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蘇聯的土崩瓦解，徐文博發表在黨的最高理論刊物旗幟10月號的“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防止西方和平演變”的理論文章頓時火爆了起來，不但rm日報全文轉載了他的文章，而且還加上特約評論員文章，頓時在全國掀起了防西方和平演變的大學習、大討論的熱潮。
徐文博在肖遠航從京城面授歸來和他的那次談話中受到了啟發，為了配合父親所做出的決定，他用了一周的時間查閱查閱資料和撰寫文章，成文后，親自送到了京城，請父親的辦公室主任范世南給把關，范世南做為徐老的辦公室主任，在京城不說是第一筆桿子，也是頂級的大手筆，經過他的修改和潤色之后，便發表在旗幟雜志上。
文章剛一發表，有人認為徐文博是配合他父親的動作鼓搗出這樣一篇文章，對其嗤之以鼻，但出于對徐老顏面的考慮，既不支持，也不反對，來一個冷處理。而與徐政見不合的部分人，也只是讓手下寫了兩篇評論文章，說徐文博是杞人憂天，過于敏感，蘇聯這么龐大的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西方的所謂和平演變能搞垮的。之后便出石沉大海，這篇文章沒有掀起一點波瀾。
而蘇聯的解體，徐文博這篇文章的前瞻性立即體現了出來，上層出于政治上需要，在全黨全國對這個命題進行了大學習和大討論，雖然徐文博的政治太低，但收獲卻很大，體現出他的政治敏銳性和前瞻性，在高層的心中加足了分！
肖遠航得到這個消息后，立即在自己存放的《rm日報》找出轉載徐文博理論文章的那期報紙，全文看過之后，肖遠航不得不承認徐文博這篇文章做得十分精彩，肖遠航和徐文博的談話只能算是一個提示，徐文博卻做足了功課，從建國初期到改革開放，從東歐巨變到蘇聯嚴峻形勢，一環扣一環的分析，而且找足了理論依據。
徐文博在文章的開篇就提到：“和平演變”，是西方顛覆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項長期的戰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隨著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美國核壟斷地位的被打破、北約和華約兩大軍事集團的產生，規模空前的冷戰時期開始了。西方國家的政治家意識到，通過一場真槍實彈的“熱戰”不但難以擊潰社會主義國家，而且這種戰爭的代價是西方國家自己也難以承受的。于是，以杜勒斯、凱南為代表的一批西方政治家、外交家，提出了“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他們企圖通過與社會主義國家的接觸，用西方的價值觀、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影響和改造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特別是第二代、第三代青年人的思想，使社會主義國家逐步變得對資本主義無害，逐步演變成和西方一樣的“自由世界”。
肖遠航其實根本不知道“和平演變”這個名詞產生于本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由美國議員杜勒斯、凱南提出的，還以為是蘇聯解體后才從理論上產生的，而偉大的主席在50年代末就敏銳的發現了這一問題。看著徐文博的文章心里不由得汗顏萬分，從徐文博對這篇理論文章下的功夫看，顯然他對此是極為重視，要做一件事情就要做足功課，這是一個成熟政治家的表現。
50年代后期，最先覺察到了帝國主義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的“和平演變”戰略的危險。1959年11月，他講到：杜勒斯所說的和平轉變，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而杜勒斯搞和平演變，在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其一定的社會基礎的。1964年1月，他公開揭露美帝國主義“力圖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政策，實行資本主義復辟”。同年6月，他進一步指出：帝國主義說，對于我們的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樣，有希望。帝國主義的話靈不靈？我不希望它靈，但也可能靈。
認為在什么情況下帝國主義的這種圖謀有可能得逞呢？他說：“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后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級領導權不是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而被修正主義者所篡奪，則我國還可能要走一段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為了避免發生這種歷史性的悲劇，和他的戰友們在總結蘇聯的經驗教訓的過程中，提出過許多重要的思想。
徐文博文章的布局很巧妙，由新中國的締造者主席對防止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論述中，引到了蘇聯的身上，接著開始論述蘇聯現在的形勢，他說，主席就曾敏銳地指出：“在蘇聯的干部隊伍中是有這么一個特殊的階層的。“他們有權、有勢、有錢，特殊于廣大人民群眾和一般干部。”他們成了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的主要社會基礎。赫魯曉夫提出的系統化的錯誤觀點，就是代表他們的利益和要求的。他認為，這類問題在中國也存在，好在“我們正在開始認識，并著手解決。”
徐文博在文章中提到：赫魯曉夫時期，他領導的蘇聯同樣寄希望于“和平演變”，提出了西方國家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為此，給予赫魯曉夫以有力的反駁，從此中蘇就意識形態問題發生矛盾和爭論，中國稱蘇聯變成了“修正主義”，最后中蘇決裂。
徐文博在文章中最后寫到：主席認為，處于執政地位的我們的黨和干部，為了防止自己脫離群眾直至蛻化變質，除了應當堅持的理想信念、嚴于律己以外，還必須接受來自各方面的監督。他說，“主要監督的是勞動人民和黨員群眾”；同時還有民主黨派。“因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所以“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這些主張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徐文博從此奠定徐家第二代領軍人物的政治地位，徐家的政治資源從此全力向他身上傾斜，他的從政之路自此進入了快車道，春節過后他便再進一步，但這是后話了。
(啟蒙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