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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卷 【腥風血雨】 第六四零章 武成王新政

更新時間:2024-07-07  作者:三戒大師
(女生文學)

第六四零章

武成王新政

天佑二年四月二十日,天佑皇帝明喻天下,頒布了震驚諸國、影響深遠的《天佑二年國事政務革新除弊詔》,又稱《天佑新法》,但在歷史上更加響亮的名字,叫做‘武成王新政’,因為秦雨田才是這件事的始作俑者,他規劃了變法的藍圖,完善了變法的細節,并用自己的權威和鐵腕,為它保駕護航,.

其實正經說起來,變法的開始并不應該從其標志性文件《天佑新法》頒布之日算起。一個普遍的觀點是,應該從秦雷在清河園講話開始算。

因為從縱向看,之前對朝臣的大清洗也好,中間的見習官員大上崗也罷,以及后來的‘考成法’頒布實施。這一系列的舉措顯然是連貫且經過精心設計的。

從平定李渾到今日,秦雷和秦霆的每一次行動,除了要收攏權柄之外,還隱藏著更深層的目的,那就是‘清吏治’!

道理其實很簡單,事情都是人做的,如果做事的人有問題,那再好的曲子也會被唱歪了。只有先把唱曲子的角兒們整治出來,才能把調唱好。

所以秦雷認為,雖然當時國內的自身造血功能嚴重不足,財政連年入不敷出,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但那是隱藏在更深層的吏治造成的。正因為官員們拉幫結派,競相以權謀私,‘損萬民以養數人’,把自己變成不納稅,吃國庫的特權階層,才讓國家該收的稅收不上來,該花錢的地方沒錢花,以至于常年陷入困頓境地。

更為可惡的是,這些士族官僚為了能長久的胡作非為不受懲罰,視欺上瞞下為常理;置國君百姓于不顧,以至于‘上澤雖布而不得下疏,下情雖苦而不得上達’,

因此如不先解決吏治上的沉疴,定然會在推行新法過程中用人不當,使新法成為地方官擾民、困民的工具,對百姓和國家有益無害,以至遭到百姓的反對。

且變法對士族地主的利益觸犯頗多,如果不先把這些人打掉,定然會遭到激烈的反對。

到時候可真是‘豬八戒照鏡子,里外不是了人’。可見,在吏治沒有澄清、舊有的勢力沒有打破之前,改革是會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的。

正是看到了這些潛在的問題,《天佑新政》上才會開篇名義道:‘治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明確的指出,如果吏風不正,一切政令都會流于形式!

所以雖然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秦雷卻沒有一上來就貿然整頓財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至于如何革新吏治,通過這些年來的觀察思考,他也有著極為清晰的認識。

秦雷認為當時朝野病癥可以總結為八個大字‘泄沓成風,政以賄成’!主要原因是‘吏治不清’,以至權責不明,相互間推諉扯皮。即使好不容易想做件事,也是拍拍腦袋想到啥做啥,事前沒有計劃、事中沒有追蹤、事后沒有總結。

原先那種但也不能光怨官員,畢竟在原來那種沒有監督、沒有問責,干孬干好都一樣的情況下,很難有人會認認真真、踏踏實實做事,大多數的動議、規劃、行為,都像熱鍋子炒屁一般,臭過一陣便啥都沒有了!

正是在這種混亂不堪的狀態中,朝廷效率極端低下,國家資源嚴重浪費,百姓負擔卻無比沉重。這才導致了今日的一系列弊病。

摸清狀況后,秦雷便決定對癥下藥,他一不申斥、二不宣導,只用一招招雷厲風行的手段,向天下表明他的決心!

既然原先官僚已經盤根錯節,無藥可救,那好,就請全部回家,沒了你們這群王屠戶,老子照樣吃帶毛的豬!

人都光了,朝廷的架構自然隨他揉捏,秦雷大刀闊斧的砍除了超過總數一半的冗官編制,再把清河大學堂里的士子們一股腦塞進去。

在見識了王爺的雷霆手段之后,這些被他一手拔上高位的菜鳥官員自然是惟命是從,不敢稍有差池。

在賞罰分明,執法公正的前提下,秦雷推行了蓄謀已久的‘考成法’。實施近一年來,以至于‘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飾非’,朝廷號令,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效率大大提高!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些戰戰兢兢的菜鳥們,整日被接踵而至的任務纏身,只想著把考核通過,可別被擼了官職,那可就丟死人嘍。以至于無暇去進行原本官場上最重要、最費心力、也是最殘酷的勾心斗角,一時間朝堂上的空氣前所未有的清新起來,行政效率很快便超過了前任。

當朝廷變得海晏河清、齊心協力時,秦雷便獲得了一個得心應手的利器。他再運用這個經過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經濟民生等諸方面的改革,一時間無往不利、事半功倍。

《天佑新政》的舉措可以概括為二十四個字‘丈田畝、改稅賦、修水利、平物價。重科舉、興工商、暢交通,強軍備。’實實在在的八條內容。

這八條又分兩部分,前四條可以看成是安民之舉,后四條則是強國之策,且聽我們一樣樣分說。

先說‘丈田畝’,就是之前便提過的清查土地。變法詔書上說:‘豪民有田不賦,貧民曲輸為累,民窮逃亡,故額頓減’,是‘國匱民窮’的根源。

為了改變這一局面,詔書下令在全國進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稅的田產,以增加朝廷的賦稅,減輕百姓的負擔。

第二條‘改賦稅’,主要是針對現行田賦有夏糧、秋糧之分,征收上又有種種名目,非常繁煩,貪污克扣等現象非常嚴重。現將所有賦稅、貢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種經費和全部徭役統一編派。

除國家必需的米麥絲絹仍交實物,以及徭役折算的丁銀仍歸人丁承擔外,其余‘皆計畝征銀’,折辦于官全部折算為稅銀,總為一項收入,統一征收。如此可以避免田多者偷稅漏稅、田少者多繳稅,平衡了稅賦負擔。

且國家容易掌握該收多少,百姓明白易知該交多少,還可防止官吏欺上瞞下、從中漁利。

值得注意的是,詔書中明確規定,將百姓應服的徭役,也按照朝廷制定的標準折算,按照每一戶的丁口數加總,一并加入了稅銀中。

同時明喻天下,官府用役一律‘官為僉募’,按當地勞力標準雇人從役。將無償轉為有償,這錢就從收上來的丁稅中出。

這樣做的好處很大。比如在新法沒頒布之前,官府征夫的隨意性很大,除了催稅、解送田糧之差、修路、筑堤這些官差之外,還會無償使用百姓給自家搬運、做飯、抬轎、駕車之類,完全是以官役之名,命百姓行奴仆之事。

新法實施之后,雇傭民夫的權力將統一收歸州府一級,由各縣按實際情況上報所需勞力,再由州府審核后統一撥付經費,事畢還要檢查完工情況,以免假公濟私。

顯然新法改變了原先混亂不堪的徭役制度,大大減少了官府無度濫征民夫的現象,將百姓從繁重的勞役中解脫出來,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從事生產,為國家創造財富。

同時稅賦勞役折銀,用夫付費這兩樁新鮮事,也必然會把銀錢提升到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關鍵地位,有利于商業的繁榮和經濟的發展。

其三是‘修水利’,總結疏浚大運河,重開京水河、開鑿引水渠這三大水利工程的經驗教訓,將大河流域和大江流域重新治理。用分流主干的方式,減少水災、增加灌溉面積。

其四‘平物價’,乃是由朝廷出巨資,在中都、洛陽、襄陽三地設立市易司,任務是在豐收時以合理的價格向百姓收購谷物稻米,以此抑制不法商販趁機壓價,避免谷賤傷農、米賤傷農;再在春荒或某地遭災等糧食緊俏之時,以合理的價格向百姓出售,同樣為了抑制不法豪強囤積居奇,訛詐百姓。

雙管齊下,可以讓百姓的生產生活更保險,不至于輕易破產,淪為佃農。正像詔書中所說,‘權貴賤,通有無,以平物價、濟黎民,所以抑兼并也。’

從以上四條可以看出,秦雷的變法旨在‘安民’,盡可能的為老百姓解除負擔。他的設想是,十年之內使絕大多數可以養活一家老小,不至于逃離鄉里,成為危害社會的流民。二十年內,能讓半數人家,家有余財……至少逢年過節能想買點啥就買點啥吧。

但我們同樣可以看出,秦雷這法子對百姓、對朝廷都有好處,可就是有一批人想必不會太高興。那就是原先不交稅不服役、還可以隨意驅使民夫做這做那、時不時還能靠著囤積居奇,發筆大橫財的既得利益者們。

這些人包括被秦氏兄弟暫時攆出朝堂的士族老爺們,甚至未來也會包括剛剛躋身朝堂的新貴們。秦雷雖然對那些官僚不報好感,卻也知道自己終究還是要靠這些士大夫治理天下,而不是那些感自己恩的老百姓……

前唐太宗說:‘民為水,君為舟,水可載舟,亦能覆舟。’百姓的擁戴確實是很偉大的力量,但大多數時候卻不頂什么事。就好比他李世民,是靠著那幫子老西兒門閥奪下來的天下,而不是什么老百姓的支持。

所以他這句話的重點,是在最后一句‘亦能覆舟’上。李世民清醒的認識到,老百姓那溫順的表象下,隱藏著無比狂暴的力量。這力量足以毀天滅地,改換新天。

因為畏懼,所以愛民。古來賢君皆是如此,秦雷也不例外。但真正能幫得上這些至尊的,卻還是那些不怎么可愛的官僚,以及他們所代表的各種勢力。

兩邊都不宜太過得罪,這便是一個矛盾。秦雷的解決方法是大家誰也別革誰的命,都得點好處、都退一步,你好我好大家好吧……很沒有技術含量,卻相當的管用。

這其實也是無可奈何的選擇,因為他要變革,要讓老百姓能活下去,就必須讓大戶們停止對百姓的盤剝壓榨。但要是單純讓大戶們吃虧,他們就會不樂意,就算不跟秦雷對著干,也絕不會與他合作的。

如果把這些人都逼急了,一樣會出大亂子。所以秦雷的后四條,就盡量向士大夫們傾斜……

比如說第五條‘重科舉’。《新政》上明確指出,科舉將是國家取士的唯一正途,本著‘自由報名、公開考試、平等競爭、擇優取仕’的原則進行官員選拔,除此之外所有的方式全部予以廢除。

這條發令是秦國選官制度的進步,是對被搞得烏煙瘴氣的科舉的撥亂反正。是對察舉制、征辟制和蔭庇制,最直接有力的替代和否定,給庶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過科舉的階梯而入仕以登上歷史的政治舞臺,提供了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機會和條件。

新法中重申科舉制度應分為文舉和武舉兩部分。強調武舉是專門選拔武官而設置的科目。‘文武兩科,殊途并進,不分軒輊、無論尊卑’。

但話雖如此,可國家終是需要文臣來治理的,且武將更重視的是戰功,誰能打仗誰才是英雄,而不是你出身哪年武舉,你是第幾名;我出身哪年武舉,我是第幾名。

所以武舉的地位不如文舉,這是不容置疑的,也不是一道圣旨可以改變的。

而從歷年的統計資料看,參加武舉的人中,普通家庭出身的占大多數,參加文舉的人中,卻是庶族地主家庭出身的要多些。這很容易理解,畢竟在世人眼中,當兵扛槍是粗人干得活,雖然立功容易,可也太過危險。除了那些好奇叛逆的公子哥之外,絕大多數都是普通人家的子弟,仗著手腳粗壯,又練了些刀槍棍棒,便想著通過這個途徑參軍,搏個軍功出來……至少不用從頭做起了不是嗎?

而文舉則完全是另一番模樣,首先在這個年代,讀書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束脩貴、書本貴、筆墨貴、白紙更貴。保守估計,一個學子從入蒙的《三字經》,千字文開始,直到把四書五經讀下來,共需要十年時間,這十年里一個壯勞力完全搭進去不說,僅各項花費便達到二百兩銀子,這是普通人家也不敢想象的,更別提連飯都吃不上的貧苦人家。

所以那些連飯都吃不上,還能考中狀元郎的事跡多半屬于勵志故事,做不得真的。就算偶爾有之,也是破落料到的官宦子弟,本身就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因此一百個人里能有一個識字的就不錯了。所以百姓對讀書人有著天然的敬畏……別說你考上進士,就是個秀才都要讓人肅然起敬的。

所以當士族地主的子弟垮掉后,庶族地主在大秦各色人等中,絕對屬于有文化的那一類。因此毋庸置疑,在秦雷主導的公平科舉中,他們考中的幾率要遠遠高于士族和平民。

這就是秦雷對士大夫的傾斜……而不是士族。在他的構想中,庶族地主將成為新興的士大夫,擠占掉原先士族的位置。

至于那些被攆出權力圈子的士族,秦雷有第六條‘興工商’和第七條‘暢交通’伺候。興工商便是鼓勵工商,這可能是全部變法中最叛逆的一個,因此歷朝歷代都把商人看成是亂國之人,認為他們囤積居奇,擾亂當地經濟秩序,且唯利是圖,與道義社會顯得格格不入。

但秦雷要說他們是放屁,沒有商人的買賣轉運,那荊州府的稻米就到不了洛陽城,巴蜀地中的井鹽也到不了中都城。那全國各地的農民兄弟就只能自己生產了自己用,華夏經濟也要倒退千年。

至于如何對付囤積居奇、投機倒把這樣的行為,秦雷早在第四條平物價上有了詳細的闡述,在此不必贅述。

雖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秦雷還是認為瑕不掩瑜,他覺著商人的地位應該更高,因為他們是社會生產生活的加速器。有了他們,生產者才能盡快的賣掉所產的貨物,縮短生產循環周期,而消費者也能及時的獲得所需的產品,大大刺激了消費。所以把商業搞上去了,其他的行當都會被注入一陣強心劑,獲得更快的發展速度。

秦雷十分清楚,國無農不立、無商不富,因此在確立農本地位的同時,他也不忘發展工商業。具體舉措有三條:第一,取消全國州府及以下地方設卡收稅的權力,一批貨物在省內流轉,僅需交一筆商業稅即可,之后只要不出省,便不會再征稅,體現稅不重征的原則。第二,降低稅率,把原先五征一的商業稅降低為十五課一;第三,取消對商人的一切不合理限制,明確其私有財產不受侵犯。

為了刺激工商,他又提出了第七條‘暢交通’,有句俗話道:‘要想富先修路’,有了寬敞平坦的馬路,交通就會便利,就不愁生產出來東西運不出去,就不愁東奔西走,就會大大降低商人們的成本,可謂是如虎添翼。

而且有了四通八達的寬敞道路,可以顯著拉近城與城、府與府之間的距離,有利于朝廷對地方的控制,有利于國家安全,所以秦雷將通暢交通放在了如此重要的地位。

但這些事情他當然不會親自去做,而是將會采用復興衙門的方式,在全國各省組建類似的機構,同樣是皇室,官府、豪族三方合營,同樣是豪族貢獻巨額財富,官府大開方面之門,秦雷為其提供庇護的模式,將轄區內的工商業,交通業全部交與其打理,收益也按照既定的比例,皇家拿兩成,朝廷拿四成,豪族拿四成。

秦雷這樣做是有底氣的,且已經在南方進行了試點,其效果之好、收益之大,讓其他省的士紳豪族眼紅到睡不著覺……復興衙門那高漲的價格便是明證。而且秦雷早就規定,復興衙門的議事,及其近親屬,不得在南方兩省官府任職,人為為其劃分了一道界線。

這樣資產的擁有者不直接參與管理活動,但可以有效的監督、鉗制、甚至是提請罷免相關的瀆職官員,如此一來庶族地主執政,士族地主監督,一個相互牽制,相互監督的體系便建立起來了。

秦雷的良苦用心,在這件事情上體現的淋漓盡致。

至于最后一條‘整軍備’,是關于大秦軍力上的安排,詔書上語焉不詳,我們只能知道,朝廷似乎覺著現在的兵力夠用,沒有再次征兵的打算,但軍費撥付卻悄悄上漲了一倍,顯然是要走精兵路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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