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密切關注著第五鎮南下廣東的行程。回到南昌靜候第五鎮消息的良弼得知第五鎮在抵達韶州府（今韶關）后兵分兩路，一路沿韶關直下廣州，另一路則拐向西，由連州、梧州直趨廉州府。終于放下心來。對吳重喜提出的分兵疑惑說，龍謙右路乃是正兵，正面壓向廉州，但真正厲害的卻是左路之兵，一定是由廣州、陽江西進雷州，包抄廉州之后路，此乃萬全之策，大事定矣，吾可以安然返京了。當即給北京去了電報，報告了龍謙軍已入廣東，廣東之亂旦夕可平，不足慮也。
考慮到龍謙平定湘贛之迅猛堅決，良弼覺得，龍謙固然有不臣之心，但至少在平定同盟會上還是盡力的，現階段還是以拉攏為主，擇機將其調出第五鎮，朝廷得一員大將，國家多一旅雄師。所以，太后和良弼的考慮都是對的。
完成了使命的良弼剛到九江，便聽說安慶也出了大事，巡撫徐錫麟遇難，主角叫徐錫麟，是光復會的人。立即順流東下，去了發生了大事的省府安慶。
事件主角徐錫麟這年三十歲，兩年前加入光復會，接受光復會主要領導陶成章的建議，花錢買了個道員，成為了新成立的安徽巡警學校的實際主持人。盡管光復會已經并入了同盟會，但實際上組織還是獨立的，辦事自然也獨立，徐錫麟一手導演并主演的大劇孫文黃興根本不知道。
陶成章是堅定的反清義士，他與孫文花錢雇傭會黨起事的路線不同。而是從滿清內部入手，認為必須讓革命者先當上滿清的官吏，特別是掌握槍桿子的官吏，然后才能圖謀反清大業。徐錫麟就是走了這條路。
主管了巡警學堂的徐錫麟取得了成功，他的學員中，不乏跟隨他反清的義士。
7月6日，在安徽巡警學堂提前兩日舉行畢業典禮上，徐錫麟利用匯報的機會突然拔出兩支手槍。雙手齊發，連續射擊來觀禮的安徽巡撫恩銘，導致恩銘上唇、左手、腰部及腿部連續中彈。由于徐錫麟高度近視，恩銘當時只是受傷，并未斃命。
場面大亂，恩銘的衛兵顧不上反擊，乘徐錫麟為打空了的手槍裝彈的機會，背上流血不止的恩銘奪路逃命。徐錫麟的同黨陳伯平追上去繼續射擊，一顆子彈穿過后脊椎嵌入腹腔。
站在恩銘身旁觀禮的安徽藩臺馮煦被這一突發事件驚呆了。竟然一動不動站在那里。徐錫麟并未傷害他，而是說馮大人快走，不關你的事。
因為馮煦是漢人。
徐錫麟就此帶領學員們接管了軍械所。但打不開精鋼所鑄的彈藥庫大門。這時。安徽巡防營統領劉利貞帶兵趕到，包圍了軍械所。對峙射擊時陳伯平中彈而死，徐錫麟及追隨他的學員們彈盡被俘。
這位恩銘，就是庚子年逃出京師會合龍謙所部的那位貴公子，七年的時光，成為了一省巡撫。幾個月前。龍謙率部自山東、河南、安徽南下湘贛，恩銘還寄信給龍謙，希望他方便的話到安慶（安徽省會）一聚，看起來這位巡撫大人并未忘記當初的一面之緣。
龍謙給他回了信，說軍務緊急。會面只能再擇時機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安徽官聲尚好的恩銘對于徐錫麟有絕對的知遇之恩。如果沒有恩銘，資歷甚淺的徐錫麟絕不會坐上巡警學堂會辦的位子。徐錫麟被俘后，對審問他的代理巡撫馮煦忘恩負義的責罵，徐錫麟坦承他確實受了恩銘大恩，但殺恩銘是為國家，不是為了個人。言外之意，他個人對于恩銘還是感激的。
趕到安慶的良弼命令立即處死徐錫麟，以儆效尤。
傷心欲絕的恩銘的家人提出了一個殘酷的要求，要活剖徐錫麟的心肝以祭奠恩銘。馮煦感念徐錫麟在行刺現場放走了他，對手下做了暗示，先將陰囊擊碎，待割頭剖心之時，徐錫麟早已氣絕。
鮮紅的心臟被利刃剜出，祭奠于恩銘的靈前。這種野蠻時代的祭奠方式，堂而皇之地出現在二十世紀的中國。
徐錫麟行刺恩銘的案件，拉開了改朝換代血淋淋的大幕。這件事很快哄傳天下，光復會這個組織一夜成名。故事并未結束，因為徐錫麟的弟弟被捕后，供出了徐錫麟浙江的另一位同黨，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
秋瑾，浙江山陰人（今紹興），自號鑒湖女俠，生于1875年，與正在統軍南下鎮壓革命的龍謙同庚。她幼年隨兄長在家塾讀書，好文史，能詩詞，十五歲時跟表兄學會了騎馬擊劍。
秋瑾于光緒十六年（1890）年跟隨在湖南做官的父親離開故鄉紹興，她無憂無慮的少女時代便結束了，根據父母的安排，秋瑾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與湘潭富家子弟王廷均結婚。王廷均的父親是曾國藩的表兄弟，曾當過曾府的賬房。
按照當時的風俗，秋瑾出嫁的年齡顯然已經超齡了，這似乎反映出秋瑾的性格。如果不是后來丈夫的出仕，秋瑾或許就會做一個跟當時絕大多數女人一樣的人生，侍奉公婆，養育子女，籍籍無名地度過平凡的一生，連個名字都不會留下。但丈夫出錢買官了，那是清代另一條做官之路，納資捐官是惡政之一，誰也明白，花錢買官的人一旦當上了官會發生什么事，但朝廷也沒有辦法，因為這是緩解財政的主要途徑之一。自道光年間起，清朝的財政隨著對外戰事的一再失利便徹底地惡化了。其實自詡為中央帝國的中華歷代政權，戰爭都是讓朝廷破產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們從來沒有想過戰爭可以掙錢。可以發財。打勝了，會顯示中央帝國的寬宏大度，至多懲戒下敵國的酋首，不會要求對方做經濟上的賠償——那不是天朝上國應有的氣度，打敗就更不用說了。這是奇妙的祖宗家法，無論信奉什么主義，執掌天朝上國權柄的大人物如同一個師傅教出的徒弟，對外或賠償。或援助，或赦免，就是不去考慮本國的子民利益。
1900年，因丈夫納資出任戶部主事，秋瑾隨丈夫赴京。這段經歷徹底改變了她的人生。秋瑾在北京結識了丈夫同事的夫人吳芝英，她是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總教習吳汝綸的女兒，多才多藝，書法驚艷京城。秋瑾在吳芝英的幫助下進入了京師社交圈，結識了京師大學堂日本教習的妻子服部繁子及眾多的社會名流。眼界既開。思想也變得激進起來。
一個才華橫溢，性格剛烈的妻子讓一個無甚學識，性格懦弱的丈夫無所適從。秋瑾曾這樣形容自己的丈夫。“無信義。無情義，嫖賭，虛言，損人利已，凌辱親戚，夜郎自大。銅臭紈绔。”開了眼界接觸了世界的妻子這樣描述自己的丈夫，可見王廷均在妻子的眼中形象算是徹底毀了。
1904年6月，二十九歲的秋瑾東渡日本留學。同年秋，秋瑾在日本創辦《白話報》，倡導婦女解放。提倡男女平等。結識在日本的同鄉周樹人、陶成章等。次年春回國籌措學費，在紹興結識徐錫麟。經徐介紹加入光復會。當年8月，再次東渡日本，在東京青山實踐女校學習，9月，在黃興寓所結識孫中山。經馮自由介紹加入同盟會。被推舉為評議部評議員兼同盟會浙江主盟人。
年底回國，曾在湖南南潯鎮潯溪女校短暫任教。兩個月后辭職去上海，準備組織浙江會黨發動武裝起義。9月，創辦《中國女報》，1907年初，接任大通學堂督辦。
秋瑾已是同盟會高級領導人，相當于后世的浙江省委書記。
徐錫麟案發后，秋瑾在上海出版的報紙上看到了徐錫麟刺殺恩銘被捕英勇就義的消息，憂泣內室。這時浙江會黨力量和金華黨軍已完全被破壞，處州黨軍一時不能發動。大通學校的學生建議立即舉事，殺死紹興知府貴福，占領紹興，再圖后續行動，秋瑾同意了。
她不知道的是，此時她已被紹興士紳胡道南所告發了，胡道南對貴福說，秋瑾就是革命黨，而且是紹興一帶的總負責人，她結交會黨，是極為危險的人物。
保密意識差是當時革命黨的通病，造反這種殺頭滅家的事八字還沒有一撇，早就宣揚的滿城皆知了。
貴福對秋瑾之事早有所聞。徐錫麟刺殺對其有大恩的安徽巡撫恩銘，給了貴福很大的刺激，認為這幫革命黨簡直是毫無人性。心想，萬一自己落在革命黨手里，這幫人絕不會給自己好果子吃。當初恩銘是如何對待徐錫麟的？為了他們的造反大業都可以毫不留情地開槍，致使恩銘身中七彈，子彈還沒有取出就咽了氣。自己和秋瑾雖說不是不認識，但絕沒有恩銘對徐錫麟的恩義，能對自己寬恕？所以貴福立即赴杭州報告浙江巡撫張曾敭，張巡撫因秋瑾名氣甚大，一時間拿不定主意，征求了巨紳湯壽潛的意見，才決計逮捕秋瑾，派巡防營統領李一智率第一標渡錢塘江赴紹興執行逮捕任務。
秋瑾已得杭州方面同黨密信，采取了一些措施，藏匿了槍械彈藥，燒毀了名冊，遣散了大通學校可能列入朝廷通緝名單的學生。次日，嵊縣黨軍首領王金發從嵊縣急急趕來，與秋瑾商定初十起事，屆時王率會黨從嵊縣殺至紹興。
王金發走后，有人即報清軍正朝紹興開來，大家勸秋瑾立即逃走。秋瑾不說話，也不走。當清軍將圍大通學堂時，骨干學生再勸秋瑾逃走，秋瑾慨然道，“革命成功是要流血的，我要以我的熱血澆灌自由之花，若滿奴能將我綁赴斷頭臺，革命至少可以提早五年。”
很有些九年前譚嗣同舍生取義的勇氣。
山陰知縣李鐘岳奉貴福之命帶隊前往捉拿秋瑾。李鐘岳是漢人，素來敬仰秋瑾的風骨，對于知府之命，先是拒絕，后來又想乘機救出秋瑾，命兵士們不準傷害女子，實際是為救秋瑾張目。到達大通學校時李鐘岳命兵士朝天開槍，示警秋瑾速速逃離。但秋瑾已報一死決心，雖聞槍聲，仍端坐不動，遂被捕。
秋瑾事發前，貴福也是大通學校的座上客，貴福提審秋瑾時秋瑾便指出了這點，堵住了貴福的話，也使得貴福動了殺機。
次日，案子交給李鐘岳審問。秋瑾爽快地承認自己便是革命黨。
李鐘岳置筆墨紙張于前，秋瑾書七字，“秋風秋雨愁煞人。”然后素要鋼筆，寫下了她策劃領導暴動的供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