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字慰亭，河南項城人。我們講述的故事發生的這年他虛歲四十一歲，正處于一個男人最黃金的年齡。剛過不惑之年的袁世凱，事業上功成名就，成為朝廷的封疆大吏，為世代簪纓的河南袁氏爭了光。由于在朝鮮的卓越表現，這位五短身材的軍界后起之秀早已名揚天下。
袁世凱的職務是署理山東巡撫，并未實授，朝廷的意思他當然明白，要看他來山東后的表現。
初看袁世凱的外貌，給人以敦厚的感覺。此人五短身材，面帶福相，經常一副笑瞇瞇、寬厚、與世無爭的樣子。而且，袁世凱不修邊幅，最招牌的動作是用袖子揩嘴巴，導致軍服的袖口總是油膩膩的。這一切不僅沒有降低他在新軍中的威信，反而讓武人居多的新軍將領更加歸心。
但是，走進他的內心，卻是地道的梟雄心地。
袁世凱生于河南項城，而項城袁氏一族也算名門望族，世代簪纓。
咸豐朝名臣，被同治皇帝謚號“端敏”，曾任漕運總督兼江南河道總督，提督八省軍門的一品大員的淮軍重將袁甲三是袁世凱的叔祖父。也是項城袁氏第一位以科舉功名入仕的子弟。
袁世凱生父叫袁寶中，是河南地方名紳，其叔父袁寶慶曾在袁甲三軍中帶兵，官至江南鹽巡道。袁世凱不是袁寶中嫡子，而是庶出。不被多子的袁寶中重視。七歲時過繼給叔父袁寶慶為子，被嗣父母帶至南京、濟南生活過。
少時的袁世凱對讀圣賢書不是很上心，倒是對當官頗為熱衷，而袁寶慶也將其為宦帶兵的心得傾囊相授。據說袁世凱十三歲時曾自撰一聯：大野龍方蟄，中原鹿正肥。不過這事有些不靠譜，怕是以訛傳訛。因為聯語反意明顯，朝廷定鼎中原已久，他講中原鹿正肥不是要奪滿清朝廷的江山嗎？所以，此聯要么是袁世凱編練新軍掌握軍權后的作品，要么是好事之徒的“栽贓”。
但袁世凱的性格確實與兩千年前的項羽有些相似，喜讀兵書，好為萬人敵。
袁世凱十五歲時嗣父去世，失去依憑。好在堂叔袁寶恒（袁甲三子）回鄉，看袁世凱可堪造就，遂帶其至北京，一面督促學習，一面讓他多接觸官場，以增其閱歷見識。袁寶恒擔任刑部侍郎時著意栽培袁世凱，常給他一些不太好辦的雜務，袁世凱表現出達練的人際交往能力，讓袁寶恒深為滿意。袁寶恒在河南賑災時便將其帶在身邊。但沒料到的是，袁寶恒竟然死于賑災任上，年僅五十一歲。袁氏家族的男丁似乎都沒有活過六十歲的，讓袁家興旺起來的袁甲三只活了五十七歲，生父袁寶中五十一歲，嗣父袁寶慶只有四十八歲。這個魔咒般的怪現象袁世凱亦未逃過，不過這是后話了。
袁家對此深為恐懼。聽了風水先生的話，搞了一次分家。于是十九歲的袁世凱離開袁家大宅，搬到陳州，繼承了嗣父豐厚的遺產，開始文人詩酒的一段愜意時光。他在陳州出資組織了兩個文社，在那里結識了對其一生事業有巨大幫助的徐世昌。二人志同道合，相談甚歡，都對科舉深惡痛絕，遂結為異姓兄弟。當袁世凱了解到徐世昌赴京科考缺少川資時，便大方資助，徐世昌先中舉后進士，宦海順達，成為袁世凱一生中有力的臂助。
但袁世凱自己的科舉之路卻不順利。光緒二年（1876）和光緒五年（1879）兩次鄉試都名落孫山，一怒之下將過去所作的詩詞文章全部付之一炬，決定學習班超、傅介子，效命疆場，立功異域，再不搞什么摘章尋句的玩意了。
袁世凱的結發妻子姓于，是個河南大地主的女兒，為袁世凱生育了長子袁克定。但于氏說錯一句話觸怒了袁世凱，袁世凱終身不進于氏的臥房，可見其人之冷酷無情。
袁世凱官場發跡起于淮軍名將吳長慶，吳長慶是袁世凱嗣父袁寶慶的把兄弟，光緒七年（1881）年，二十三歲的袁世凱投靠吳長慶，次年大清的藩屬朝鮮發生“壬午政變”，朝廷擔心日本覬覦朝鮮，派吳長慶率軍六營（約3000人）赴朝平叛。袁世凱在整頓軍紀，設計抓捕大院君的一系列行動中有勇有謀，深得吳長慶欣賞，贊其不愧將門之子。吳長慶七天即平定朝鮮內亂，讓日本干涉朝鮮的陰謀破產，袁世凱功不可沒，朝廷論功行賞，“以同知分發省份，盡先補用，并賞頂戴花翎”這是袁世凱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如果說袁世凱的第一個伯樂是吳長慶，那么第二個，更重要的伯樂就是淮軍創始人，朝廷重臣李鴻章了。光緒十年（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李鴻章命吳長慶率三個營回國，駐扎東北。朝鮮留守部隊交給了“總理營務處，會辦朝鮮防務”的袁世凱，是年袁世凱僅二十六歲。當年冬，朝鮮再次發生內亂，親日派囚禁國王，組織親日政府，驅逐清軍。袁世凱冷靜觀察，及時報告國內，在李鴻章充分授權后，袁世凱率軍進攻朝鮮王宮，與駐守王宮的日軍發生激烈沖突，身先士卒，在衛士陣亡，自己負傷的情況下擊潰日軍，解救國王，捕殺親日派，使朝鮮再次回到大清的統治下。李鴻章對袁世凱在朝鮮的表現深為滿意，稱其“膽略皆優，能持大體”，朝廷不吝封賞，任命其為“駐扎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以知府分發，盡先即補，俟補缺后以道員升用，加三品銜。”
袁世凱培育自己的勢力起源于小站練兵。朝鮮的經歷特別是甲午之戰的教訓讓袁世凱正確地認識到軍權的無比重要性。走通軍機處和李蓮英的門路拿到了練兵權后，袁世凱做了大準備，下了大工夫。
在小站練兵期間，袁世凱不僅表現出深遠的目光，而且對于駕馭部下深有體會，用各種權謀手段獲得了如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等人的擁戴和忠心。袁世凱自然將這支浸透他心血的部隊視為心頭肉。
袁世凱真正的發跡應當歸功于戊戌事變。對于去年發生的戊戌事變，袁世凱的心情是極為復雜的。袁世凱知道，自己的名聲自去年秋天起就臭了。原因當然是因為在去年秋天八九月間京師發生的那些驚心動魄的事情，將自己推向了士大夫切齒痛恨的境地。
雖然事情已經過了很久，至少好幾個月了，但那張英氣勃勃的面孔仍不時出現在袁世凱的記憶中，那個人便是譚嗣同。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那個湖南書生用石炭題寫于監獄墻壁上的七絕詩早已哄傳天下，在帝國讀書人中造就譚嗣同不朽英名的同時，也將袁世凱釘上了恥辱柱。
袁世凱并不是保守派的人。更不屬于保守派代表榮祿的圈子，雖然他關于編練新軍的條陳得到了榮祿的贊賞并在慈禧面前說的好話。袁世凱在思想上一直傾向于維新，他還是強學會的發起人之一，還親自給光緒帝上過書，呼吁變法圖強。袁世凱與康有為不僅認識，而且關系很好。1895年夏，康有為第四次上書，面臨遞不進去的困難，都察院和工部（康有為時為工部主事，相當于后世中央部委的處長）都不肯為之傳遞，最后還是袁世凱通過督辦軍務處代遞的！
袁世凱親近維新派不僅出于思想上的接近，而且出于對自身發展的考慮。當時光緒帝大力支持變法，維新派大見信用。如論出于忠君還是謀求個人發展，袁世凱和維新派混在一起都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講到維新變法，就要提到1895年的公車上書。
甲午大敗和馬關條約的簽署，毀掉了李鴻章的半世英名。也帶來了帝國深刻的變化。
最早引發變局的是康有為的公車上書。
公車，古代指官車。早在漢代，文人進京考試，交通工具由國家給予解決。后來就以公車代指舉人進京。
在大清帝國，舉人沒有直接向皇上上書陳言的權利，要上書必須由都察院轉交。都察院是全國最高級別的檢察、彈劾和建議的機關，也是接受民間信訪的最高政府機構。作為帝國政府權力如此之大的機關，有把請愿書送上去的職責，也有扣壓下來自行處理的特權。特別是當舉人們的請愿書不但議論了國家大事而且是直接寫給皇帝時，官員們處理起來便不得不特別小心。
所以都察院的官員們選擇了將請愿書壓下來的穩妥做法。
但康粱顯然不愿善罷甘休。在他們的鼓動下，“公車”們開始大規模的串聯，一千多士子在請愿書上聯合簽名，其中廣東和湖南的舉人們幾乎全部上陣。進入近代，廣東和湖南這兩個省份非常特別，幾乎成為造反鐵定無疑的發源地，湖南之士，廣東之商，湖南之強而悍，廣東之富而通。有廣東和湖南帶動，各省紛紛跟進，他們一定要在馬關條約簽訂之前上書皇帝，以挽救國家。
康有為們的上書并未受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他們并不甘心，隨后的日子里，在北京組織強學會、保國會，很多達官貴人支持并參加了這些組織，強學會的開辦費1500兩白銀還是湖廣總督張之洞出的呢。康有為們的宣傳工作受到了效果，朝廷的上層人士中越來越多的人支持變法的主張，導致了光緒皇帝1898年農歷4月11日頒布了變法的上諭。
一件深刻影響歷史的事件發生了。
光緒四歲時被立為皇帝，直到1889年他十八歲時慈禧才將政權交還給他。但那是名義上的交還，重大的人事任免還是要慈禧點頭的，具體的規定就是任命二品以上官員，必須請示慈禧決定。光緒帝為了推行新政，必須建立自己的班底，怕慈禧不同意，只能提拔康黨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為四品軍機章京。
清廷自雍正朝以來，最高決策機構為軍機處。軍機大臣自然以滿族為主，漢族大臣不過是裝飾品，并不能真正參與軍國大事的決策。自光緒皇帝在軍機處設了四個軍機章京，這種狀況就得到了改變。有了四個如同皇帝機要秘書的軍機章京，軍機大臣反而成為了軍機處的點綴了。這自然影響到舊臣的權力，進一步會影響到舊臣的地位。這樣一來，隨著新政的進展，皇帝及其身后的漢族維新派與慈禧太后及滿族親貴大臣的矛盾便逐步凸顯了。
這只是問題的一面，問題的另一面就是皇帝提拔的都是漢族才俊，新舊之爭后面帶出的是滿漢之爭。從那年的夏季，就不斷有人給慈禧上書，滿族大臣們抓住了慈禧對漢族骨子里的偏見和警惕，不斷用皇帝喜用漢人歧視國族的話刺激慈禧，進而在八月初三，一位御史上書慈禧，希望慈禧有所動作，收回皇帝的權力，制止皇帝的“胡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