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一十六章雪中送炭的奧匈國王

“不錯，可是，似乎上帝還是非常眷顧他的”

“哦？”

“第三共和國成立后，法國政局一直動蕩不寧。80年代上半期，費理內閣當政期間，法德關系還有過一段‘殖民協約’的好時光。但是阿爾薩斯、洛林問題始終是兩國關系中難以彌合的創口。1885年費理所謂的殖民內閣倒臺，標志著法國復仇主義勢力的抬頭。以著名詩人戴魯萊德為首的民族主義團體愛國者聯盟到1886年7月成員已逾十萬，成為法國政治和社會生活中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布郎熱進入夏爾費雷西內閣任陸軍部長后，一時成為法國復興、收復失地、對德復仇的象征，而1886年秋季起法德關系趨于惡化.......”

阿方索當然知道這幾個歐洲大國之間的恩怨情仇史了，甚至比起弗蘭茨約瑟夫一世知道的更加的清晰剔透。

其實，俾斯麥絕對并不懼怕法國的實力，哪怕是一個帶有著復仇主義的法國。他的目光始終是注視著東方。他擔心的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兩場危機幾乎同時發生。一旦德國卷入奧俄巴爾干沖突，很難指望法國會袖手旁觀。那時德國就必須正視兩線作戰的冷酷現實了。

1886年夏，戴魯萊德訪問俄國，鼓吹法俄結盟。6月，卡托科夫在《莫斯科新聞》上撰文，批評外相吉爾斯的歐洲政策，呼吁從根本上改變俄國的外交路線。他指出俄國將抽象的君主團結原則置于自身的國家利益之上，是犯了歷史性錯誤。俄國必須擺脫束縛，在外交上恢復行動自由。時稱‘卡托科夫的攻擊‘。

在當時的情況下，法俄政體懸殊，戰略利益和戰略重點存在嚴重分歧，兩國并沒有立即結盟的可能。法國不會以犧牲自身在近東地區的長遠利益，來支持俄國當下的巴爾干政策。俄國更不可能幫助法國收復阿爾薩斯和洛林，而冒破壞現狀并與德國交惡的風險。但是如果壓力和受挫感過強，法俄為了擺脫困境，就有可能形成利益的契合點。

誰也不能保證兩國最終不會走到一起。1887年1月，俄國特使舒瓦洛夫為彌合分歧，修補俄德關系訪德后，來自俄國方面的沉默進一步證實了俾斯麥對俄國可能改變政策的猜疑。俾斯麥調整策略，決心利用德國現有的外交資源和法國的事態發展，為重新組織德國的外交陣容尋求契機。保加利亞危機發生后，英德間展開了激烈的外交角逐。兩國都不愿率先出面干預而結怨俄國，同時又都需要避免在未來歐洲的外交競技場上陷于孤立。

若能造成對方與俄國的相互制衡之勢，本國外交將獲得空前的主動權。英國首相索爾茲伯里對俾斯麥的意圖深感疑慮，擔心英俄一旦為巴爾干問題發生對抗、沖突，而深陷于巴爾干事務，俾斯麥將趁機擊破法國。而英國的策略是催促奧匈充當巴爾干的反俄先鋒，以使對奧匈承擔同盟義務的德國無路可遁。俾斯麥則大肆渲染德法邊境的緊張局勢，制造戰爭迫在眉睫的輿論，恫嚇法國政府，擴軍備戰不要過分，與德國為敵不會有好結果。同時借此向英奧和俄國表明德國必須全力應付法德危機，無暇東顧，巴爾干危機只能靠那些在該地區有切身利益的國家自己去解決。

1882年締結的德奧意三國同盟，1887年5月即將期滿，締約方對同盟的興趣都不大。但隨著法德危機和保加利亞危機同時發生，意大利在俾斯麥心目中的重要性明顯上升。俾斯麥利用1887年2月同盟續約的機會，以支持意大利北非擴張政策為代價，加強了三國同盟內部的團結，阻止了敵對國家對意大利的拉攏，同時為奧匈對付俄國爭取到了安全穩固的后方。

更意味深長的是，這就為以意大利為橋梁，建立同意大利在殖民地問題上有共同利益，并保持密切合作的英國與三國同盟國家的聯系創造了條件。

當時，英法間由于1882年英國單方面占領埃及后形成的埃及問題，存在尖銳矛盾。布郎熱運動的沙文主義鼓噪也同樣針對英國。英國若能在埃及問題上爭取到三國同盟國家的支持，將大大加強其與法國談判時的地位。如果能促使英國在巴爾干采取一項堅定的維護現狀的政策，并在近東地區調動起足以遏制法俄的力量，奧匈的安全就有了保障，德國也就能夠避免直接卷入近東事務而與俄國發生沖撞。

為了向英國施壓，俾斯麥表示：德國在大陸上看住法國，英意就獲得了行動自由，英意在北非聯合遏制法國，并與奧匈合作在近東共同對付俄國，歐洲的均勢及和平就可能保住。但是如果英國不參加歐洲政治，勢必陷于孤立，而德國也就沒有理由要去反對法國在北非和俄國在近東的擴張原望。在俾斯麥的策動下，1887年2月，英意互換照會，3月奧匈也以照會形式加入，三國訂立了《第一次地中海協定》，承諾共同維護地中海現狀。

地中海聯合結成后，法國政府進一步認識到與俄國結盟政策的非現實性和危險性。法國的結盟愿望越迫切，俄國的要價也就越高，一旦不能滿足俄國的要求，反而會招致無謂的怨恨。更有甚者，還會誘發德國發動‘預防性’戰爭。如果法國支持俄國的保加利亞政策，就需要承受與所有歐洲國家對抗的后果。法國政府必須主動緩和法德關系，以免跌入俾斯麥設下的外交陷阱。5月，法國政府解除了布郎熱的職務，法德危機趨于緩解。

德國地處中歐，一面臨海，三面被圍。積極有效的東方政策是德國外交的基石。如果德俄長期對立，德國外交就是一盤死棋。反之，德國就可以在東西方之間操縱自如，進退有余。在俾斯麥眼里，孤立法國與聯合俄國，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保加利亞危機發生后，俾斯麥一方面鼓動俄國在巴爾干推行前進政策，一方面以此來動員抵制俄國擴張的地中海聯合。同時向深感孤立的俄國證明德國友誼的可貴。俄國外相吉爾斯認為，無論是保障俄國黑海地區的安全還是解決保加利亞問題，俄國都需要保留俄德奧三皇同盟，至少要維持與德國的友好合作。在目前，法俄結盟對俄國不利，法國也不可能同俄國結盟。俄國如果失去了德國，將意味著徹底孤立。至于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的態度，正如德國駐圣彼得堡大使施魏尼茨當時指出的那樣：‘沙皇從外交政策的需要考慮，必須保持與德國的聯合，從順應民意和國內穩定考慮，他又必須在公開場合表現出對德國的憎惡。’

卡托科夫3月發表的社論深深刺痛了沙皇，置沙皇于非常尷尬的境地，文章披露了三皇同盟這個秘密，并予以猛烈抨擊。這就迫使沙皇要么放棄與德國的聯合，要么公開表態支持三皇同盟，而這正是沙皇要竭力避免的結局。沙皇在震怒之余對卡托科夫提出懲戒。卡托科夫影響的縮減，反襯出吉爾斯地位的鞏固。

鑒于沙皇斷然拒絕續訂與奧匈的條約，5月，俄德在柏林重開談判，準備以俄德雙邊協定取代原先的三皇同盟。在討論中立條款時，俾斯麥試圖通過全面支持俄國的近東政策誘使俄國同意，在俄奧沖突的情況下，德國有條件的中立。為此俾斯麥向俄國談判代表宣讀了1879年德奧同盟條約文本，以期表明德國無意承擔與德奧同盟條約內容相悖的義務。

1887年6月18日，俄德在對中立條款涉及法奧遭締約方進攻時情形均作了保留的條件下，簽訂新約,即《再保險條約》。在俾斯麥看來，條約雖然未能確保在俄德沖突的情況下俄國無條件的中立，鑒于法德兩國對于1871年以來現狀的不同態度，法國需要的同盟，必須是進攻性的，《再保險條約》至少排除了這種可能。而法國若不能在事先爭取到俄國的支持，也就不可能獨自挑戰德國。現狀、和平、德國的安全都有了保障。

通過《再保險條約》與先前的《德奧同盟條約》兩相呼應，俾斯麥又重新確立了對德奧的雙向抑制。俾斯麥借此向俄奧表明，德國將始終與被進攻方站在一起，共同對抗侵略。誰破壞歐洲和平，誰就是德國的敵人。但是，俾斯麥還必須正視另一個危險，俄國如果挑動奧匈率先發動進攻，德國將怎樣應付圍繞《再保險條約》簽訂問題俄國內部的爭斗，沙皇立場的動搖，條約簽訂后俄國在保加利亞問題上對德國無休止的索求，使得俾斯麥對條約的價值大打折扣。他對沙皇和德俄友誼的信心，從此不可挽回地動搖了。

1887年7月，在違背沙皇意愿的情況下科堡的斐迪南被推選為保加利亞大公，俄國訴諸武力的可能增強。俄國報界充斥了對德國的謾罵。8月，戴魯萊德借出席卡托科夫葬禮之機，再次訪問俄國。俾斯麥對時局深感憂慮。俄國既已靠不住，德國必須另謀出路，以防萬一。5月，法俄共同迫使蘇丹放棄了英國特使沃爾夫與土耳其達成的，有關英國從埃及撤軍的方案。法俄合作之勢，引起了了英德的共同警覺。英國當時的首相索爾茲伯里擔心，如果奧匈因得不到援助而被迫同俄國妥協，就可能回到三皇同盟時期對英國極為不利的孤立被動局面。

俾斯麥趁勢將《德奧同盟條約》文本送交倫敦，并在11月22日致信索爾茲伯里。信中表示：“如果奧匈帝國之獨立受到俄國侵略的威脅，或者英意遭到法國入侵的危險，德國始終有責任采取進入戰線的政策。”19在英國確認了德國對奧匈支援的程度后，1887年12月12日，和16日，英、奧、意三國互換照會，達成《第二次地中海協定》，基本上排除了俄國占領保加利亞，或挾持蘇丹，控制土耳其海峽的可能。俄國如果向奧匈挑釁，將遭到英奧意圍攻。在這一背景之下，俄國開始退卻。1888年1月俄國在德國的支持下要求土耳其政府宣布斐迪南當選為非法，遭到英奧意的聯合抵制。4月土耳其滿足了俄國的要求。俄國挽回了一部分面子，此后保加利亞問題也就不了了之。

《再保險條約》和《地中海協定》造成了英奧意與法俄在近東和地中海地的相互牽制之勢，同時又阻遏了法俄結合，保證了德國在歐洲大陸的主導地位。然而俾斯麥的體系卻包含著極大復雜性和矛盾性，其促成的對德國有利的均衡局面本質上是脆弱的。因而他的外交歸根結底仍只是一種拖延問題的權宜之計。

不得不承認，作為現實政治的大師，俾斯麥將外交藝術發揮到了極至。現實政治促成了德國的統一和鞏固，俾斯麥對現實政治的迷戀，卻最終使統一后的德國自食其果。盡管隨著德國的統一，俾斯麥由現狀的破壞者轉變成了現狀的維護者，但形勢已今非昔比。在民族主義浪潮的沖擊下，他鼓吹的君主團結原則已失去了維系力。對強權赤luo裸的追求已成為各國維護自身安全與利益的基本手段，國際關系增添了新的不穩定因素。‘卡托科夫的攻擊’就是對俾斯麥富有諷刺意味的回敬。

在俾斯麥的時代，歐洲大國關系日趨僵化緊張。德國的統一，使中歐失去了歷史上的緩沖作用，它不再能為大國間爭奪霸權的斗爭，提供警戒和補償的空間，以至于徹底改變了歐洲強權結構。

均勢外交所賴以運作的大國關系的松散性正在消失，標志便是1879年德奧同盟的締結。事實上，德國已很難做出其他選擇。俾斯麥的同盟，正是對這一變化的本能反映，它反過來也鞏固強化了這一趨勢。大國關系緊張，是俾斯麥同盟成立的緣由，也是它得以維持的必要條件。俾斯麥的外交風格，集中體現了自負與焦慮結合的心態。

為了阻止敵對力量的聯合，確立德國在歐洲大陸不可動搖的領導地位，保持大國關系適度的緊張是必要的。盟國間如果關系緊張，他就鼓勵合作，一旦它們和睦相處，他就撤回支持，并制造摩擦。然而，俾斯麥的策略也許會為德國爭得盟國，卻也往往使德國失去了朋友。

當時的德國，從本質上說是屬于現狀的國家，對于正在崛起中的德國，不誠信的惡名，可能比好戰更危險。歐洲國家對德國政策的信心、信任是保持德國外交地位的前提。而俾斯麥的謀略往往產生相反的效果。隨著歐洲局勢逐步緊張，一個充滿敵意、猜疑和不安全感的國際環境已初現端倪。與大國關系開始僵化緊張同步的是德國政策逐漸喪失平衡和彈性。1886年10月，俾斯麥在給兒子的信中就已暗示：俄奧一旦開戰，不論誰是進攻方，德國都別無選擇，只能站在奧匈一邊投入戰斗。俾斯麥在臺上時，尚可憑借自己高招的外交技巧和崇高威望，抵消其政策的消極后果，在他之后，便后繼無人了。

弗蘭茨約瑟夫一世道：“1890年俾斯麥去職，德國新當局放棄《再保險條約》，四年后法俄結盟，俾斯麥經營多年的歐洲秩序也隨之崩解了”當說到分崩離析的時候，感到了唏噓不已。

在普魯士沒有真正的崛起成為德意志帝國之前，歐洲大陸實際上最強大的國家還是奧地利王國和俄國法國，那時候他們的敵人都是歐洲最強大的陸地國家法國。而俄國和奧地利王國都是普魯士的老大哥，甚至說，在弗蘭茨約瑟夫一世剛當政時期的普魯士還是他和沙皇一起照顧用來緩和奧地利王國以及俄國之間的緩沖地帶。

可是隨奧地利王國的碎落至在普魯士擊敗，然后兩國之間的和談成功，又隨著奧匈帝國的結合崛起，之后更是結盟對抗法國，他親眼親手締造了德奧同盟的幾十年的時間。眼看著原本在歐洲呼風喚雨，讓歐洲大陸消停了戰爭幾十年的俾斯麥時代的結束，說不難受是不可能的，特別是原本在俾斯麥領導德政治時代是英德奧俄等大國全力對付法國的優勢局勢，現在竟然演變成奧匈帝國跟著德意志帝國來一起對抗其他的整個歐洲。

這讓見證了幾十年歐洲變化百端的弗蘭茨約瑟夫一世感到觸目心驚。西班牙的崛起絕對是在這種糟糕心情最讓他意外的同時也是最讓感到驚喜的事情，因為兩國都是屬于前歐洲大陸的最強大的真正統治者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室遺留下來的血脈，可以說，相比起德意志帝國，弗蘭茨約瑟夫一世更加愿意親近不是近鄰不存在根本利益沖突的西班牙一些。

而這次他到馬德里的15天時間的訪問，就更加的顯示出了他不介意外界怎么解讀他跟西班牙之間關系，他就是想要在西班牙跟法國之間爭斗的緊要關頭，來一次雪中送炭之旅，以達到讓西班牙國民都對他產生好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