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上海城還帶著一絲薄霧，海上的太陽也才露出一個禿頂，不過在上海城的街道上，卻已經是行人如織，上工的工人和談生意的商人來往不停，靠邊的吃食小攤更是賣力的吆喝，想要抓住這段黃金時間多拉攏幾個客人。
“全都給我老實點，再敢反抗者，斬！”
忽然間街道上一陣騷亂，路上的行人紛紛向兩邊躲，緊接著一隊吳王府的護衛從街上走來，而在這些護衛的身后，則是一排鼻青臉腫漢子，這些人大多面相兇惡，就算是被抓也是滿臉的不服，一看就知道平時都是些跋扈之徒。
看到這些被抓的漢子，路兩邊的行人全都露出興奮之色，甚至還有不少人高聲叫好，大呼吳王殿下英明等等。
行人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反應，主要是被抓之人都是上海城的潑皮無賴，這些人平日里欺男霸女無惡不作，好好一個上海被他們搞的是烏煙瘴氣，甚至有不少商人不堪他們的欺壓，不得不忍痛離開了上海。
可以說這些地痞流氓已經成為上海最大的社會問題，若是再放任下去的話，很可能會對上海城的發展造成巨大的影響。而之前李恪一心撲到對上海各種工程的建設方面，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社會問題，直到和李愔巧遇孫氏夫婦時，這才揭開了冰山一角。
當時面對酒樓中的上海百姓，李恪許下一個諾言。那就是還上海城一個朗朗晴空，再也不會發生潑皮勒索良民的事。不過這件事說起來容易。可真到要做的時候，卻是十分的麻煩，畢竟只靠抓一些潑皮是沒用的，最關鍵的是得有一整套的規章制度，否則今天抓了雄爺，明天指不定就又冒出一個狗爺來。
李愔雖然有英果之名，但若是真論起執政一方的經驗，卻實在不怎么樣。比如他身為蘇州刺史，卻一直呆在長安，蘇州一地的事全都交給別駕去做，自己根本沒管過事。相比之下，李愔雖然懶散，但至少將登州治理的井井有條，甚至還將一個并不起眼的登州發展成為僅次于長安和洛陽的大城。也正是因為如此，李恪才向李愔求救。
上海是李愔謀劃中的關鍵一環，所以無論李恪求不求他幫忙，這里的事他都要管一管，所以在回到李恪的吳王府后，兩人立刻將吳王府的謀士召集在一起。很快就拿出一個完整的改革方案。
上海城是座新城，城中的行政機構都是臨時搭建的，再加上這里又是華亭縣境內，李恪對華亭縣的那位謝縣令也有幾分印象，所以就讓謝縣令把縣衙遷到了上海。主管一方的民政，只不過這位謝縣令雖然是個人才。但卻也被李恪催著管理工程建設方面的事，對民政上分不開身，所以這才導致了上海城中潑皮橫行的局面，甚至連衙門里的公人也偶有不法之事發生。
雖然情有可原，不過治安畢竟是謝縣令的份內之事，所以這件事他也脫不了干系，結果被李恪訓斥了一頓，接著就讓謝縣令全力推行李愔搞來的改革方案。而謝縣令也存了戴罪立功的打算，所以從一開始就十分的配合。
改革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在城中搞出動靜來，而這個動靜就是發動人手查清了上海城各處的潑皮無賴，然后出去王府衛隊，將這些人一網打盡，無論這些潑皮無賴的身后有什么樣的背景，哪怕是和吳王府有關也不行，所以才出現了今天早上的情形。
對于李恪的這一舉動，城中百姓是無比支持，幾乎所有人都在高呼吳王英明，為城中解決了一大禍害。如此一來，李恪在城中的威望立刻如火箭般上升，對此李愔卻有些不滿，明明這件事他也有份，可惜除了孫氏夫婦等少數人外，其它人并不知道，結果好處全都讓李恪得了。
而在借助短時間暴漲起來的巨大聲望，李愔立刻打著李恪的名義，正式推出這次的改革方案，先是將城中所有的衙役全都朝廷整編考核，考核方面包括能力、品德、體力等各方面，凡是考核不合格者，全都予以辭退，甚至以前若有作奸犯科者，還會依法制罪。如此一來，城中的衙役雖然少了許多，但是風氣卻大為改善。
接下來再次由吳王府出面，招募了上千名良善之民為衙役，這些衙役與原來的衙役合并在一起，經過簡單的培訓之后，立刻開始在城中各地巡邏，而與此同時，李恪和李愔還將城中所有商戶召集在一起，經過數天的談判，終于敲定了收取‘治安費’的方案。
說起唐代的稅收，這可是個大問題，初唐時主要還是租庸調，以一夫一妻為單位，每丁每年向國家輸粟2石，為租；輸絹2丈、綿3兩（或布2丈4尺、麻3斤），為調；服役20日，稱正役，不役者每日納絹3尺（或布3.6尺），為庸。
租庸調這種稅收只要是個人都能看出問題來，因為這種稅根本不管你每年的收入多少，職業如何，全都按這個標準來說，而這對于朝廷來說，除非國家人口大量增加，否則每年的收入都不會有太大的起伏。
當然了，這種稅收制也有好的一面，比如在初唐這種人少地多的情況下，租庸調無疑是一種輕稅，使得民眾的負擔很輕，也增加了百姓開墾荒地的熱情。本來若是沒有李愔這個變數的話，這種收制度還能用上一百多年，直到中唐時期人口增加，很多百姓分不到土地，這才導致租庸調的崩潰，而兩稅制開始興起。
不過隨著李愔的到來，大唐的商業極其繁榮，民間的財富增長極快，若是只按照租庸調的方式收稅的話，那么政府的財政根本沒有增長。不過正所謂因勢而變，許多地方都出現了許多變種的商稅，比如貨物過路時通過關卡，就要繳納一定的費用，商戶想要自己的店鋪免除麻煩，也會給當地的官吏一定的錢財，這些錢財除了被這些官吏私分掉之外，也會上繳一部分到國庫，這也是一種變相的收稅，甚至在全國各地都已經成為一種潛規則。只可惜這種變相的收稅十分不正規，商戶上繳的多少全看當地官吏的心思。
而李恪和李愔在上海搞的這個治安費，其實就是將以前那種不正規的商稅變得正規起來，只要是上海的商戶，每月需要將自己收入的百分之三上繳，這就是治安費，而交過治費的商戶們則不必再向任何人繳納任何費用，每日都會有縣衙的衙役在街上巡邏，無論什么樣的事都可以向他們求助，若是這些衙役敢不管，那么商戶們可以直接向王府增設的投訴司投訴，只要一經查實，那么當事的衙役可就慘了，輕則挨板子，重則可能還會坐牢。
對于這個新增的治安費，上海的商戶們一開始也都有些疑慮，倒不是說嫌收的錢多，百分之三的收入相對以前每月被勒索的錢財，根本就不算多，甚至連一半都不到，所以這個治安費倒不多，只不過商戶們卻有些擔心，怕衙門把錢收走了，卻不辦實事，接下來他們該怎么交錢還得怎么交。
幸好之前王府護衛四處抓捕潑皮無賴，讓李愔在上海擁有了巨大的聲望，所以這些商戶們雖然疑慮，但對這位吳王殿下還是有些信心的，再加上李愔也已經出面憑著他在商界的巨大的聲望，總算是打消了不少人的疑慮，使得收取治安費的方案總算通過了。
而經過了對潑皮無賴的大肆抓捕，再加上新招收的衙役四處巡邏，每片區域都有固定的衙役在負責，使得上海城的治安風氣為之一清，少數漏網的潑皮們也不敢再勒索商戶，畢竟縣衙已經出了規定，只要發現敢于勒索商戶錢財者，一律抓起來做苦力，最短也要做滿一年，刑滿后若是發現再犯，那可就不是做苦力了，而是直接流放到臺灣的種植園里，先和那些奴隸做三年的苦工再說，而且做完后還不能回來，一輩子都得呆在臺灣。
治安費應該算是坐稅的一種，主要是對固定的商戶收取的稅收，至于另外一種過稅，李愔和李恪也做出了一些改革，上海是一座港口城市，過稅主要是港口上的稅收，其實這種稅收已經十分完善了，對各種不同的船只都有固定的稅收，所以兩人的改動不大。
另外隨著上海的發展，陸上周邊各處的貨物都向上海匯聚，所以陸上的過稅也變得越來越重要，李愔兩人主要就是對這種過稅進行改革。其實也很簡單，主要就是根據貨物的品種不同，收取不同的稅率，比如絲綢和糧食的稅率就完全不同，這種收稅的方式雖然在李愔看來十分簡單，但是在中國古代卻無疑是項巨大的改革，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中的過稅甚至是按貨物的體積來收稅的。
在將上海的這一系列改革推行下去后，李恪終于敢把蕭皇后、楊妃她們也接到了上海，畢竟在這座城市里，他已經傾注了太多的心血，做為一個晚輩，做出點成績自然想向長輩們炫耀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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