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內情的人不多，經過種種手段，造成一種錯覺。一加五等于多少，六，若是問答題，肯定是六。但現在不是問答題，而是選擇題，一個是五，一個是一，一個是十，讓人選擇其中一個。也許各人心中有各自的答案，但毫無疑問，在無可選擇的情況下，不選的或者發出疑問的人不少，可會有少數人選五。
這是簡單的選擇題，若放在繁瑣的國政上，答案皆不會統一標準，選中間的人會更多。
官員冗，政令不暢，必須要動，原地踏步踏是不可能了，便是認為可能，也不敢說。少數人會堅持鄭朗原來的說法，同樣不大敢說。這是正大光明增加了冗官依據。
那如何做選擇，趙頊給了第三種答案。
許多大臣不知道內幕，紛紛附和。
反正再裁，這些大佬是不會動的，當然，也有許多人心中打起小算盤。
富弼遲疑，說道：“鄭公，要小心哪。”
隱隱地感到鄭朗下面會有更大的舉措，他心中有些擔心。
鄭朗看了富弼一眼。
不能說富弼是壞人，現在鄭朗也不會以好壞來論人，韓琦是壞人嗎？只是一個脫不了俗貪心權利的強人罷了。作為富弼的地位，富家的錢財，他的觀念必然會保守。
很耐心地說：“陛下，彥國，還有諸公，歐陽永叔在河工前說過一句話，人可勝天乎？我這里說，人不可勝天，至少現在絕對勝不了天。比如天若干旱，誰能讓它下雨，天要地震。日有食之。誰能讓大地不能地震。老天不日食，不下雨，不起刮風，一年少夏秋冬？陽極了陰便就到來。故老子說盛極必衰。但可以順應天道，將某一時間段停留，周朝立國八百年，唐立國三百年。我們宋朝若做得更好，能不能立國一千年？河工之舉，有許多人說人力勝天，居然使黃河改道。非也，漢時生產力遠不及我朝，都能使黃河改道，況且我們大宋？我所做的僅是倚據天道，地道，水道，做一些調節。而非是強行必天換地。對天，對地。對祖宗，對前代圣賢，對養我們的百姓，我們要感恩，要畏懼，要思考他們的想法，他們的長處，順時調節。百姓安居樂業，將士勇敢善戰，我朝由是安寧。特別是我朝之富裕，前所未見，因此祖宗家法，我們更要敬畏。”
“卿之言有理啊，”趙頊道。說趙家老祖宗好，當然開心了。
問題就在這里，明明是改制，卻口口聲聲掛著祖宗家法，再想一想王安石天不可畏，祖宗之法可以變，兩相會造成什么樣的后果？
想改革，要謙遜啊。當真那么容易的？
前世有一個很好的例子，蘇聯改革，解體，國家民不聊生，寡頭政治。相對而言，中國的責任承包制，讓下面去做，可以承包，可以公社，讓干部讓老百姓去比較，然后說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一部分人富了，僵化的思想一起轉活。國家轉型成功，還保證了穩定。這是何等的大智慧。
隨后制度在發展，這一部分人先富，不擇手段，帶來許多不公平，百姓拜金思想嚴重，貧富分化嚴重，等等，十幾年下來，未及時矯正，形成的弊病越來越大。當然說起來容易，身在局中想看出來何其之難。
但兩相高下，立即能判斷出來。不過沒有幾人認真去想過。
中國史上象這樣的例子，也不在少數。
例如秦以法家得天下，得了天下，卻不及時扭正，導致二世亡國。
宋朝更多，鄭朗接下來就說其中一條：“治理天下，人君乃是大腦，及是心，但需要眼耳口鼻手足去年去聽去聞去執行，這就要士大夫。祖宗深知能馬上得天下，卻不能馬上治天下。治天下還得要士大夫。于是定下祖宗法制，不殺士大夫，以優待之，使士大夫能盡心為國家效力。然而士大夫卻產生了誤會。天下的利益與權利是一塊整體，帝王、宗室外戚、權貴豪強與士大夫，還有國家的基石普通百姓。本來優待了士大夫與權貴，無論如何，他們家人生活遠比普通百姓富足。即便范文正父子德操天下無雙，然也比普通百姓生活要好。”
大家一起扭頭看著范純仁。
不得不承認，象范家兄弟那樣節樸，普通人根本做不到。就是如此，總比平民百姓要好吧。
“權貴與士大夫得了權利與利益的大頭，另一方便會削弱，君王與普通百姓。給士大夫權利與大量錢帛，能不能保證士大夫就絕對的忠心？不能，否則祖宗家法不會層層分權與架空。然百姓生活不下去，會如何？即便仁宗那樣愛民如子的君王，百姓活不下去，也會淪為盜賊！全國百姓都能安居樂業，國家才能穩定，趙氏宗室才能傳遞下去。然因為朝廷對士大夫的無比重視，所謂的祖宗家法，正在一點一滴向士大夫與權貴傾斜。包括官員數量與政策，斷斷不顧國家經濟是否能承受，普通百姓會有多少壓力。諸公，夫子修仁義禮儀圣智皆說中，做人也要說中，何謂中？人知足也。官員密布，是謙顧了自己子女，門生與家客，但這一點一滴的弊端積重難返之時，也就是我宋朝滅亡之日。諸公，為自己著想，也希望諸位不替陛下著想，也要為自己的子子孫孫著想。就是不為子孫著想，諸位請再想一想，為何我朝重文輕武？乃是安史之亂與藩鎮割據之禍也。因士大夫掣肘國家，若干年后，又如何看待儒家儒家與士大夫？請諸位恢復真正的祖宗家法吧。”
別當真，祖宗家法是考慮趙氏江山與天下百姓的，當真連皇位也不顧，必須將士大夫放在首位，趙匡兄弟傻啊。現在大家口口聲聲說的祖宗家法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祖宗家法。
包括這種冗官。
趙匡重視士大夫，但讓國家養兩三萬官員。十幾萬正式的小吏？
鄭朗說完。鄭重的一拱手。
富弼不能作聲。富家家產百萬緡。鄭朗說知足二字，富家有瓜田李下之嫌。
王安石道：“陛下，臣以為鄭公所言有理也。如今我朝有西夏契丹之逼，國內又有種種弊端。內困外弱，就象一輛車子艱難地行走在山道上，本山棘密布，岣石叢生。今車子又出現大毛病。若不停下來大修，不久車子便會崩壞矣。”
不是車子，而是整個國家會滅亡。
乍看起來不大可能，宋朝雖出現財政危機，只要君王有作為，將危機化解，國內矛盾還沒有尖銳到到處起義的地步。不過若不治理，繼續象這樣下去，不用多，十年虧空下來。國家必然瓦解。
曾公亮抬起眼睛道：“陛下，如何節制？”
節制是謂必然。自從趙頊下詔反思咸平之治，已經有許多大臣提到這個冗官的問題。民間議論聲更大。裁官必定要裁去一部分，但裁去多少，怎么裁？
趙頊說道：“這是王安石、呂惠卿與三司官員呈上的札子，諸位請看一看。”
太監將一份很厚的札子遞下去。
鄭朗初次來京時，趙頊曾經與鄭朗談過一些鄭朗未至京之前發生的事。
臺諫重組乃是鄭朗之意，但在鄭朗說此議之前，司馬光曾上書，聞陛下喜歡用內臣采訪外事以及群臣能否，臣以為不對，陛下有兩府兩省臺諫，外有提轉牧守，皆腹心之臣。只要選好人，各舉其職，則天下之事，陛下在九重，也知之。
趙頊未必聽太監多少話，這是司馬光委婉地進諫，讓趙頊多聽聽言臣的聲音。
八月京師地震，這在古代不是小事，趙頊召群臣進對，曾公亮答道：“天裂，陽不足，地震，陰有余。”趙頊問誰為陰。曾公亮說道：“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皆宜戒之。”回答得很含糊，他是老好人，不大愿意得罪人。吳奎就說了一句話：“但為小人黨盛耳。”
趙頊當時感到很不悅。奶奶的，你整兒成了賊喊捉賊。
永厚陵歸，開始第一步重組，頗有壓力的，趙頊聽從鄭朗建議，做得很小心，那時還沒有對五相下手。問司馬光：“朝廷每有除授，眾言輒紛紛，非朝廷美事。”
司馬光說道：“此乃朝廷美事，知人，帝堯難之，況陛下新即位，萬一用一奸邪，若臺諫循默不言，陛下從何知之？”
趙頊才問道心里話：“吳奎附宰相否？”
問鄭朗，鄭朗未答，看問問司馬光有沒有答案。司馬光同樣不客氣地說道：“不知。”
趙頊又問了第二句：“結宰相與結人主孰賢？”
“結宰相為奸邪，然希意迎合，觀人主趨向而順之者，亦奸邪。”
趙頊知道了，于是決意罷吳奎。
后來鄭朗赴京，趙頊才想到一件事，附人主不對，附宰相不對，那么附誰？陷入誤區，不是這樣選擇的，一加一就是二，非是零與五。鄭朗因此與他再次解釋，什么叫忠，什么叫媚，又將自己寫的忠恕拿出來，做進一步的詳解。沒辦法，趙頊歲數太小，人生閱歷又少，即便寫得淺顯，不具體地解釋，還是很難吃透它。
再次講了如何用人。
屏風后高滔滔就問了一句：“鄭公，呂惠卿當何？”
鄭朗侍講，受益最深的不是趙頊，歲數小，僅能吃透三四成，高滔滔卻能吃透六七成。每當鄭朗來侍講時，高滔滔就躲在簾后或屏風后聽講。趙頊啼笑皆非，也沒有反對，母親受益，最少自己遇到困難時，回到后宮有一個人商議。
鄭朗從容答道：“太后，呂惠卿才有余，德不足。類似夏竦與王欽若。”
不是壞話，實際鄭朗對王夏二人評價相當地高。又說道：“可重用，三司、參知政事皆可以授之，唯獨不能授之首相，即便聽其言，也要聽其事言，而非聽其言人。否則就不能用好此人。真宗用王欽若。或多或少有些失誤。仁宗如何用夏竦。陛下與太后就可以如何用好呂惠卿。”
他奏事時能聽，但針對人去的，多半不是好事，別當真。
高滔滔又問道：“何人當是首相才？”
相信鄭朗。若是韓琦在此，高滔滔萬萬不會問，俺就是首相，你問朝中有那些首相才是想做什么？
鄭朗也從容答道：“首相才。富公與曾公皆差了，但有，王安石，司馬光，呂大防，范純仁，呂公著，劉摯，吳充。可這幾人都有明顯的缺點，王安石過倔。司馬光過智，呂大防過于固執。范純仁過謙和，呂公著過于溫和，劉摯過于骨鯁，吳充才略低。這幾人皆需要打磨，才可以得以重用。”
高滔滔久久不能言，鄭朗所說的數人當中，吳充雖然其子娶了王安石之女，然與歐陽修走得近，劉摯現在還沒有正式發跡，乃是韓琦的門生。還有四人則是鄭朗的學生。
舉人不避親仇，乃古風，能做到的，僅是鄭朗勉強一人罷了。
許久后又問道：“卿有何短？”
“臣之短太多了，思慮過密，偏軟，對仕途略有些淡，還有那件事，終是臣一生最大的污垢。”
再次勾起趙頊的懷疑。
高滔滔問道：“晚輩中有何相才？”
兒子毛躁，國家又如此，現在不能將真相對兒子說，高滔滔又岔開話題。鄭朗如實答道：“臣初來中書，晚輩們不知也。”
這份札子就是鄭朗囑咐下，王安石與呂惠卿花無數精心寫出來的。
國家弊端很多，可冗官乃是重中之重。不僅是官，還有吏呢。因此根據司馬光那份札子重新考證，寫了一份報表。既然鄭朗想重組，也說了如何重組，根據這個重組后的部司進行員額約束。
沒有依據真宗時，一旦將兩萬五千名官員節成一萬人，會捅破天的。也不大可能依據真宗時的故事，首先因為分流，地方上官員就無法節制成八千人。再者就是新設的幾監，就是按照以前的規矩，也得派一百多名官員進入主持，但肯定不能象現在，數監增加了五百多名官員。
首先是京官，近四千名京城，在他們報表上變成一千六百人。再加上地方官員，計達一萬五千六百余名官員。若不考慮到鄭朗的分流，有可能讓他們節成一萬兩三千名官員，整去了一半。
僅是官，還有一個大頭，吏、衙前與役。
以前又有一種說法，叫役人，包括各個部門的小吏、衙役、耆戶長、弓手、渡夫等等。其中難以區分的便是保丁、鄉兵、土兵與弓箭手。鄭朗以前做了一些改制，正式性質的兵士為兵，歸三衙樞密調動，例如鄉兵，弓箭手、土兵、保丁乃是民兵性質，歸地方管轄，這個分劃注定以生產為主，訓練為輔。畢竟國家給的條件很有限，第一個免其賦租，第二個給少量武器與少量補貼。而這些人皆是家中的壯力，柱梁，若只顧訓練，一家人生活必定會出現危機。
韓琦的義勇也屬于這一個種性質，但失去原有的救濟性質，嚴重耽擱陜西農業生產。
這類，王安石與呂惠卿不去動。因為補助有限，邊區與一些貧困地區，至今還沒有實施免役法，而這些民兵主要就是集中在邊區。動也沒多大意思。
動的乃是后者，各個小吏，以及壯丁。
以前實施免役法，幾乎推廣到全國五分之四州縣，將各州各府劃為三等，第一等州府乃是富裕的州府，稍稍額外多交納一些免稅錢，第二等自給，第三等用富裕州府積余的錢帛補助。朝廷不沾這個利，讓它自我自給自足。這與王安石性質不同的，史上王安石免役法斂財得到一千零四百多萬緡，支出只有六百四十萬緡，積余四百萬。
統計方法也不對，史上包括弓手，僅拋除了鄉兵與保丁，近五十四萬人，裁減后只有四十三萬人。此次二人核計達到四十四萬人，但實際不止，沒有包括仍實行差役法地區與弓手，實際因為鄭朗推動，經濟發展，比史上增加了近四萬人。若包括邊區，以及鄭朗剛剛廢去的十六萬陜西義勇，數字更為龐大。
黑洞那么大，原因必然多多。不然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黑窟窿？
本來免役法是好事，但因為免役法破壞，皆雇差役，特別是那些薪酬較高的小吏，更使得這個黑窟窿增加。同樣，裁低下的壯丁容易，但裁小吏比較困難。可再困難，比裁官員要容易。
王呂二人帶著三司官員統計核對，用皇祐年間的人數與現在各州縣人數對比，此次一共裁去差吏達到十四萬多人。
若成功實現的話，無疑會替朝廷節約大量開支。
但轉了一圈子，許多大臣搖頭不語了，趙概說道：“介甫與吉甫心意雖好，若真這樣做下去，天下必然喧嘩不休。”
呂惠卿道：“咸平四年是裁去十九萬五千人，而此次僅裁減十五萬人，冗官吏遠比咸平高，國家危急遠比咸平重，人數卻比咸平少，為何不可？國家財政如此，難道默視嗎？趙公也有錯矣。”
趙概不語。
天下皆在洶洶，要求裁減官吏，自己能反對嗎？呂惠卿說得偏執，可治平數年自己呆在東府，說沒有錯也不大可能。主要就是這個財政危機，壓得大家抬不起頭，讓趙概不敢辨解。但真這樣裁下去，非得出大亂子不可。小子，別想立功心切，這個功沒那么好立的。于是將眼睛看著鄭朗，他不相信鄭朗會同意這個不明智的做法。
鄭朗微微一笑。
難得的一笑。
特別是那頭雪白的頭發，讓人感慨萬千。
鄭朗沒有那么自覺，冗官與冗政幾乎是姐妹產物，雖不同，想解決冗政，首先就得解決冗官。因此兩舉并行，是一裁減官吏，二是實際分流重組，明確分工，人才盡其用，政令也會變得暢通，各方浪費也隨之減少。隨后還有一系更的改革，但先要將裁官吏與重組執行下去。
最難的一關，誰碰誰死。也不是沒有辦法，用眼睛看著趙頊。
趙頊說道：“這里還有一份札子，大家再看一看。”
也就是鄭朗寫的札子，終極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