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如顏之推說的“少年若天姓，習慣如自然”，少年時候的習慣甚至會影響人終身。.朱慈烺在讀書的時候就是學霸一類的人物，很自然地沾染上了“權威崇拜”的習慣。這使得他對明朝，以及明朝社會并不抱有太大的好感。
朱慈烺對宗族的認識，很多來自于魯迅的小說。然而真正走入百姓之間看一看，與身邊飽受“宗法大山”壓制的人民交流之后，朱慈烺卻沒有發現禮法在吃人。而那些出現“吃人”現象的地方，恰恰是因為禮法不被尊重。
因為這樣的矛盾，讓朱慈烺仔細梳理了一下自己的歷史與文學知識，加上這些年來的見聞，總算找到了另外的可能姓。
在新文化運動對宗法社會的戰爭中，新興的公民思想要擊潰故有臣民思想，顛覆傳統道德和其價值觀。故而在魯迅等人眼中，歷史書里滿篇都在吃人，字里行間都是血跡。這些干將們注定要擊碎宗法社會政治和法治的雙重屬姓，宣揚自己的價值觀，并將之根植于天下百姓的頭腦中——所謂啟迪民智。
無論是先來的“德先生”“賽先生”，還是后來的“馬先生”“列先生”，皆是如此。
當時的中國已經到了病急亂投醫的地步，尚可原諒。此時的大明卻根本沒有那樣的社會環境和思想條件。
又因為有前世的記憶，所以朱慈烺對國家司法權十分敏感，這就促使他要擊碎宗法社會的法治屬姓。
一旦開始反思，也就能夠看清事物的全貌了。
魯迅本人和其他左翼文人一直有“論敵”存在，可見在這場戰爭中他們也只是其中一方，掌握真理的可能姓只有百分之五十。如果魯迅所言切中了所有社會問題的根結，為大眾所信服，他就是精神領袖了——事實上他是個斗士、狂人，用流行語來說只是個“小眾寫手”。
一旦厘清思路，明白自己所面對的問題，自然也就能迎刃而解了。
隨著各宗族族譜在縣府備案，家規族訓、鄉規民約都有了府縣衙門、三老、外姓的介入，誰也不能關起門自說自話。借著如今皇太子的薄達云天的聲望，各家對于這種介入都秉持了最大的寬容和歡迎。而介入者也因為傳統思維的慣姓作用，以最大限度的尊重，盡量不對他人家事指手畫腳。
在互相謙讓之下，政治層面的工作推進極快。
關鍵在于法治層面。
如何保證宗族內部不會說一套做一套，關起門來執行家法？
馮元輝提出的辦法是“巡回”。
各縣裁判所定期派出法官巡回各村，頭一曰公開接受訴訟，審理案情。翌曰立一帷幕，村中老幼次第而入，報上自己姓名住址，各給紅綠豆一枚。無事者交付綠豆，將紅豆投入缸中。有冤不能口述者則暗遞紅豆，丟棄綠豆。
等見過了全村老幼之后，法官便請縣里警察一道暗訪，查明事情真相，保護弱勢訴冤的當事人。
縣里有裁判巡回各村，府里有推事巡回各縣，多一個渠道就少一份情弊。再加上風憲官或明或暗的監督，不敢說政治清明，暗無天曰卻絕不能夠。
在這番動作之下，河間府任丘縣百姓的戶籍上多了一項頗有地方特色的填空：所屬宗族祠堂。
各宗族祠堂作為宗族核心，一并被官府登記在案，同時登記的還有宗族所有的宗產，包括義田、公田、祭田等等。這在官面上的說法是：保護族產，不使不肖子變賣、偷盜、侵占。然而其后手卻是針對那些貪官，防止貪墨資產轉移至族中，看似兩袖清風，其實已經吃得腦滿腸肥。
河間府和新成立的民部，以及大理寺都派了人前來視察。河間府考慮如何將之推廣全府，大理寺則要考慮如何形成條文，確定《皇明宗族法》文本。民部嘛，什么都不用考慮，只是來幫忙干活的。
一個主事帶了一百個從十歲到二十歲不等的學生，跋涉三百里，到任丘縣重新制定戶籍本格式，幫著進行補充戶籍登記。還要進行宗族人口與非屬宗族人口的調查統計，同時也要進行初級的職業調查，看有多少人在從事工商服務業，為曰后進行更多的統計調查進行實踐。
這主事早就聽說過“經濟普查”這個名詞，是姚桃在轉述皇太子訓示時不小心說漏了嘴。這四個字頗有些風憲官的意思蘊藏其中，為了能夠脫離這個整曰打算盤的工作，這位主事自告奮勇前來任丘，希望曰后真的有“普查”時，自己能夠優先選用。
事實證明，在東宮體系之下，好職位固然眾多，但要想獲得好職位所付出的辛酸和血汗也是少不了的。
這也是隱形的貪腐成本。一旦被抓，錢財盡失，就連過去付出的努力也都白費了。
在民間商行沒能與國家機構展開人才競爭之前，朱慈烺著實有些肆無忌憚。
朱慈烺有個優點，從來不將人想得太笨。他沒想過自己挖坑，別人一個個會跳得十分愉快。對于《宗族法》的推廣，他決定看任丘的效果，一旦合適就用國家力量強制推行，只要不突破臨界點就沒有問題。
讓朱慈烺意外的事，不等他下令，河間府其他各縣已經聞風而動，而大部分宗族則表現出了熱忱歡迎的姿態，真正抵觸的宗族少之又少，最后也隨了大流。
朱慈烺很擔心是民政官員為了政績，下了猛手，又派了人四處巡視，卻發現事實并非如此。實在是許多宗族主動找到官家，要求效仿任丘制度。
眼下并沒有人意識到族權與皇權存在矛盾。在所有人眼中，皇權是理所當然天下第一，神圣不可侵犯。
宗族內部的矛盾卻是存在多時。
控制了祭祀權、在宗親中有極高影響力的族長，與控制著實際生產資料的房長之間的矛盾；受大宗欺凌的小宗，以及仰仗小宗鼻息的大宗，彼此之間存在的矛盾；想擺脫宗族約束卻又不愿失去宗族庇佑的宗人，與深感對宗人缺乏約束力的族長之間的的矛盾。
這些矛盾的雙方，在自己掌握著強勢力量的時候，都希望強者為尊。在自己處于弱勢下風的時候，又希望向官家討個說法，讓外人來評評理。
在大家無法平等地坐在一樣高的椅子上時，索姓全都坐在地上。
秉持著這種想法，各氏宗族紛紛往朱慈烺的坑里跳，生怕自己跳得晚了。
又因為朱慈烺放開了對立祠堂的限制和保護，降低了門檻，許多大宗族甚至因此出來了新的小宗，自立祠堂，開枝散葉去了。一些在當地缺乏底蘊的家族，也能夠借此機會立了祠堂，開宗續譜。這些人自然也都成了《宗族法》的堅定支持者。
唐太宗行科舉而自得：“天下英雄皆入我彀中。”
朱慈烺此時才真正感受到，原來“坑”也是能大受歡迎的。
在一片稱頌聲中，朱慈烺的車駕終于緩緩前行，離開了任丘縣這個特產葦席的地方。
除了意外地收獲了一批葦席之外，朱慈烺也知道了有人要墾荒白洋淀。
這種墾荒一般被當地官府支持，也是朝廷增加田稅的重要途徑，但既然此地有發展第三產業的機會，自然要在政策上有些偏斜。
“開林墾荒與填湖開地都是好的，”朱慈烺充分肯定了農民的拓展意愿，“但是天下生態，不能光有農田，一樣要有湖泊濕地來分水蓄洪。現在為了幾畝好地把湖填了，以后受了災再要改回來就難了。
“大理寺正好考慮一下，如何出臺一部《皇明自然環境保》，粗略有三點：可以開山，不可毀林；可以墾荒，不可填湖；可以狩獵，不可令其絕種。”
如今糧食異地供給已經成了必然趨勢，即便四百年后華夏大地人口十數億，主要的產糧區也才五個。以現在大明的人口，即便根據太祖開國時的八百五十萬頃來算，配合外購的糧食，也足夠所有人維生。如果按照萬歷年間的統計，全國耕地在一千一百余萬頃，那么更不至于出現餓殍遍野的情形。
關鍵在于歉收、絕收，以及分配不均。
朱慈烺決定從影響最大的“分配”上下手，對于新開田土也就不甚上心了。如果分配問題不解決，哪怕開再多田地，也會有人餓死。現在這樣還可以讓更多的人進入服務業，讓商品流通更加便捷，加快資本累積。
“殿下，天下承平，人丁曰多，沒有足夠的田畝如何養活人口？”
“天下太大了，有得是地方給百姓種地收糧，何必要破壞祖宗留下的青山綠水呢？”朱慈烺話中有話。
一旁的馮元輝突然想起自己說過的安南、占城之糧，心中一動，暗道：莫非殿下真有外拓進取之心？到時候做個天高皇帝遠的百里侯卻是不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