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本侵華的新手法

鑒于前任大隈重信以武力侵華，引起國內外指責，“使日本陷于進退維谷之境”，寺內改變策略，標榜“尊重并擁護中國獨立和領土完整”，“不干涉一切內政糾紛”，“與列強保持協商”等原則，擺出一副對華新姿態，用以改變人們心目中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兇殘形象。其實，寺內改變的只是侵略的形式，從軍事恫嚇為主變到經濟擴張為主，以貸款為手段達到對中國多方面的控制。西原借款是寺內內閣對華貸款中數目最大、最突出的項目，體現了這個內閣侵略中國的真實意圖。

日本對華策略的變化是它財政經濟狀況發生變化的直接結果。第一次世界大戰給日本帶來空前的經濟繁榮。它擴大和占領了亞洲市場，加上跟協約國（主要是沙俄）大做軍火生意，日本對外貿易從連年入超一變而為持續出超，1915年到1918年，出超共達六億九千八百萬美元。出口的繁榮帶動了工業生產的全面躍進：1914年到1919年，工礦業總產值從二十二億八千七百萬日元增加到九十二億一千五百萬日元，增長了三倍多。現金保有數量從1914年末的三億四千一百萬日元增加到1919年末的二十一億四千五百萬日元，激增了六倍。日本大量購進了英、俄、法等國的公債，從資本輸入國一變而為資本輸出國。所以，寺內上臺以后，日本對華投資用自己的剩余資金就綽綽有余，可以仿效美國的“金元外交”，也來搞一下“日元外交”了。

寺內為對華借款確定了下述方針：“避免過去那種以獲取權利為主，裸地強迫中國接受的態度”，“以穩妥條件提供貸款，在增進邦交親善的同時，采取能促其主動向我提供有利權益的手段”，即引誘中國自己上鉤。所以，寺內在貸款中總是不顧資本主義經營原則，破格采取不收手續費、不打折扣、十足交款的優惠條件。為了逃避四國（英、法、俄、日）銀行團規定的約束，決定以“經濟借款”的面貌出現，讓興業銀行、朝鮮銀行、臺灣銀行另組特殊借款團作為投資團體，由大藏省撥出一億日元發行興業銀行債券作為周轉金。內相后藤新平贊嘆：今天一億元對華投資，其效果與他國投入的五億元乃至十億元相匹敵。外相本野一郎認為：對華政策應當是“菩薩面孔，夜叉心腸”。寺內首相主張“不可無取中國之心”。這些話最坦白地道出了寺內貸款政策的本質。

寺內內閣在大約兩年的任期中，通過各種渠道對中國貸款，總數達三億八千六百四十五萬日元，等于他上臺前對華貸款總數一億二千萬日元的三倍。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是由寺內派出親信西原龜三到中國搞的秘密借款。西原經手的借款，成立的共八筆：第一次交通銀行借款：（1917.1.20）500（萬日元）；第二次交通銀行借款：（9.28）2000（萬日元）；；有線電信借款（1918.4.30）2000（萬日元）；吉會鐵路借款墊款（6.18）1000（萬日元）；吉黑林礦借款（8.2）3000（萬日元）；滿蒙四鐵道借款墊款（9.28）2000（萬日元）；山東二鐵道借款墊款（9.28）2000（萬日元）；參戰借款（9.28）2000（萬日元）.以上共計一億四千五百萬日元，這就是臭名昭著的“西原借款”。

西原龜三在青年時代就是一個殖民擴張主義者，日俄戰爭前夕，他追隨神鞭知常，在朝鮮搞“對俄同志會”活動；神鞭死后，西原在漢城經商。1911年，朝鮮總督府總務長官、他的同鄉有吉忠一把他介紹給寺內正毅總督。西原獻計獻策，上了許多統治朝鮮的條陳，很得寺內的賞識。1915年，西原推薦前大藏次官勝田主計任朝鮮銀行總裁，強調說朝鮮銀行將來是從經濟上滲入滿洲和關內的中樞機關，勝田對中國問題很有研究，是最適當人選等等，為寺內所接受。寺內組閣時，先由自己兼藏相，勝田作次官，不久提升為藏相，也出自西原的主意。人們把在朝鮮就開始密切結合在一起的這三個人稱為“朝鮮三人幫”。

西原有一套殖民地統治術，主張以“王道”實現帝國主義目的，曾經寫過不少的意見書、小冊子宣傳其侵華方案。他說：對華政策，或者徹底侵略壓迫，或者王道親善，二者必居其一，而日本正徬徨于二者之間。他估計，如果侵占全中國，每年至少要付出二十億日元的占領費用，還要冒以國家命運作賭注的最大風險。他問道：既然目的都是一樣，何苦激起四億民眾的反感，而不采取與我和睦同化的徹底親善政策呢？

西原所謂的“徹底親善政策”，其中心思想是用懷柔手段從經濟上（結果也必然在政治上、軍事上）變中國為日本的附庸。他說：中國地大物博，尚未開發，“若能提供我國有余的資本和智能，使中國勤勉的勞力和無盡的富源相結合，進行開發，促使中國實現可凌駕于美國之上的大幅度經濟發展……則帝國各種工業所需原料均可仰給于中國，其制成品亦可以中國為市場。融合日華經濟為一體，明顯為我帝國確立自給自足之策。”具體的辦法是：一、振興中國實業，以便更多地為日本提供原料，仿效美國先例退還庚款，作為發展棉花、綿羊生產和進行地質調查（主要是找石油）的經費。貸款一億元給中國辦國營鐵廠，向日本供應生鐵和礦砂。整頓關稅和內地稅制，免除棉花、羊毛、生鐵、鐵礦石的出口稅，以排除開發內地的障礙，鼓勵出口。二、發展中國交通，以控制其經濟命脈：由日中銀行家成立“中國鐵路公債資本團”，凡新修鐵路和現有鐵路借款到期所需的資金，一律由中國政府發行鐵路公債償付，資本團負責承兌和募集；資本團在鐵路事業的發展和經營管理中享有推薦顧問的權力。三、改革中國幣制，使其貨幣金融附屬于日本：從東三省、直隸省和山東省開始，各省銀行在日本資金支持下和日本顧問領導下發行金本位紙幣，逐步向全國。中國政府將來在全國發行與日本貨幣形狀、分量、名稱相一致的金本位貨幣，與現行貨幣同時流通使用。通過以上措施，達到“如同德、奧兩國一樣，以經濟同盟最終消除經濟國界的目的”，即從經濟上變中國為日本的附庸。

這一套經濟侵略方案深得寺內和勝田的贊許，西原龜三也就充當了這個方案的具體執行人。

西原龜三為實現其侵華主張，曾先后六次來中國為寺內正毅奔走。西原第一次來華在1916年6月底，目的是為推翻大隈內閣和寺內上臺組閣作準備。他在中國二十多天，到過許多地方，接觸過很多人，起草了《關于適應時局的對華經濟措施綱要》意見書，得到寺內和日本銀行家的贊賞。西原還搜集了大隈對華政策的許多劣跡，回國后編印成冊，廣為散發，并且在貴族院作過一次演講，促成大隈內閣的倒臺和寺內內閣的成立。

寺內上臺后，“朝鮮三人幫”立即按既定方針成立了興業、朝鮮、臺灣三銀行借款團。四天后，12月22日，西原就奉命第二次到北京，以三行代表的身份，秘密進行第一次交通銀行借款的談判。交通銀行是當時中國的最大銀行之一，有貨幣發行權，和國庫關系密切，從當年6月份起就陷于停兌困境，中日雙方曾商談過把它改為中日合辦銀行，所以寺內把它作為經濟滲透的第一個突破口。西原經駐日公使章宗祥介紹找到曹汝霖（當時是交通銀行董事長，后任總裁），用特殊優厚的貸款條件為誘餌進行游說。北京的親日派當時還不知道西原的來歷，日本政府就故意讓他顯點神通。一件事是章宗祥托他向寺內轉達中國政府關于取締在華日本浪人的愿望，不久之后，東京果然下令各地浪人限期回國。再就是交通銀行借款問題，本來大倉財閥正在同該行進行談判，忽然奉政府命令停止交涉，而由西原接談。第一次交通銀行借款五百萬日元，很快就談成了，1917年1月8日草簽合同，20日簽定了正式合同。西原還與段祺瑞內閣交換了關于籌設日中合辦銀行的備忘錄。北京政府又看見西原可以在大藏省隨便指揮勝田的幕僚和興業等三行的人員，才知道的確來歷不凡。正在夢想以武力統一中國的段祺瑞，便通過西原的牽線，一頭栽進日本懷抱，開始了日、段勾結。

西原回國不久，2月間就發生了美國對德絕交、中國在芮恩施影響下的對德抗議事件，中國可能從此倒向美國。同時德國仍在積極拉攏中國，中國也有被德國拉過去的可能。西原從章宗祥處聽到消息，馬上向內閣建議：一定要把中國奪過來，讓它在日本領導下對德參戰。這時，也正是英、法以戰后支持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權利作為交換條件，要求日本促使中國參戰的時候，所以日本政府格外積極。為此目的，西原受本野外相委托，2月16日第三次來到北京。為了便利西原的活動，本野甚至把林權助公使緊急召回東京。西原傳達日本政府意見：中國如果對德宣戰，日本答應歸還庚子賠款，贊助提高關稅、廢除治外法權和收回租借地，并提供二千萬日元作參戰建軍費用（即暗示支持段祺瑞武力統一中國。當時由于“府院之爭”正在激烈進行，段祺瑞提出的參戰條件比較高，一時難以成交，西原只好先促成中國在3月14日對德斷交，回國去繼續同章宗祥接觸，用較高的條件誘使中國參戰。

5月間，北京的“府院之爭”達到，黎、段破裂，段被免除總理職務后退居天津，策動各省督軍反黎。日本看準了段祺瑞的親日傾向，堅決給予支持，派西原（化名山田憲川）第四次到中國。西原于6月8日秘密抵達天津，住在曹汝霖家，同段祺瑞一起策劃恢復政權，勝田主計在東京用電報指揮。寺內甚至親自出馬，6月11日通過章宗祥打電報給天津的陸宗輿（時任交通銀行股東會長）轉告段祺瑞，要他堅決以武力奪回政權，并密令北京正金銀行和天津三菱洋行借給段大量軍費。

段祺瑞平定張勛復辟活動后，黎元洪引咎辭職，段祺瑞又重新上臺。國民黨議員逃往南方，北京已無政敵。日本人以為段政權從此鞏固了，下決心大規模援段。7月，內閣通過決議：“不反對日本財團單獨或與他國財團協議對中國政府進行財政援助”；“如果中國政府權衡得失機宜，要求供給武器及其它軍需品，也將予以友好考慮”。寺內內閣終于撕下了“不干涉”的面紗，轉而公開、全面地進行干涉。

8月14日，中國對德、奧宣戰。日本立即作出反應，9月28日貸給第二次交通銀行借款二千萬日元。這筆錢至少有一半被政府征用作為對南方的內戰軍費。作為報答，北京政府立即批準成立日本盼望已久的中日“合辦”銀行——中華匯業銀行，并于9月2日正式營業。這個銀行專營中、日間的匯兌業務，收轉日本對華借款，有時還代表日方向中國放款，事實上是日本對段系軍閥的輸血管。段政府還特許該行有貨幣發行權。按西原的設想，將來要把交通銀行合并進去，作為實行幣制改革的基地。中華匯業銀行的設立，是日本陰謀奪取中國貨幣金融支配權，從經濟上控制中國的又一個重要步驟。

此后不久，日、美訂立《藍辛石井協定》，美國對日本作出讓步，縱容日本侵華。從此，日本以“特殊利益”為護符，以貸款為手段，加緊對中國進行控制和掠奪，西原借款的絕大部分都是在這以后成立的。

1917年底，北京又掀起新的“府院之爭”，總統馮國璋指使直系軍閥在湖南前線怠戰甚至停戰，直、鄂、贛、蘇四省督軍又聯名通電主張和平解決。段祺瑞被迫辭職（11月22日），但仍任參戰督辦，抓住軍權不放。這時，日本便以“擴大參戰軍”為名，12月30日由泰平組合給段系軍隊一批軍火，折合借款一千六百萬日元，以加強段系實力。當時中外報紙稱之為“中日兵器同盟”，指出這是實現了二十一條要求第五號的部分條款。西原沒有插手這筆借款，他的任務是為段祺瑞恢復政權。

1918年3月18日，西原第五次來北京積極活動，從外交上為段派聲援，對馮國璋施加影響，終于在3月23日使段祺瑞得以第三次組閣。新閣一成立，西原立即給予財政支援，4月30日由中華匯業銀行代表日本，以“改良和擴建有線電信”的名義，貸給二千萬日元。這筆錢主要是為段政府提供軍費。西原對曹汝霖說：“此款彼此心照，不限定用于電信方面。”曹汝霖也承認：除了撥五百萬元給交通部，“余則全挪為政費”。

西原完成此行任務返日前，還在4月13日同中華匯業銀行總經理陸宗輿交換了《中日政府代表為兩國親善商定具體措施的備忘錄》，內容是：退回庚款，振興中國實業；創立中國國營煉鐵廠以實現中日鋼鐵自給；確定中國鐵路國有化及實施方法；中國實行金本位的貨幣改革。顯然，西原想著手實行他的《東洋永久和平策》，使幻想變為現實。

寺內對這個備忘錄十分滿意，讓西原趁熱打鐵，馬上再到中國去捉其實現。5月29日，西原興致勃勃地第六次來到北京，但是發現段祺瑞因為打內戰陷入財政危機，顧不上備忘錄的長遠計劃，只求得到更多的借款。西原也就趁機向段政府提供幾筆借款，勒索新的權利。

這次成立的借款共有兩筆：一筆是6月8日的吉會鐵路借款墊款一千萬日元。寺內提出這筆借款，是由于蘇聯十月革命后，北滿出現了勢力真空，美、日兩國都在試圖奪取中東路的管理權和北滿的其它權益。由吉林通過圖們江至朝鮮會寧的吉會路，如能由日本經營管理，西與吉長路、東與朝鮮的清（津）會（寧）路接軌，就可以形成從朝鮮進出南北滿洲的一條捷徑，使日本在經濟上、軍事上都能占據戰略優勢，對于鞏固南滿、爭奪北滿極為有利。日俄戰后，日本垂涎此路已久，清廷一直拖延未允，這正是寺內內閣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這次日本只花一千萬日元，就從段祺瑞那里買到了路權。另一筆是8月2日訂立的吉林、黑龍江林礦借款三千萬日元。北京政府答應：尊重原有日本林礦業資本家的權利利益；聘用日人為中央采金局和森林局的技師；今后開辦新企業時應商借日款或組織中日合辦公司；在該借款有效期限十年之內，中國政府凡涉及兩省金礦、森林及其收入的國外借款，均需同日本商議。這些條件使日本反而成了擁有兩省林、礦主權的主人。當地人民雖強烈反對，但段政府要錢心切，還是悍然簽訂了。

另外還有一筆以煙酒專賣作擔保的煉鐵廠貸款三千萬日元，勝田已經批準。但是美國公使芮恩施提出抗議，說該項收入已經抵押給芝加哥銀行。日本大倉財閥也竭力反對西原的鐵礦國有化政策，說他為了得到江蘇鳳凰山鐵礦，從袁世凱執政時起就已經奔走多年，因此這筆貸款未能成立。

西原這次在北京期間，還進行了幣制改革借款的活動。當時，英、法正在聯合美國阻止日本獨占這筆貸款，西原急于實現這個計劃，不顧國際形勢，加緊和親日派官僚曹汝霖等策劃發行金券，并私下答應借給八千萬日元作為發行準備。8月10日，段內閣以大總統命令公布金券條例，受到英法兩國、南方政府、直系軍閣和民間商業團體的反對。連橫濱正金銀行由于不滿意長期被排斥在西原借款之外，也以四國銀行團一員的身份，參加了對中國的抗議。外務省由于在外交策略、外交權限上同勝田一派長期矛盾，也表示同情四國銀行團的抗議。

西原在華的秘密活動一直被公使林權助攻擊為“武斷外交”、“胡鬧外交”，繼本野任外相的后藤新平也同意林權助的看法。在外交調查會上，伊東巳代治等人一直對西原借款持否定態度，西原計劃得不到支持。勝田主計迫于國內外形勢，只好改口說，以西原借款開始的寺內對華政策是戰時措施，隨著戰爭停止，一切政策必須加以改變，于8月11日召西原回國，停止交涉。

但是，西原借款活動并沒有停止，在東京，西原和章宗祥繼續商談。9月下旬，寺內內閣因米騷動和對華政策陷入援段死胡同而辭職，政友會總裁原敬奉命組閣。在新舊交接的前一天，9月28日，已辭職的寺內內閣和已經決定在10月10日馮國璋任滿時一同下野的段內閣，出人意料地突擊簽訂了三筆借款合同：滿蒙四鐵路借款墊款、山東二鐵路借款墊款、參戰借款各二千萬日元。寺內把興業銀行一億日元債券的余額六千萬日元全部用光。

這三筆突擊借款，為什么此時此刻非成立不可？當事人一直沒有講清楚，在日本被稱為“9月28日之謎”。其實這并不是什么不可解的奧秘。在歷史上總有一些人故意制造疑團，但深入地研究歷史事實遲早總能揭露出它的真相。

參戰借款即內戰借款是公開的秘密。每個軍閥集團都有帝國主義作后臺，也是眾所周知的。抓緊最后機會給段系軍閥輸血，是為了加強戰后日本在中國的地位，相對地削弱美、英的影響。借款還有一個不敢公布的附約，其中規定參戰軍必須由日本軍官訓練。有人揭露，日本派來充當教官的下士達數百人之多。這是它企圖控制中國軍隊的又一項重要措施。

滿蒙四路包括：熱河（承德）至洮南、洮南至長春、吉林經海龍至開原、熱洮線上的某點至某一海港。其中日本最重視的，一是熱洮路，準備將來再往北方延伸，經過齊齊哈爾、墨爾根（嫩江）抵達黑河（璦琿），形成一個完整的大干線；二是熱洮路某點至某海港，勝田主計認為，有了這條路線，滿蒙各鐵路才能充分發揮其效果。借款成立后，勝田得意地說：這些鐵路如告完成，朝鮮滿蒙的聯絡就能充分實現，成為所謂“利益線”，作為債權人的日本財團將得到極大的滿足。當時，美國正企圖取得中東路的領導權，以便取代沙俄控制北滿；滿蒙四路以及吉會路借款都是美、日爭奪北滿的一個組成部分。

山東濟順（濟南至順德府，現河北邢臺）、高徐（高密至徐州）二路借款墊款，是日本用迂回戰術解決所謂山東問題的圈套。談判時，日本要求中國同意對山東問題舉行換文，作為借款的交換條件。9月24日，換文在后藤新平外相和駐日公使章宗祥之間舉行，主要內容是：膠濟路沿線日軍，除濟南留駐一部隊外，全部調往青島；全路由中國巡警擔任警衛，但在隊本部、重要車站和巡警訓練所內應聘用日本人；該路歸屬確定之后，由中、日兩國合營；撤銷現行民政機構（青島除外）。西原、勝田等人的陰險狡猾在于上述條款表面上是撤退收縮，實際上在擴大侵略。濟南駐兵、路警聘用日人、膠濟路無限期合營，都是超過了《民四條約》的新權利。尤其嚴重的是，接受日本提出的這些具體措施，實際上就是首先承認了日本繼承德國權利，重新肯定了《民四條約》為有效。章宗祥在復文里竟然用“中國政府……欣然同意”字樣接受下來，使西原等人的詭計得逞。這是巴黎和會上中國陷于極端被動的一個重要原因。

以上分析說明，日本要通過三筆借款得到的東西，都是對它有重大利害關系而又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當時歐戰即將結束，大局已定，大戰“天祐”快要消失，戰后美國將更加富強，日本卻肯定要出現經濟不景氣，對美國的依賴將不是減小而是加大。日本外交政策不得不發生轉折，國際協調成了外交的中心課題。原敬內閣就是以這種新姿態登場的。這三筆借款同新內閣要標榜的東西很不相符，當然讓舊內閣去進行最為妥當，以免損害新內閣的形象。原敬上臺后，不但不撤銷這三筆戲劇性的突擊借款，反而力求實現。后來在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以日本用武力訂二十一條為理由，要求膠州灣直接歸還中國及廢除《民四條約》，辯論過程中，日本理屈辭窮，就以中國在1918年換文中自愿承認1915年條約為有效為詞，進行反撲。這就說明了日本的深謀遠慮和訂立這幾個借款合同的重大意義。

西原借款在中國取得了用戰艦、大炮、最后通牒所不能得到的利權。寺內下臺后自夸說：“本人在任期間借與中國之款三倍于從前之數，其實際上扶植日本對于中國之權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條”。勝田主計反駁指責西原借款的人，說他們“只顧眼前的區區小利，而不顧將來的大利”，一再提到他在畫冊題寫的“漸到菊花分根日”詩句，以比喻借款將漸見成效，影響深遠。可是他們沒有想到，正是西原借款，激起了中國人民對段祺瑞政權的極端痛恨和鄙視，造成北洋軍閥的內部分裂。段祺瑞徹底孤立，終于失敗，西原借款希望達到的夢想也跟著破滅了。

在西原借款過程中，寺內內閣還炮制了一個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這對中國來說，是日本企圖變相實現二十一條第五號要求、控制中國軍事的又一重大陰謀。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后，日本軍部和一些滿鐵的骨干分子主張趁機把我國東北北部和西伯利亞納入日本勢力范圍。11月中旬，參謀本部開始制訂計劃，以保護日本僑民和接管貝加爾湖以東的西伯利亞鐵路為名，出兵侵占西伯利亞，同時實現軍部蓄謀已久的中國軍隊隸屬化。參謀次長田中義一恐嚇北京政府說：德、蘇單獨媾和后，在西伯利亞的十余萬德國戰俘一旦解放，即成勁敵，維持遠東和平的責任全在中、日兩國。又說：德國勢力將一面從西伯利亞侵入東方，一面在甘肅、新疆一帶鼓動回族鬧事，建議中、日兩國訂立軍事合作協定。參戰督辦段祺瑞對日本建議熱烈響應；馮國璋心存疑懼，但不敢斷然拒絕，他提出要給軍事合作劃定地域范圍，“華境內事，中國自行處理，華境外事，宜可與日本共同處理”。日方不同意，本野外相賭咒發誓說，從前日本對中國不能說沒有野心，現在可以保證絕對沒有。北京勉強答應先就這個問題交換文件。日本得寸進尺，田中又提出，“如能使中國方面發起，那就更妙。”明明是日本強加于中國，卻要中國先提出請求。青木宣純等人繼續對總統馮國璋、總理王士珍施加壓力，強迫他們按照日本參謀本部的步調行事。章宗祥與日本狼狽為奸，硬說由中國發起比較主動，由日方來函，“則立于被動地位，似非得計”；過幾天又催促說：“本野口氣，似頗以中國遲遲交換文件為無誠意。現在既與握手，令彼疑我，似非得策。”日本急于成立日中軍事協定，以退為進，1918年3月5日寺內內閣決定“按照中國政府的建議”進行商談。中方提出以從速和平解決山東問題和東三省懸案作為交換條件。日方表示“可予磋商”；中方要求在協定上寫明“有效期間以歐戰期內為限”，日方表示，可以另函聲明，因為共同防敵而在中國境內的日軍于戰爭終了后一律撤退。由于當時中國人民掀起了強大的反對締結中日軍事協定的運動，北京政府不敢輕率答應。

日本看出，要辦成這件事，非段祺瑞再度掌權不可，于是盡一切力量支持段第三次組閣，并派西原龜三第五次來北京活動，促成此事。1918年3月23日，段祺瑞重新上臺，曹汝霖出任財政總長兼交通總長，西原認為，這真是“萬事如意”。兩天后，章宗祥就在東京同日本外務省換文，雙方軍事代表立即商談具體內容。為此，西原給段祺瑞二千萬日元的有線電信借款作為報酬。

中日軍事同盟談判始終是秘密進行的，但事情終于被揭穿。4月15日上海《新聞報》和英文《大陸報》首先揭露了換文的消息和秘密交涉的內容，接著其它報紙刊登了更詳細更確切的報道。報紙喚起了全國入民的嚴重注意，各地掀起了學生、商人、工人游行請愿，要求政府公布密約、拒絕簽字的群眾運動。一千名留日學生罷學回國參加斗爭，舊金山華商總會和留美學生也通電抗議，誓不承認密約。日本政府十分著急，通過林權助公使向中國政府催促簽約。田中義一警告說：在正式協定成立之前，不可能指望日方供給貸款或武器。曹汝霖從內部配合，5月11日在國務會議上賣勁鼓吹速訂軍事協定的必要性。5月16日，雙方簽訂了《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19日又簽訂了《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9月6日，又簽訂關于《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實施上必要之詳細協定》七條。

兩個協定的內容基本相同，主要是：凡在軍事行動區域之內，中國地方官吏要大力協助日本軍隊，日本軍隊要尊重中國主權及地方習慣；中日軍隊互相供給武器、軍需品及原料，互相交換軍事情報、人員及地圖，等等。從表面上看，協定是對等的，實際上，中國承擔了片面的義務。防戰區域都在中國領土之內，日軍可以“合法地”開入中國內地。至于交換軍用地圖，只能將中國國土的地圖給日本，決不會把日本國土的地圖給中國。《詳細協定》中允許日本軍隊開進東三省和通過庫倫，等于幫助日本擴大勢力范圍。此外，還有參戰軍聘用日本教官進行訓練的密約。這樣一來，不用兵臨城下，無需最后通牒，日本多年來想使中國軍隊隸屬化的企圖就初步實現了。

陸軍防敵協定又規定：“為共同防敵，在中國境內之日本軍隊，俟戰爭終了時，即由中國境內一律撤退。”但是，什么時候算是“戰爭終了”？按1919年2月5日所作關于軍事協定終了時期解釋所說，是“指中日兩國批準歐洲戰爭和平會議所訂結之和平條約，中日兩國陸軍由俄境及駐在同地方協約各國陸軍撤退之時而言”。這是對日本十分有利而對中國十分不利的規定。將來和約如果不能使日本滿意，日本不簽字批準，就可以不從中國撤軍；甚至日本與其它帝國主義如果發生矛盾，未能從西伯利亞撤軍時，日本也可以不從中國撤軍。這兩個軍事協定，直到1921年1月27日，才由雙方陸海軍代表分別交換節略，宣布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