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外話：此文為今天書群里書友們討論中總結而來的，書友風中之燭的解析精辟獨到，所以烏梅特別請他寫了篇短文與書友們分享一下。
在下克上的戰國里提“武家棟梁”是不是食古不化？
看書這么久，發現有不少兄弟對烏梅固執地堅持傳統，強調家名、源流、血脈傳承之類的東西很不理解。甚至認為在這樣一個農民都能當上關白的“下克上”時代里著墨于這些內容而覺得不合時宜。兄弟手賤，自忖對烏梅的一些想法略有些了解，就說這么幾句。
開宗明義，我認為烏梅做了一個非常正確的選擇，原因如下：
一個國家的社會結構決定了它的社會組織和政治結構的變化，必須在一定的基礎上進行。中古時代的日本是典型性的封建制國家，自鐮倉時代確立的“武士分封制”，其實是一套將“奉公”義務和土地捆綁的大體系，既是經濟制度，也是政治制度，更是社會組織形態。
我們所熟知的戰國印象，其實是來自于信長彗星般的崛起和猴子由農民之子到天下人的飛躍，再加上“下克上”的頻發，很有一些舊制度瓦解，新時代來臨的活躍氣勢。
但是，這種印象未必是全面的。
因為信長和猴子的成功，歸根結底是依靠的是“開國”、“貿易”帶來的巨大財富，沖擊了舊的封建耕戰體系，以一種類似于中國的半集權流官制體制，建立了龐大的直領，壓服其他封建領主。
這種現象的出現，是與當時日本經濟處于特殊的時期離不開的。對于任何中古國家來說，農業經濟能夠承擔的基層管理者的數目都是有一個閾值的，地侍分封的體系，在長達數百年的裂變中，已經將經濟發達地區的“隙地”填補得差不多了（在中國春秋，就是“野”），甚至出現了大量溢出于原有體制的人員（這一問題，江戶幕府前期也一直頭疼）。
這種脫離體制的經濟和社會力量的大量出現，刺激了社會和經濟的“虛偽活力”，“兵農分離”、“奉行制”等等脫離舊體制的組織手段不斷地在各個武家被發明出來，就是對這種“活力”主動把握的表現。
但是，日本的農業、農村并沒有得到真正的變革，仍舊是類似于18、19世紀俄羅斯所流行的“村社制”，控制和生產組織，還是中古的鄉村自治，不可能迸發出超越時代的經濟活力和供養更多的脫產人口。
所以，信長和猴子終歸只能是過渡性的角色，類似于陳勝、吳廣為漢帝國“驅魚”，因為他們走得太遠，這有點類似于恩格斯說的，革命總會比實際需要走得遠兩步，然后再退回來一步（原話記不清了）……他們中樞的力量完全是在舊的傳統規則之外隨心所欲，而舊體制下的大名們，則需要不斷應對他們無限權力的要求，而這種權力又嚴重缺乏合法性，完全是力量對比帶來的鎮壓。那么，為了改變力量而產生的蠢蠢欲動也就毫不奇怪了。
制度這玩意兒，不是手里拿著棋子隨便擺弄，法度，規矩，需要他的合法性基礎，烏梅現在做的這些，就是在歷史上、血緣上找到了合法性基礎。試想，如果這個東西不重要，老烏龜又何必千方百計地尋求源氏的出身，打出源氏的白旗呢？
最后，我舉個例子：戰國時代，多少傳統血統貴族被打落在地。但是，秦統一天下之后，分崩離析，為什么蹦出來的起義軍，最后經過整合之后，大股的幾乎全是六國后？
別忘了，秦始皇早已把六國王室都遷入了咸陽，留在關東，只能是旁支。就是這些貨色，搞出來多少反秦的義軍？這就是社會認同和基礎。
本書時代的日本是一個長達千百年的貴族封建社會，這種社會心理影響，又會是大呢？還是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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