊。”
司馬光張于放下手中茶杯，高遵裕話說得不妥當，盡管也能稱為含蓄。但沒有摸清司馬光態度之前，萬萬不能這樣說的。
況且將韓琦與鄭朗相提并論，司馬光心中也不喜，高遵裕雖沒有威脅，多少卻讓人會產生那種誤會。
司馬光不悅之情一閃而逝。
龐籍下去了，老師在河工上，想要治河，還是中書相助，不能強爭這口氣。自己也爭不了。高遵裕也是說錯話了的，他意思是幫助世子吧，以后趙宗實一旦做皇帝，一個韓琦，一個鄭朗，必然重用。
眼下鄭朗是不一定非得將趙宗實當成一回事的，相反，趙宗實要求鄭朗，不然這個皇儲有可能是一場夢。但在未來，一朝君王一朝臣，鄭朗能否重用，就要看趙宗實了。
司馬光想通此節，怒氣下去，依然呷茶。
高遵裕城府哪里及得上司馬光，他看到司馬光無動于衷，有些急，心道，你又不是你的老師，有什么資格顯擺。
算是好的了，若是遇到王安石，早就將他轟出去。
于是他想到侄女說過一句話，若司馬光不露聲色，你拋出下面一段話，十之五六會成功。不知道原因，高滔滔也未必能判斷出鄭朗是否對司馬光說過此事。
若說了，鄭朗在高滔滔心中地位更高，乃是一個真正的誠實君子。若不說，鄭朗在她心中地位下降，那么此次試探與央請，反而是弄巧成拙。無奈，東宮這件事懸而未決，皇上有兒子一切歸零，沒有兒子也未必輪到丈夫，久不決，關系到國家將來帝位，對自己丈夫會產生諸多不利。拖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