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睜開眼睛，發現周圍一切都是白色的，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墻壁、白色的被褥。看到這些東西，我知道自己如今是躺在醫院里。閉上眼睛想了一下，也沒想清楚自己是怎樣來到醫院的，腦海中留下的最后印象，是一顆炮彈在巴哈杜身后爆炸了。
“指揮員同志，您醒了！”身邊傳來一個姑娘驚喜的喊聲，我扭頭一看，原來是位穿著白大褂的年輕護士。
“我這是在什么地方？”
“這是尤日那亞的后方醫院里。”她回答完我的問話，便一溜煙地跑出了病房。我環顧四周，這是一個單人病房，除了我睡的這張病床，屋子里還有一張桌子，和一把圈手椅。椅子上堆放著一堆衣服，我一眼就認出正是原來穿在自己身上的軍裝。
我輕輕動了動雙手，沒有絲毫疼痛的感覺；又活動了一下雙腳，還是一切感覺良好，看來我的傷勢一點都不嚴重。我用手在全身上下摸索了半天，也沒有找到任何受傷的部位。
正在奇怪的時候，病房的門打開了，小護士帶著好幾個醫生護士進來了。他們進來后，就七手八腳地給我量體溫測血壓，忙得不亦樂乎。
經過一番緊張的檢查，發覺我的一切正常。一位戴著口罩，才用聽診器為我檢查過的老軍醫說道：“指揮員同志，您能醒過來真是個奇跡。要知道，您在病床上昏迷一個星期，身上雖然一點傷痕都沒有，但是我們卻始終無法讓您蘇醒過來。”
“啊？！”軍醫的話，把我嚇了一跳，居然在病床上躺了那么長的時間。我不禁擔憂地問他：“醫生同志，我的身體不要緊吧？”
“不要緊的，指揮員同志。從剛才的檢查結果來看，您的健康狀況非常理想，隨時都可以出院。”他對我說這話的時候，口氣中好像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然后他又轉身對那個小護士說：“阿妮婭，你留下來好好地照顧指揮員同志。明白了嗎？”
“明白，院長同志。”聽了她的話，我不禁暗自吃驚，為了給我檢查身體，居然是軍醫院的院子親自出門，未免也太重視我了吧。
這群醫生護士才收拾好儀器，放心地離開了病房，只留下了那名叫阿妮婭的小護士。
等大家離開后，我小護士把放在椅子上的衣服遞給我，然后邊穿衣服邊和她聊開了家常：“親愛的，你叫阿妮婭？”
“是的，指揮員同志。”她有些拘束地回答著我。
“當護士以前是做什么的？”
“我是列寧師范的學生，今年剛上大二。戰爭爆發后，學校停了課，雖然沒有人動員我們，但是大多數的同學都上了前線，我也就跟著來了。”
“你的同學都在醫院里工作嗎？”我接著又問道。
“不是的，指揮員同志。除了我和幾個女同學在醫院里當護士外，其余都到了前線的作戰部隊或者是在城市里修筑防御工事。”
“哦。”我點點頭，掀開了被子，開始往腿上套那條并不合身的男式軍褲。
“指揮員同志，您怎么穿的是男式軍褲啊？”阿妮婭好奇地問道。
“穿裙子太冷了，軍需官又沒有給我發合身的軍褲，所以我才臨時找戰友借了一條。”
“所有的女兵們都穿裙子嗎？”她這么一問，倒真把我問住了。我只記得在列寧格勒的時候，高射機槍連的女兵們都穿的是藍色的裙裝，街頭指揮交通的女戰士們穿的也是裙子。至于其他的女兵嘛，到莫斯科以后，我貌似還沒有在部隊里見到過其他的女性，所以她們的下裝穿什么，裙子還是褲子，我還真不知道。
“前線的情況怎么樣了？”我趕緊把話題岔開，問點我最感興趣的事情。
“還在戰斗中。”她的回答非常含糊和籠統。這也難怪，蘇軍內部的信息太閉塞，別說她一個小小的護士，就是營級或者團級的指揮員也同樣不知道戰斗在哪兒進行，他們所能做的就是把部隊集合好，按時進入上級指派給他們的戰斗陣地就行。
“我真的在床上昏迷了一個星期嗎？”我對剛才軍醫的話產生了一絲懷疑，我全身上下沒有一點傷痕，只是被炮彈的氣浪震暈了，怎么可能會昏迷那么久呢？
“是真的，指揮員同志。”阿妮婭回答我時，臉上掛著天真無邪的表情。“您在床上昏迷不醒的這段日子里，每天都有很多上級指揮員打電話來了解您的情況。聽在院子辦公室里工作的一個同學說，打電話來的，有您所在師的師長，集團軍司令員，甚至還有方面軍司令員朱可夫大將呢。”
我穿好了軍上衣和棉軍褲，卻沒有發現我那件每天穿的軍大衣，便問阿妮婭：“阿妮婭，我還有件軍大衣，你看見了嗎？”
“我知道在哪里。”阿妮婭拼命地點著頭說，“您被送到醫院的那天，軍大衣上面全部是血，濕得就如同才從水里撈出來一樣，所以一脫下來，我就送到洗衣房里去了。您等一下，我馬上去幫您取回來。”說著她便拉開房門跑了出去。
我坐在床邊盯著屋頂發呆，回想著受傷前的情形，炮彈是在巴哈杜的身后爆炸的，我都被震暈了，他更是兇多吉少。我軍大衣上面的那些血跡，估計就是他身上的吧。
阿妮婭抱著軍大衣回到了房間交給了我，我接過衣服仔細地看了看，發現雖然軍大衣已經被細心地清洗過，不過前襟上還是能看到大片大片褐色的痕跡，看來巴哈杜已經犧牲了，我不禁有些黯然神傷。
“指揮員同志，您怎么了？”阿妮婭在旁邊好奇地問道。
“沒什么，”我用手背抹了一下才滑落到臉頰上的淚水，對她說：“別老叫我指揮員同志，我聽著太別扭了，還是叫我麗達吧。”
“明白了，麗達。”小姑娘改口倒是改得挺快的。
“你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打電話嗎？”穿好了軍大衣，我又問阿妮婭。
“院子辦公室里就可以打。”小姑娘自告奮勇地對我說，“我帶您去。”
院子的辦公室里，只有另外一個小護士在，估計她就是阿妮婭剛才口里所說的那位同學吧。果不其然，阿妮婭上前和她嘰里咕嚕說了幾句，那個護士就拿起了電話，問我：“指揮員同志，您要給什么地方打電話？”
我想了一下，給潘菲洛夫打電話吧，怕戰斗正在他的師部附近展開，這個時候打電話不合適；給集團軍司令部打吧，萬一羅科索夫斯基正在緊張地指揮作戰，心情不好的時候接到我的電話，沒準會臭罵我一通，也不能打。還是給方面軍司令員朱可夫打吧，不管怎么說，我也是他派到十六集團軍去的特派員，給他打電話的理由還充分一些。于是我對小護士說：“給我接西方面軍司令部。”
“好的，指揮員同志。”小護士開始撥了一個號碼，然后對里面說：“您好，請接西方面軍司令部。”
在等待電話接通的過程中，我對阿妮婭說：“阿妮婭，麻煩你去幫我辦理一下出院手續，我需要盡快地回到部隊里去。”阿妮婭答應了一聲，轉身跑出了院長辦公室。
“電話通了，指揮員同志。”小護士把話筒遞給了我。我接過話筒，聽見里面傳來一個有點熟悉的聲音：“我是西方面軍司令部，您是哪里？”
“我是奧夏寧娜中校，請把我接朱可夫大將。”
“您好，中校同志。我是值班少尉瓦西里，我馬上幫您接大將同志。”他自報身份，讓我想起了少將自殺的那天，在司令部門口攔住我的那名少尉，怪不得剛才的聲音聽起來有些熟悉。
“我是朱可夫，你是哪里？”話筒里傳來朱可夫那熟悉又有些嚴肅的聲音。
“您好，大將同志。我是奧夏寧娜，我可以回司令部向您報道嗎？”
“身體狀況怎么樣？”朱可夫關切地問道。
“一切正常。”
“既然一切正常，那就別留在醫院里了，趕緊回司令部來吧，我這里正缺人手呢。”他說完這話，就掛斷了電話。
拿著阿妮婭幫我辦好的出院證明，我獨自一個到醫院門口攔了輛順風的軍車到了西方面軍司令部。
一走進司令部，便不時地遇到一些熟悉的面孔，大家看見我，都笑著和我點頭打招呼。來到朱可夫辦公室門口時，執勤的少尉趕緊從桌子邊站了起來，和我打招呼說：“中校同志，您來了，大將同志在里面等您呢。”說著便為我拉開了房門。
我走進房間，看見朱可夫正在桌前忙碌著，先脫下身上的軍大衣掛在衣帽架上，然后向他走了過去，在離他幾步遠的地方停了下來。
“有什么情況要匯報嗎？”他感覺到有人接近，頭也不抬地問道。
“報告大將同志，奧夏寧娜傷愈出院，特地來向您報到。聽候您的指示。”我向他立正敬禮并大聲地報告著。
“麗達。”他抬頭看見是我，把手中的鉛筆隨手扔在了桌子上，一步就跨到了我的身邊，把我緊緊地抱在了懷里。
放開我以后，他退后兩步，將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皺著眉頭說：“你這是什么打扮啊？上身穿著女兵的夏季軍上衣，下面穿著不合身的男式棉軍褲，看起來真別扭。”
“這軍褲是向我的政治指導員借的，穿裙子太冷，打仗時也不方便。”我急忙向他解釋。
他聽了我的話，沒有吭聲，而是拿起桌上的電話，撥了一個號碼，對里面說：“我是朱可夫大將，你給我準備一套小號的冬季軍裝，立刻送過來，動作要快。明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