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住供精彩。
案子肯定很大了，但不能看表面現象。
第一它起源于資州，發生在瀘州，也就是后世的內江到宜賓一線，站在后人的角度，這一地區文明應當算是很發達的。但現在不是后世，而是在宋代，這里蠻漢雜居，管轄區也屬于梓州路，鄭朗所說的夔峽四路，其實是三路，成都府路不算，盡管成都西側也有大量羈縻地帶，不過情況是比較好的。四路而是指其他三路，利州路算一半，梓州路算一大半，夔州路是全部。資州就屬于梓州路，即便后世還能看到許多少數民族居住在這一地區。因此朝廷管理力度不是很嚴格，時常發生兇殺事件。
也就是說若它發生在中原或者東南，這件案子有可能登天了，但發生在梓州路地區，所有官員心中標尺要求會自動下降。
引起朝廷重視，還要感到李順與王小波，兩人起義原因就是因為中小茶商因朝廷專營，利益受到傷害，這才造反起義。起義壯大原因乃是王全斌入蜀后的殘忍殺戳，導致巴蜀百姓不服。
因此以后朝廷對巴蜀很是重視，幾乎每一個派向巴蜀益州知州幾乎都是朝廷的頭等良吏，甚至四川傳出儂智高將北侵時，朝廷不顧張方平正在理財，匆匆忙忙地將張方平調到四川。
若是沒有牽連到資州知州，盧家，頂多就是一件兇殺案罷了。
第二件事就是周姓茶商告發的用意。
這個又要從商稅說起。
新商稅推出之前，朝廷也有防御措施，朝廷以前明文規訂，有敢藏匿物貨為官司所捕獲，沒其三分之一，仍以其半與捕者或告人。只要捉到了。將其物貨三分之一沒收。給捕快與舉報人。做為獎勵。
實際情況執行得不好，天圣元年，杭州富陽民蔣澤等人舉報大商人沈贊偷稅，官府派人對其抓捕。將其販運的一百八十幾匹上等婺州羅沒納入官，支給賞錢。按理婺州羅一匹在兩貫多，也就是蔣澤等人可以賞錢兩百多貫。執行時不是如此，省司官員看過此案后。重新判決，婺州羅客（指沈贊）沿途偷稅，盡納入官，即無條件支告人賞錢，欲依條支給，數多不得過一百貫，從之。
為什么如此，朝廷同樣痛恨偷稅現象，若是無權無勢，執行力度會從嚴。不過朝廷憎恨舉報。認為有傷民風，因此一百貫乃是上限。僅是一百貫錢。誰愿意冒風險得到這些大賈。資州殺人滅口，江東兩浙多半不會，可得罪了這些有錢有勢的大賈，天知道以后他們怎么報復。由是商稅銳減，為了彌補商稅，天圣二年又做了新規訂，婚姻所用的聘禮物色匹帛，如在本州縣內，可以免納商稅，若到其他州縣，即依例收稅，所在不得出聘禮公驗。當然，執行的結果只是針對那些無權無勢的人。鄭朗迎取崔嫻，也未看到那一個官吏前來征什么稅務。
一個一百貫上限，舉報人漸漸消失，慶歷時最高將商稅斂到兩千三百萬貫，別當真，權貴利益受到的傷害很小，悲催的依然是中小商人，甚至小攤小販。
鄭朗改革商稅時，重新確立了舉報制度，奢侈品舉報驗實者，就此貨物實價罰款一百倍，那怕以前偷掉一千倍數量，也是一百倍，或者初犯，還是一百倍。以前不究，省得越理越亂，捉不到幸運，捉到了就倒霉。可奢侈品更容易偷稅，故起步價乃是一千緡。舉報人查驗得實后，能得錢一半之數，起步價是五百緡，不作上限，若是罰了一萬緡，就能得五千緡。
普通貨物偷稅同樣很嚴厲，不僅是罰沒，而是按照等級，同樣分為三等，分別罰兩倍、三倍、四倍之數，舉報人仍得一半。正是因為這個森嚴的罰沒制度與舉報制度，朝廷名義上的商稅減少，實際商稅卻在增加。從制度上來說，有效地保護了中小商人，但這一來，大商人會易被盯上，他們每次販運物貨數量非同小可，只要罰一次，舉報人就會得錢無數，新商稅法本身有許多積極意義，但就是這個舉報制度，引起很大的爭議與反對聲。
實際執行時，鄭朗并沒有催促，相反的，默契地示意，大家清查時稍稍收斂一點，以減少爭議聲。還有舉報的人，對象乃是無權勢的人，真正有身份地位的人，誰敢得罪啊。正是因為如此，新商稅法爭議聲漸漸平息了。罰沒的，沒有身份地位，想鬧事都不大可能。
周姓商人居然不顧盧家有人在朝堂擔任中等京官，居然敢舉報，普通人認為他是想錢想瘋了，但讓鄭朗看到一絲不同尋常的意味，那就是兩字，反抗！
這肯定是好情況。
不過鄭朗不敢說出來，剛剛說的一句話，非是為了鼓勵什么，那是找抽的。讓這種情況慢慢發展，就象格物學一樣，一個是朝廷，一個是鄭家莊，現在的鄭鎮，俺不想用格物學代替儒學，相反的，一直將儒學看得很重，兩處，讓它自由發展。
說出來的原因，還是為了錢，與王安石一樣，想到財政，鄭朗也快得錢魔了。
曾公亮凝眉，說道：“行知，朝廷已經嚴查了。”
“嚴查，那是那個船夫僥幸逃了出來，若沒有逃出來呢？”
趙頊問道：“行知是指何？”
“不是嚴查，臣看到許多問題，為了杜絕這一現象，陛下請下詔，各地官員不得對舉報商人進行包庇，若有，輕者降職三級，若是導致毆打乃至殺人現象者，免去所有官職，永不錄用。若是各路監察司官員包庇，無論輕重，一律免其所有職務，永不錄用。”
“是啊，僅是為了一些錢帛，居然出了五條人命，何等殘忍！準奏！”
“另請陛下準臣奏，臣本來準備退出三司之職，可商稅居然出了此等大案。臣懇求陛下讓臣再兼知三司使一年時間。”
“行知。我只怕一是有損名風。二是自此又多事矣，”曾公亮說道。
鄭朗兼三司使，大家先歡迎的，他不兼三司使。相反的，大家反而不放心了。曾公亮就怕下面又亂了，他這種想法也是大多數人的想法。前面一說完，后面一起附和。
“明仲。這就是所謂的民風？”鄭朗拿著案卷說道，又道：“前年推出新商稅法，防止避稅，設立嚴厲的罰沒制度，由是商稅增加，我也怕自此多事，故制度雖嚴，執行卻十分寬松。由是去年商稅名增實減，今年情況更惡劣。這使我想到祥符二年林特實施茶法，一度使茶法收錢從前年的七十三萬緡增至七百萬緡。由是實興利以除害，亦贍國而濟民。但隨后在官吏與豪強默契的聯手下，不斷地增加茶引，使林特茶法破壞，到了天禧二年僅短短數年時間，官商勾結，丁謂氣憤之下，上書說邊糴才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萬茶利盡歸商賈，到了天禧五年，朝廷實得茶利僅五萬緡，實際再拋除人力成本，已經嚴重虧本。商稅前年猛增，我示意執行務必寬平，去年名增實減，今年僅四個月，就減少近百萬緡收益，兩者何其相似？”
前四個月虧空近百萬緡，不能作常年數，可能全年會虧空兩百萬，可能會一百萬，但肯定一條，不可能與去年持平了。這個劇烈滑坡的速度，似乎是與真宗末年茶法相似。
但是不可能的，中小商人永遠是逃不過去，即便下滑，也不會滑出一千萬以下。然而鄭朗缺錢用啊，并且周姓茶商的做法，讓他隱隱看到一份可喜的一面，為什么不保護這個萌芽成長？
又說道：“明仲，至于爭執，非是我想爭執，然我示意地方官吏執行寬平，寬平了，可這些人卻立即對朝廷緊逼。讓我怎么謙讓？說爭執，我還是不想爭執，若不害怕爭執，有兩條，第一條不準士大夫與其家人行商。第二條，從源頭抓起，不僅販運避稅者懲罰，購買避稅貨物者也進行懲罰。還有多少人敢避稅？”
士大夫與家人不準行商，不公平現象會減少三分之一。從購買者入手進行罰沒制度，避稅的渠道也必將下降三分之一。
也是不可能的，若真做了，不要半年時間，不但鄭朗，就連兩府三司許多重臣，都會在洶涌澎湃的反對聲音中下臺。
“此事給我提了一個醒，下面官吏執法混亂，必須將貨物從生產到販運規范起來，這里是臣的一奏。”鄭朗遞出一個奏本。也就是作坊稅，這個稅務真的很亂，有的計入兩稅，有的計入商稅，有的計入作監的收入，從現在起，一律征稅，與改良型免稅法一樣，對大戶人家進行一些照顧。不說不公平，執行了就已經是最大限度的公平。凡是產值兩百緡雇傭兩名工人的作坊，開始征稅，這是對四五等戶的一稅保護，有的自家編織一些小東西，補貼家用，產值會超過兩百緡錢，但不在征稅行列。兩百緡到五百緡之間的一年征五緡錢稅務，五百緡到一千緡的征十緡錢稅務，一千緡錢到五千緡錢征收五十緡錢稅務，五千緡錢到一百緡錢征收一百緡錢稅務，以此類推，若是六十萬緡錢的產值，就要征收五千緡錢的稅務。
征過作坊稅后，不得再向作坊征收任何變相的稅務。還是一種理上的征稅，首先這個產值多少，如何盤查？
至于豪強，繼續意思意思罷了。
征稅對象仍然是那些無權無勢的作坊主，但有兩個積極意義，將稅務規范，不再交其他稅務，就沒有小吏利用苛捐雜稅來苛剝，國家收入不會減少，若執行良好，甚至稅務會增加，減少的是小吏們腰包。進一步有效保護中小產業主，使得原始的資本市場逐步茁壯成長。
其次就是規范本身，從生產到販運稅務規范起來，工商業稅務制度完善，將會產生無可擬代的意義，進一步促進資本市場形成。
鄭朗所做的，僅是制訂了一個寬松的框架，后來怎么發展，怎么完善，要看鄭朗在中書以后的成就。帶來的影響。對官場風氣改變多少。還有，他致仕后依然有影響力存在的，致仕后能活多少年，若是壽命短。僅六十歲，那只能出使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沾襟，包括鄭朗眼下所做的種種良性改革都會半途而廢。若是七十歲。那么比趙頊這個苦命的娃還能多活上兩年。
應當沒有這么苦，鄭朗教導他不要貪色，即便政務那么重，也沒有交多少政務給趙頊處理，鄭朗保姆式的服務，也讓趙頊省心不少。那么鄭朗將會產生無可擬代的影響。若有文彥博的壽命，能活到九十一歲，岳飛都五歲了。真要有這個壽命存在的話，中書再給宋朝帶來前所未有的大治，順便替宋朝將西夏解決。不是兩宋危機，宋朝在他的指導下。將會出現一個歷史上根本就不曾有過的怪胎。
眼下這個作坊稅僅是一個框架，就象他在趙禎朝所做的那些事一樣，看似的改良，實際的改革，若沒有在趙禎所打下的底子，如今無論他有多少金手指，只要不想苛民，經濟危機根本就沒有辦法解決。
大家看了這個所謂的作坊稅。
不算很重的稅務，所謂的產值就存在著許多貓膩，倒也不怎么反對，僅是擔心嚴厲執行舉報制所引發的后果。
詔書頒發。
有支持的，第一個乃是人命案的可惡，第二認為鄭朗迫于國家財政壓力，斂財之舉，雖開始還債，西北戰事又起，任誰挑著這個擔子，也會急的，當然，小吏們也不爭氣，若是意思意思，何苦牽連到大家？
然而反對聲音又掀起。
不是說不改革了嗎，怎么又來了？事實它非是改革，而是一次改良，其中的奧秘鄭朗僅對幾個學生與趙頊母子說了，商稅法條例比較寬松，包括新的作坊稅，若各種不好的現象發生，或者商稅嚴重下滑，緊一緊，馬上商稅就能增加，風氣能扭轉。若是商稅增加了，松一松，反對聲音也就弱了下去，壓力減輕。
自己請求在三司還呆一年，這一年必緊，然后自己離開三司，徐徐松壓。
高滔滔聽了啞然失笑。
她產生誤解，以為鄭朗懼怕功勞，功高了震主，主動往身上潑一些污水，以來避嫌，于是默然，實際鄭朗這樣做，根本就沒有想過避嫌。
而且財政狀況確實在轉好。
西夏今年風調雨順，宋朝同樣風調雨順，五谷豐登。隨著秋收來臨，前線戰事爆發，可是后方因財政寬松，卻在陸續償還欠負。先是陜西路輾轉到河北路，不僅三路承負著沉重的勞役與兵役，還關系到鄭朗年底的一個計劃，也就是給曾布那份策子上所寫的事。再到巴蜀，主要是成都府路，其他三路幾乎沒有欠負，敢征嗎？再到兩廣，欠負不多，并且是自發借給朝廷的。
鄭朗在兩廣與荊湖路樹立起一座豐碑，百姓立了許多生祠，鄭朗入主中書前兩年一直在借債過日子，消息傳到南方后，許多人主動借錢給朝廷。數量雖不多，心意頗佳，償還后，至少一半人將其利息捐給了慈善會，我只得本金，利息不要了，拿去做好事吧。但這卻讓鄭朗與崔嫻感到不喜。對一個大臣來說，聲望高過人主，不是好事情的。
接著又到了荊湖南種，年底又輾轉到京西路。名義上一半地區欠負償還，然而接下來才是大頭，第一是兩浙，其次是江南西路、淮南路、京東路、江南東路、荊湖北路。最多的兩浙欠負加上利息，以及透支，六七年下來，達到四千多萬緡。
反對聲音越來越多，有人又用鄭朗專權說事，鄭朗迫于無奈，再度提議，將文彥博調入西府，擔任樞密使。吳充不行，得在朝堂里樹立一個強敵。反正文彥博在洛陽，也沒事找事帶人反對，不如將他擱在眼皮底下。
鄭朗這些做派，讓高滔滔與趙頊皆有些哭笑不得。趙頊說道：“鄭公，勿得那么小心，若說起來，朕還是鄭公的學生。”
不過最終同意了鄭朗建議。
可下面舉報興起，一個個的處罰，反對聲音依然不能平息下去，相反的，越來越大。
就在這時，西北來了一場及時雨。
先是王韶改提舉蕃部兼營田市易。這是為開邊謀錢帛的。因此比鄭朗于渭州羅法更嚴密。于是與李師中發生爭執，原來王韶流蕩陜西的鐵哥們向寶也不同意，說道：“蕃部不可以酒食甘言結也，必須恩威并行。且蕃部可合而不可用。”
此人乃是鄭朗力薦的蕃子向進之子，善騎射，十四歲時就曾斬首兩人，郭邈山起義時。曾多搶金帛子女入山，向寶弓箭齊發，將其部擊退，使所得全部歸還。梁適曾夸獎其今飛將也。趙頊也曾贊其勇，可比薛仁貴，雖比不了薛仁貴，可算是西北勇將之一。
他少年時就眼觀鄭朗在渭州的種種做法，因此不贊成。你這個營田與市易非是鄭公的那種營田與市易，俺不同意。
朝廷聽聞后，趙頊對向寶也很喜歡的。便想用向寶兼提舉，以便輕重適度。王安石贊成王韶開邊，害怕沮王韶計劃，罷之，繼續用王韶提舉，并且又提撥了一個人，高遵裕同為提舉。高滔滔自然很高興了，這個小石子不錯，能想到哀家的伯父。高遵裕下去后，與王韶共穿一條褲子，排擠向寶。王安石又不喜李師中，進奏說：“師中前后論奏多侮慢，今于韶事又專務齟齷，陛下若欲保全，宜加訓飭，使知忌憚。當云：‘付卿一路，宜為朕調一將佐，使知朝廷威福。今用一王韶，於向寶有何虧損，遂欲怨望不肯盡命？若果如此，朝廷豈無刑戮以待之？卿為主帥，亦豈免責？韶所建立，卿皆與議，事之成敗，朝廷誅賞，必以卿為首，不專在韶。’”
李師中又奏，寶在邊無由得安，乞罷寶，專委韶及遵裕。
正好秦州托碩、隆博二族結仇，董裕以兵助托碩，導致一些蕃部感到不平，李師中復奏道，蕃部非寶不能制，臣已令將兵討托碩族，乞依舊留寶，仍敕韶等令協和。
曾公亮擬從其請，富弼說要責韶戒勵，王安石則說，韶等豈可但責戒勵，當究見情狀虛實、道理曲直行法。
三人奏呈，趙頊怪李師中奏前后反復，一會兒要罷向寶，一會兒要用向寶，于是同意王安石的建議，文彥博則說：“韶、遵裕得專奏事，不由主帥李師中，李師中反奉韶等乎？”
趙頊說道：“韶所措置事皆關白主帥。”
王安石說道：“若韶措置有害，師中自合論奏。師中素無忌憚，專侮慢朝廷，何至奉韶等？”
論吵架功夫，文彥博可不是王安石對手，文彥博華麗麗的敗退。
但將帥不和終不是辦法，趙頊想移郭逵代李師中，曾公亮說道：“延州不可缺人。”
西夏吃了悶虧，萬一如鄭朗所說的那樣大軍前來報復呢？
趙頊又想移蔡挺，王安石說道：“移挺不如移逵。”
文彥博說道：“王安石不知陜西事，延州乃重于秦州，逵不可移。”
王安石說道：“臣固不知陜西事，然今秦州蕃部旅拒，夏國又時小犯邊城，或遂相連結，則秦州事豈不甚重？且陜西諸路皆與夏國對境，茍一處有隙，夏國來窺，則來窺處即是緊切要人處。逵若不可移，盍使竇舜卿攝領？”
竇舜卿于懷德軍戰中，名義上是受王韶指揮，但一直官職在王韶班上，兩人合作算是很愉快，讓竇舜卿知秦州，應當沒有多大關系。而且確實前方吵得不可開交，王韶在與李師中吵架的時候，又于渭源上下連筑兩城，屯兵以脅武勝軍，沒有辦法，若沒有一點動作，將嘴皮子說破了，蕃部也未必肯降。李師中又出言反對。要么聽東的，要么聽西的，象這樣下去，秦鳳路會亂了套。鄭朗在邊上終于開口：“讓竇舜卿去也好，頗懂軍事，又久在西北，與蕃羌熟悉。再者，向寶乃是勇將，不用誠為可惜，不如將他調到涇原路，再從涇原路將德順軍蕃將曲軫調入秦州，以安秦州諸蕃之心。”
趙頊同意。
無論是竇舜卿，或者曲軫，都不會反對王韶的，這是最大限度給王韶空間。并且秦鳳路還有副總管楊文廣，都監張守約等勇將。其實若是郭成、苗授等大將成長起來，將才上宋朝已經很可觀了。
到了七月，梁乙埋以金湯被掠，增兵戍之。李復圭派大將李克忠與蕃將趙余慶率眾襲之，西夏這一回早有準備，伏兵于洛河川以待。宋軍進入埋伏圈，西夏兵出，將宋軍一切兩斷，突騎沖擊，官軍大敗，李克忠歸路被切斷，只好領著殘眾順著東面的山道逃亡，繞了一個月，才逃回慶州。
這次讓梁氏大怒了，正好風調雨順之年，于是梁氏悉發境內蕃從七十以下，十五以上者為兵，備百日糧，準備攻打沿邊五路，探子看到環慶防備最為松懈，分數兵入道，號三十萬，最少有二十五萬軍隊，向環慶發起進攻。
消息到了京城，這一回富弼終于明白鄭朗為什么說十五萬人馬不多了。名為十五萬人馬，三萬留在蕭關，只有十二萬人，這一回是二十幾萬兵馬，整多出兩倍之數。
與元昊相比，沒有最瘋狂，只有更瘋狂。至于這一戰過后，西夏百姓生活會變成什么樣子，也許梁氏根本就不會去想。
近三十萬軍隊漫山遍野蜂擁而來，大順城、柔遠寨、荔原堡、淮安鎮、東谷寨、西谷寨、業樂鎮等慶州前方諸寨全部被圍。幸好調到環慶路的副總管楊燧十分英勇，主動率軍抵達大順城前線大義寨，使夏兵不得東進。于是夏兵又攻大順城水寨，水寨搖搖欲墜，楊燧派前鋒高敏前去營救。向敏力戰通路，雖斬獲頗豐，可圍敵越多，至達慶州西四十里外的榆林時間，援兵不至，不能怪楊燧，到處吃緊，無兵可援了，西夏兵圍重，高敏中流矢犧牲，全軍幾百名將士一起覆沒。
梁乙埋又率主力攻打柔遠寨，守將林廣固守，戒士卒勿妄動。半夜時，梁乙埋讓兵士背著干柴于寨下放火，以亂宋軍，林廣屯守自若。梁乙埋計不得逞，第二天又大持攻城器械攻城，林廣隨方捍御，夜晚來臨時，林廣反過來又募死士夜出襲營，一度使西夏近十萬軍隊產生混亂。若非是寨中宋軍少，有可能這夜會讓西夏軍隊大敗。
柔遠寨難啃，梁乙埋又分攻荔原寨與淮安鎮，抓獲了守卒張吉，押到東谷寨下，讓其勸降東谷寨宋軍，詐稱淮安諸寨已破，宜速降。但沒有想到張吉來到寨下卻大喊道：“努力！諸寨無虞，賊糧盡就會不得不退，不能投降。”
梁乙埋大怒，將張吉殺死。又轉攻西谷寨、業樂鎮，屯軍榆林，出軍慶州。巡檢大姚姚兕率領城中少量宋軍頑強應戰，西夏軍隊連攻九天，魏慶宗、秦渤等大將先后犧牲，陜右大震。
不好的消息源源不斷傳入京城，非是開玩笑的，當初梁乙埋率領十二萬兵馬進入懷德軍，就已經讓宋朝君臣震恐萬分了，這一回卻是三十萬兵馬。一旦慶州破，陜西局面危矣。
幾乎所有重臣一起聚于都堂商議，鄭朗說道：“陛下，諸位臣工，莫要擔心。有兩策可以從容化解，第一策若是沒有意外，將會出現一個第三者，替我朝解決一場危機。若沒有，臣還有一策。”
“第三者？”趙頊狐疑地問道。
“董氈！”鄭朗說出這二字時，心中實際是五味雜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