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楊逸在寶文閣里提出的無非兩點。一是立即把重心從打擊政敵轉移到推行新政上來；第二點，對舊黨區別對待，對司馬光此類罪魁禍首要嚴厲打擊，絕不手軟。而對范仁純、蘇軾之類有希望爭取、更值得爭取的舊黨大臣要盡量爭取，減少新政施行的阻力。
范仁純和蘇軾都是名望滿天下的人物，哪怕他們不全然認同新政，只要他們有限度的支持，也能帶動無數的守舊派倒戈，至少他們的抵觸情緒不會那么激烈了。
原來的歷史上，章惇他們在這一點上做得很失敗，他們確實是進行了無差別打擊，舊黨的頭頭腦腦幾乎全被貶謫至死，蘇軾沒死，也是到趙佶登基后，才得以從海南島回來。
或許他們不是不知道打擊、分化、拉攏這一系列手段，他們只是在仇恨中迷失了自己。
愛可以讓人瘋狂，恨也能讓人失去理智。
現在楊逸站在一個局外人的角度，提出了另一種方案，且有理有據，趙煦聽后立即心動了，連章惇也沉默不語，憑心而論，若是以新政為主旨，楊逸提出的這個方案無疑比全面打擊要好得多，對新政有利得多！
但顯然，要說服張商英他們不是件容易的事，楊逸說得再好，他們還是態度鮮明、強烈反對，或許在他們看來，現在的清算才只是一個開始，連本金都沒收回，更別提九年的利息了。
這些人的情緒必須要照顧，將心比心，若是換了自己受了九年的冤屈，一朝翻身時，想立即忘記所受的苦楚和冤屈也是不可能的，畢竟人生沒有多少個九年，而他們傾注了全部心血的新政、被無情的毀掉更是讓人心痛，楊逸也沒打算一次說服他們，飯要一口一口的吃！
其實楊逸明白，理智上張商英他們已經認同了他的策略，只是感情上一時無法接受而已，否則他們現在對自己的態度就不只是激烈反對，必定是無比仇視，斥之為叛徒了！
楊逸看到了這一點，沒有一味的和他們爭辯，趙煦也看到了這一點，雖然心動但沒有立即行動，一切需要時間來調和！
對舊黨是否區別對待這事一時爭持不下，但在盡快恢復新政這一點上，大家倒沒什么異議，因為新政就是新黨的旗幟，旗幟不樹起來，大家就等于失去了方向和大義。
第二天，由翰林大學士曾布上書，請復免行錢、保甲法，罷十科舉士法，令進士專習經義，解除王氏字說禁令。
趙煦用寶，令行天下。
復新法早在天下人的意料之中，這不奇怪，但令人疑惑的是，作為王安石變法中最核心的免役法和青苗法卻不見動靜。
寶文閣里，包括楊逸這個新鮮出爐的‘奸臣’在內，一眾‘大奸臣’已經連續進行了十天會議，而趙煦這個‘昏君’不顧病體未愈，每天幾個時辰的會議總是堅持到最后，就連蔡卞也暫時放下神宗實錄的編撰工作，加入到這次重要的議題中來，蘇頌是唯一一個不屬于新黨而有幸參加寶文閣會議的大臣。
楊逸這些天成了絕對的主角，因為議題正是他提出的統一賦役，將賦役歸于地，計畝征收，把力役改為雇役，由官府統一從稅賦中抽銀雇人代役，限制苛擾，使賦稅趨于穩定。
這是他在科舉考試時的策論，有感于趙煦與章惇、張商英等人的強悍，楊逸再次拋出了‘官紳一體納糧’的補充議案。可以說，這六個字才是核心，才是解決土地越來越集中，朝廷稅賦越來越少的有效辦法。
這一條推出，必將引來天下官紳的強力反對，要想施行下去，必須得有一個性格堅韌的皇帝、行事彪悍的首相，還有一群為新政鍥而不舍的大臣，這樣才有可能將政令始終如一的貫徹下去。
換了神宗皇帝與王安石來，絕對不行，神宗性格還不夠果決，他的猶豫導致了王安石幾起幾落；王安石則不夠彪悍，他對政敵過于溫和，使得反對者得以保存，反對的力量過于強大。
而趙煦、章惇、李清臣、張商英等人恰恰符合了這些條件，可以說這些政策就是為這個君臣組合量身打造的。
趙煦多年來被壓抑、被忽視，使得性格上堅韌甚至說是偏激的因子深入骨髓，他信任一個人可以信任到死，恨一個人也可以恨到死，原來的歷史已經證明，他絕不原諒、絕不寬恕、也絕不妥協，無論對內或對外，始終如一。
而章惇就是一把絕世神兵，他的堅毅勝于趙煦，他的忠誠從一而終，只要他認準了的事，雖千萬人，必砍開一條血路，眼里的世界黑白分明，對反對者從不會手軟。
李清臣，為了新政，不計個人榮辱，明知事不可為，仍毅然站出來獨戰千軍，堅守自己認同的理念，任你十年貶謫心志不移。
張商英，別的不論，敢于站到趙煦面前讓他干掉他奶奶，光這一點就知道他有多彪悍。
蔡京，不管后世如何評論他，但有一點卻是不爭的事實，直到死，他還在堅持施行新政，趙佶登基，崇寧元年（1102）到崇寧五年，蔡京為相推行新政，把大宋搞得風生水起，重刊興化府志稱這段時期‘時承平既久，帑庾盈溢’，可惜崇寧五年‘彗出西方，其長竟天’，躊躇滿志的蔡京被一顆突如其來彗星打敗了！
即便這個組合強悍如斯，楊逸勢出官紳一體納糧的議案仍讓這些人凝重無比，真施行下去，這不是在和幾個舊黨在扳手腕，這是在和全天下的士紳作對。寶文閣了，每天都在論證著這條關乎大宋命運的政策的可行性，有沒有什么改良措施。
蘇頌持保留意見，他認為法是好法，但施行的可能性不大，楊逸則很少說話，他已經畫出了一個框架，官紳一體納糧對朝廷的好處也不用贅述，能不能施行？怎么施行？就看在坐的這些人能否下定決心了。
就在討論進行到關鍵時刻，趙煦突然詔范純仁入京，寶文閣里，突然多了一位舊黨大臣，讓人感覺非常突兀，聽完議案后，范純仁怔住了，目光落在楊逸身上沉默了許久才說道：“陛下，太祖有言，與士大夫共天下，此政有違祖制，必將引來天下士紳極力反對，陛下若執意施行，很可以引發種種變亂，望陛下三思！”
范純仁起身叩首，他并沒立即高聲駁斥，而是言詞懇切的規勸，趙煦沉聲問道：“范卿認為，對朝廷而言，對天下百姓而言，此法可是好法？”
范純仁答道：“陛下，若不能施行，法便談不上好壞！”
“先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范卿，朕在想，若是你父親范文正公在世，以他那種天下楷模的胸襟，會不會反對這條有利于朝廷，有利于百姓的法令。”
趙煦提起范仲淹，言詞中并多有盛贊，這些話就象一顆巨石投入范純仁的心湖，使他不禁含淚跪倒，哽咽難語！
范仲淹的一生，品格高尚，憂國憂民，而且一直在嘗試著革新弊政，可以說他內心也是認為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人，而范純仁現在不論政策的好壞，卻以祖制不可違應對，從這一點上來說，他是違背了他那位品格高尚的父親了。
“朕知道，你們會說朕是與士大夫共天下，不是與普通百姓共天下，然而現在土地正在不斷地向士大夫手里集中，大量普通百姓流離失所，朝廷稅賦枯竭難以為繼卻是不爭之事實；
若是他們對我大宋還有點忠義之心，就應該明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卿的先父是個品格高尚的人，是我大宋第一個嘗試革除弊政的人，他并沒有墨守陳規，卿難道忘了自己父親所做的一切了嗎？
誠如卿所言，這條法令一出，必將引來士紳們的極力反對，但為了大宋，為了天下百姓，雖千萬人，吾往矣！卿呢？”
不得不說，趙煦游說范純仁的策略非常高明，楊逸看到，已六十多歲的范純仁此刻淚流不止，一下接著一下的叩首，再也說不出一句反對的話。
趙煦一錘定音，剩下要討論的就是怎么施行的問題了，楊逸做了甩手掌柜，章惇可不行，他是所有政策的總執行人，各方面必須考慮全面，按照楊逸的策略，是將役和賦統一，歸于田畝。
章惇與戶部尚書蔡京勾通之后，卻提出了不同的意見：“陛下，如今國庫用度緊張，臣建議暫時保留差役法，如此一來，把役錢的征收面攤開一點，也可以減輕一些阻力。”
當初王安石施行的差役法，不但有利于民生發展，而且朝廷還從中賺到不少銀子，差役法的役錢是按人頭收取，實際上在雇用役夫擔任勞役時用不了這么多錢，盈余的部分有時達到兩三百萬貫，比青苗錢賺得還多；
一但將役錢也統一到稅賦中去，計畝征收，那些無地的百姓就再不用承擔任何賦役，役錢的征收面也就小了很多，章惇提出保留獨立的差役法，就是舍不得這些錢，被高滔滔折騰了九年，大宋窮啊！
楊逸想了想，也覺得有必要保留，給百姓好處有時也不能一次給完了，他們本來期望的只是一瓢水，你一次給他一面湖，遠遠超過了他們的期望值，但人心不足蛇吞象，等他們不滿足于一面湖時，你就得給他們一片海，直到最后你給不起；這些話說來很難聽，但這種現象卻確實存在。于是，楊逸第一個站出來附和了章惇。
紹圣元年七月，趙煦再次頒旨，復差役法，行紹圣新稅法。
紹圣新稅法一出，天下振動，有人喜歡有人憂，有人反對有人支持，支持的是普通的老百姓，反對的是那些品官士紳，各種聲浪一波波回響著；
新稅法計畝征收，不管你是品官士紳之家，還是普通老百姓，有地就征稅，無地可免，稅率比原來的兩稅制略高，但這是把原來大部分雜稅統一進來后的結果，細算起來，百姓每年要納的稅錢反而比原來少了三成，依舊分夏秋兩季征收。
同時頒下來的還有一道旨意：遷范純仁為河南知府，蘇軾為湖州知州。
兩人升遷的差遣雖然只是知府和知州，但在舊黨被一一貶謫的大潮下，此二人能逆潮回流，從流放犯成為一地主官，這同樣非常引人注目，朝野紛紛猜測，這是不是新黨釋放出來的一個和解信號，這倒起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作用，把反對新政的聲音分化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