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大明宣武元年，加上之前光復朝的29年，和再往前使用永歷年號的永歷200年。大明王朝復興已經整整有31年了！當年不過36歲的左宗棠，今年已經67歲“高齡”了。這個年紀在21世紀不算太老，可是在1877年卻是絕大多數人都活不到的高壽——所謂70古稀，古來稀有，離67歲僅僅只有3年了。所以和左宗棠同時代的大儒小儒，如今大多不在人世了。整個大中華社會的中堅，不是在復明之后出生，就是在復明之后成長，他們的思維和所接受的教育同復明前成長起來的人們是完全不同的。
眾所周知，儒學或者說是官儒，其實是朝廷用科舉取士的辦法灌輸給民間知識分子的——科舉考什么，下面的讀書人就學什么，否則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和一幫大儒講大道理的效果，是遠遠不如直接拿科舉內容和規則開刀來得好。
反正大部分讀書人只求有個考試做官的機會罷了，雖然大明的科舉改革用年齡設限，斷絕了一批人的仕途，但是秀才為官卻讓讀書人得官變得大大容易起來，對大部分讀書人還是非常有利的——對他們有利的事情，他們自然不會反對了。
而朱濟世所推行的科舉改革的另一個重點則是內容改革，不僅加入了大量的實學內容，而且還大幅降低了儒學類考試的難度——這也和科舉取士的人數增加有關。現在光是大明帝國一年就要取幾萬個文職官員，比起偽清時代一年平均100個左右的進士額度（三年一試，取士300上下）增加了幾百倍。考試的難度當然要降低很多。
而且朱濟世更是有意引導科舉考試中的儒學題目簡單化。到了光復二十幾年，科舉考試中的儒學題目大多是選擇題、填空題和默寫題，基本上都圍繞著四書五經的幾篇重要的原文出題，不求甚解了。八股文章也不做了，改成一篇制式公文，能把事情簡單明了說清楚就行。而用來為難大多數考生的難題、偏題，都集中到了法律、經濟、數學等實學類的題目（哪怕是秀才科同樣要考一下法律、經濟和數學方面的內容）上去了。
這樣一來。儒學在大明科舉考試中的作用就越來越小，而民間學習儒學的興趣自然也越來越低。大部分新時代的讀書人對儒學的了解。都處于只知大概的水平之上，他們對于儒學的維護，自然也不能和30多年前的儒生士大夫相比。
“都31年了，時間過得可真夠快的……”左宗棠沉默了片刻。又些感慨的嘆了口氣，“如今我大明的武功之盛，已經遠邁漢唐，只是這文治……”
“什么是文治？”朱濟世笑說著，“人人精通孔孟之道就是文治？左卿，你覺得這孔孟之道需要花多少年方可稱得上精通？”
“道理當然是一輩子都學不完的……”左宗棠苦笑著搖搖頭，“太上皇，老臣明白您的意思，孔孟之道并非實學。無需人人精通，也不可能人人精通，要不然這天下的實事就無人去做了。”
孔孟之道算得上是東方哲學的精華。是非常有價值的東西，值得花一輩子去研究。但是一個國家里面搞哲學研究的只能是極少數，大部分人，包括官僚政客，也只能做到粗通。如果整個精英階層把研究哲學當成了職業，絕對是個不可想象的社會。
而中國社會的宋明清三朝就是這樣一個社會！而且在整個中國社會的精英們千年如一日的研究的情況下，中國的哲學研究其實也沒有取得太大的成就。反而造成整個社會的思想被禁錮在牢籠之中。
如果要在國際上尋找類似的例子，大概可以和天主教統治下的歐洲中世紀還有政教合一的真神教世界有的一比。而且儒學實際上也有一位教宗或是哈里發之類的領袖，就是皇帝老子！而協助皇帝統治天下的文官則是儒學的主教或是阿訇，科舉則是主教和阿訇產生的辦法，同時又是一種傳教手段。
而要對這個類似宗教的儒學進行“宗教改革”的最佳時機，就是改朝換代之時。因為沒有人能靠一幫儒生去奪取天下，一個新興王朝的基礎必然是武力。所以在王朝興起的時候，儒學教派的力量最弱，改革的阻力也最小。這也是朱濟世成功的將儒學從神壇上請下來，解放了國人思想的主要原因。
當然，朱濟世也可以在將儒學請下神壇的同時再扶植起另一個禁錮思想的學派或教派去牢籠天下智士。哪怕就是把馬哲搬出來，在刺刀和科舉的雙重作用下，也照樣能讓中國的讀書人言必稱馬恩。
不過朱濟世當時的想法是將中國社會的精英引向實學和實業，而不是繼續考試做官收租的傳統幸福生活。因而需要打破人們思想上的牢籠，而非再建立一個更堅固的牢籠。
但是在整個中國社會已經成功走上了資本主義的獨木橋之后，適當的洗腦或是價值觀教育，還是有必要建立起來的。
大中華帝國必須要有自己的普世價值——對大明王朝的統治和大中華帝國的團結有利的普世價值。而不是美國式的自由民主……呃，自由是可以的，民主也木有問題，但是皇帝老子一定要有！
“左卿，實話和你說吧，王蘭卿的哲學研究方向頗合朕意，朕已經讓皇家基金會出資贊助。”朱濟世直言道，“中華的哲學罷黜百家以來就發展緩慢，現在已經難以和西哲抗衡，必須要有人出來用復興百家的名義將西哲中的精華引為己用。”
左宗棠干笑了兩聲，朱濟世擺明了是要在學問上做偽嘛！只是引用西方哲學精華入百家之學的難度不小……而朱大太上皇本人又不大懂百家的道理，只好假手于他人，或許又不大放心，于是就想讓自己出面把關和鼓吹吧？
“而復興百家，當然也包括弘揚儒家經典，儒家之學博大精深，而歷朝歷代只是取其一部，恐怕未得其精髓。如今朕希望能有大儒領銜為往圣繼絕學，使儒學真正發揚光大。不知左卿可有意為光大孔孟之學而出山呢？”
朱濟世眼神灼灼，顯然對左宗棠期望頗深。之前要富國強國，當然首先要解放思想——就如同后世中國的改革開放初期一樣，只能先淡化馬克思主義，哪怕引入一些西方資本主義的腐朽思想也是不得已之選。而在大中華帝國建立起世界霸權之后，富國強國的目標已經達成，當然要建立起符合大中華帝國利益的普世價值，也就是意識形態了。
而中華傳統的哲學思想顯然不足以成為大中華乃至全世界普世價值的基礎，吸收西哲的精華也就勢在必行。但是要將東西方哲學完美的融合起來，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其中最難的，就是將西哲融入儒學。畢竟儒學在30年前還處于絕對的統治地位，研究和精通儒學的士人不知道有多少。其中相當一部分如今還在世，如果沒有德高望重的大儒出面領銜搞學術造假，是很容易被人拆穿的。一不留神就會像歷史上的康有為一樣，因為一部《孔子改制考》成了眾矢之的，被反對派揪住猛批。
“此事老臣可以一試。”左宗棠微微苦笑，還是接下了這副重擔。因為他知道，自己如果不去幫助朱濟世“發揚儒學”，朱濟世很有可能讓儒學湮滅在百家之中，而讓法、道、墨三家取而代之了。
“多謝左卿家。”朱濟世微笑著朝左宗棠點點頭，真心實意的感謝，不帶半點作偽，因為左宗棠的確幫了他一個大忙。
“不敢。”左宗棠連忙還禮，而后問道，“不知太上皇想要一個什么樣的新儒學？”
“當然需要一個能夠維護君主立憲制度的儒學了！”朱濟世笑道，“孟子就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理論。想來不難將儒學往這方面發展吧？”
他頓了一下，又道：“另外，天下大同的理論也可以發展一下，儒家、道家和墨家似乎都有這方面的理論。可以和西哲中的社會主義結合，不過不能反對私有制，而是要強調社會福利，強調國家在社會財富二次分配中的作用。”
朱濟世想要的是將諸子百家和西方哲學融合的主要目的，就是形成中國自己的哲學體系和意識形態體系。而君主立憲制度當然是這個意識形態的核心，不僅要在大中華帝國樹立，而且還要千方百計將之普世化——決不能讓這個時空的未來人類們將沒有君主的民主自由當成普世價值！與此同時，考慮到西方社會主義已經興起，大中華也必須要走一下福利社會的路子，以對抗社會革命。因而起源于春秋戰國的大同思想則將成為大中華意識形態體系的又一個核心。另外，墨家的科學思想，法家的國家主義和法治思想（當然是歪曲和發展過的），都要被一一挖掘出來，形成理論和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