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17年4月6日美國對德宣戰，1917年4月18日中國對德奧宣戰開始，圍繞著王庚參戰軍的編練擴大以及不斷的被武裝，中國似乎不知不覺走上了戰時發展建設的快車道。
參戰帶給中國的巨大好處已經毋庸置疑，參戰將讓中國付出的代價則還根本沒人能看得到，在國會議員中占相對多數的南方黨人，因為參戰前后的立場和表態事實上也分化成了好幾派，原來第一大黨南方黨人也只占45，其次是老袁當初組織的進步黨，再次是交通系和研究系。
參戰為中國爭取到了前所未有的條件，獲得列強特別是美國全力支持的新中元的發行則在財政上為政府和全國人民松了綁，加上1917年春夏之間的風調雨順，尤其是參戰模范軍在軍民共建關系上的創新讓人耳目一新，三大紀律九項注意并不是只在嘴上唱的軍歌，而被貫徹執行到了官兵的所有的日常軍營生活中去。
無論國務總理和他的皖系，以及王庚和徐樹錚，里里外外樹了多少明的暗的敵人，這支三個多月編練擴張起來的新型軍隊，戰斗力如何也尚不得而知，但在武器裝備、后勤保障和官兵待遇，更重要的是在軍紀嚴明方面，堪稱民國史上第一，堪稱無可挑剔！
在王庚千頭萬緒的操持著自己這一灘的事情的時候，國內的各方政治勢力卻在竭盡所能的準備8月份的國會議員補選和改選事宜，現在這屆國會仍民元國會，是中華民國成立后的第一屆國會。
1912年8月27日，臨時大總統袁世凱頒布了臨時參議院制定的《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參議院議員選舉法》和《眾議院議員選舉法》，并成立了一個辦事臨時機構“籌備國會事務局”。根據《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國會分上下兩院：參議院和眾議院。
民元國會因為二次革命被袁世凱取締，并在去年黎元洪上臺后恢復，此刻參議員和眾議院的職權基本相同，只是參議員是由各省議會推選的代表組成，主要代表各派政治勢力，而眾議院是根據人口每80萬人設一名民選眾議院，代表人民意志。
民國建立不過短短六年，總統制和責任內閣制整天牽扯不清，當初南方黨人為主的臨時參議員制定的《臨時約法》本來是打算搞總統制，結果眼看袁世凱必將當選總統，便又將原《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的總統制改為內閣制，想使袁世凱成為虛位總統。
結果袁世凱當總統的那幾年，內閣制度從“超然內閣”“政黨內閣”“責任內閣”“綱要內閣”中不斷變換莫衷一是，最后演變成四不像的內閣制度，就是由總統任命總理，而總理負責組閣，若眾議院通過新內閣，則總理和本屆政府正式成立，否則就為不斷調整內閣閣員直到通過議會的審議，或者總理自動放棄組閣，由總統任命新總理重新組閣。
而總理也可以向大總統提出解散眾議院的動議，經大總統同意后，提交參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則總統可以解散眾議院。反之，眾議院也能對內閣和總理提出不信任案，若三分之二通過，則提交總統下令解散內閣，若總統不同意，則可以像參議員提交解散眾議院的動議，以此做總統、內閣和議會間的平衡和牽制。
這參議員，全國22行省，每省各10名；內外蒙古、西藏、青海，各設選舉會，分別選出27名、10名、3名；另由中央學會選出8名；各地華僑選出6名。按法定名額，則參議員共有274人。仿照美國制度，六年一任，兩年一選，以保持其新陳代謝，每兩年改選的三分之一參議員，以抽簽決定誰需要參加改選。
而眾議員的名額，則依各地區人口多寡定之。每80萬人口選眾議員一人，然每省至少有眾議員10人，人口不足800萬的小省份亦照選。唯蒙古、西藏、青海則參眾議員人數相等。22行省中以直隸（今河北）人口最多，有眾議員46人。人口最少的省份如新疆、吉林、黑龍江，各選眾議員10人。
其他各省多寡不等。任期三年為一屆，三年一選。選舉分初選和復選，條例滋多，按法定名額，全國共有眾議員596人。參、眾兩院合計共有議員841人。
早先在1912年12月初至1913年3月，全國各地根據選舉法選出參眾兩院國會議員。登記選民共四千萬以上，占全國人口9.98。選出的議員，主要包括政治活動家、自由職業者、原清朝官吏等；其中，南方黨籍議員約占45左右，是國會第一大黨。
這民初的第一屆國會，實際開幕是1913年4月8日，之后隨著二次革命而休會，并在1914年1月被袁世凱正式解散，然后在1916年6月29日被黎元洪宣布恢復，1916年8月1日在北京重新開幕，到今天1917年8月1日，正好是國會復會一年，也是參議員第一次三分之一的議員進行2年一次的改選。
鑒于《臨時約法》和民初國會在王庚這只蝴蝶的干預下，并沒有出現的“張勛復辟”和“黎元洪解散國會”這兩檔子破事，所以本來應該出現的孫大炮發起的“護法運動”也壓根沒有機會出現，議會依然是國內各方勢力角逐的主要戰場。
實際隨著中國參戰軍的不斷壯大，護法戰爭又不曾出現，所以北洋在段祺瑞的克制和馮國璋的忍讓下，至少在外人看來，北洋比之過去更加強大，并且依然團結，最好的例子就是直系的吳佩孚擔任了參戰軍第三師的師長，并實際替代王庚成為綏遠都統的代理人。
而吉林督軍的位置在張作霖搗騰出來那么多事情之后，依然沒有被老段做順水人情給了張作霖，反而是調直系駐天津馬廠的第八師李長泰去吉林，直系的力量依然受到了維護。
說北洋在外人看來更團結更強大，一個更有說服力的例子是，7月底第三批到貨的美式軍火中，王庚這個把武裝參戰軍作為第一優先考慮的參戰督辦，居然大手一會，讓陸軍部從這第三批美援中調撥了足夠裝備一個混成旅的春田式步槍、班用機槍以及勃朗寧重機槍，把能武裝一個混成旅的美式裝備撥給了駐防在保定的曹錕第三師！
南方黨人在早先的參戰問題上分裂成支持和反對的兩派，當中國順利參戰并攫取了巨大的好處，拓展了前所唯有的寬松的國際政治環境，切實的提高了中國在國際的政治地位之后，當初力持反對意見的人的聲望顯然受到了巨大的影響。
就南方黨而言，當初章太炎、譚人鳳、廖仲愷、馬君武以及朱執信等追隨孫大炮，反對中國參戰，而益友社、政學會的張繼、吳景濂、谷鍾秀等，以及汪精衛、胡漢民、王寵惠等主張參戰。
汪精衛認為中國“為維持一己之尊嚴起見，已當極力抵抗。”胡漢民認為“至今中國均處被動之地位，目下正系自動之時機也。”王寵惠認為如果中國目前維持中立，日后“必致自受種種之責備。……故目下應毅然出之，與德國正式宣戰也。”
另外一些沒有明確表態，但傾向與支持參戰，如蔡元培，在中國參戰后終于表態支持政府和內閣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