麗江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共有12個世居民族。麗江古城在南宋時期就初具規模，至今已有八、九百年的歷史。大明朝時期，麗江古城稱“大研廂”，因其居麗江壩子的中心區域，四面青山環繞，一片碧野之間綠水縈回，形似一塊碧玉大硯，故而得名。
日落時分，一個由五十三輛豪華旅游大巴組成的車隊在一輛悍馬的引導下進城了，正如其他以大理為中轉站，游覽過大理美景晚上前來麗江過夜的旅游團一樣，他們踏著夕陽的余輝入城。
不同的是，這個龐大的車隊除了那輛悍馬車進城了，其余三輛豪華旅游大巴并沒在麗江城停留，穿城而過后一路向前，翻過一座大山，經過長江第一灣畔的石鼓小鎮向老君山蜿蜒而去。
這不是來旅游的外地游客，而是提前返鄉的外出務工人員。帶隊的正是尹長風在春城遇到的阿萍，車上的乘客都是這些天經她之手聯系上的，經過說服愿意隨她回家創業的來自黎明的外出務工青年男女。
家鄉出去上大學的尹長風混出頭來了，他要為自己的家鄉父老鄉親們做點實事，他要想以自己的家鄉為他彩云事業的起點，投資創辦醫藥基地。在春城遇到阿萍后，他知道要想在家鄉創業自己的基業，他必須將大量在外打工的年青人組織回去，否則連最基本的勞動力都沒了，他想做的事也做不成，家鄉人還是得繼續背井離鄉外出務工。
這些年，山區年青人和許多青壯勞力外出打工的很多，許多村子里留下的都是年紀大一些的老人，還有正上學的年紀小的孩子，當然，更有夫妻雙方留下一個在家務農的順便照顧家里農活和家人的。
他們有一個時髦的稱號——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留守婦女，當然了，也有一些特殊點的留守老公。“留守”這個詞匯也從最初的特指出洋家庭留在國內的那些人身上轉移到農村人家身上。
這種情況不是個案，從全國大環境來分析，自20世紀90年代，我國開始了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由鄉下向城市流動。每年春節前后的洶涌的民工潮，許多人看到的只是農民工兄弟姐妹從城市里賺到錢回家的喜悅和笑臉，更是在抱怨這些外出務工人員造成的春運壓力，讓城里人出行都不方便了。
但是，他們并不了解民工潮背后的故事，并不了解其中的艱酸與無奈！
隨著近年來許多有關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留守婦女的報道出現，由此帶來的農村留守人口現象自新世紀以來逐漸進入公眾視野。
在城市與鄉村的分隔之下，一面是城市務工人員在生存和現金收入壓力下的艱辛勞作、坎坷謀生；另一面是他們留守農村的家人，他們同樣沉重而苦澀的生活現實。
親人的分離和家庭生計的維系，使留守村莊的兒童、婦女和老人的生活承受了深刻的變化與負擔。中國農村留守人群之痛，實則是現代化之殤。
對于留守兒童來說，父母外出務工，雖然說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家庭生計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然而，家庭生活的變動給留守兒童的生活照料、學習表現、內心情感等方面帶來的是更深層次的負面影響。父母監護的缺乏、現有監護的不力，讓部分留守兒童在生活中面臨安全無保、學業失助、品行失調等成長風險和隱患。
對于留守婦女，她們獨自肩負著本應由夫妻雙方共同承擔的生產勞動和家庭撫養、贍養責任，承受著多重生活壓力。“勞動強度高”、“精神負擔重”、“缺乏安全感”是留守婦女生活的真實寫照。
沉重的勞動負擔和家庭負擔使留守婦女不堪重負，身體健康受到嚴重影響。同時，由于夫妻二人擁有不同的生活世界，在知識、信息、觀念、價值觀等方面也逐漸顯現出差異。流動與留守造成的長期夫妻分離，使得婚姻應有的一些功能很難實現，夫妻生活的不和諧使得他們的婚姻存在很多潛在問題。
此外，隨著承擔主要贍養義務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大量外流，長期的兩地分離使得外出子女無法為留守父母提供經常性的照料和關懷，家庭養老的基礎受到了動搖，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留守老人的經濟供養、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
同時，由于子女的外出，農業生產、照看孫輩、人情往來等重負都壓到了留守老人身上，導致很多留守老人的生活處境令人堪憂。而目前，我國社會保障體制尚不健全，對留守老人的養老保障能力十分微弱。社會轉型伴生的人口老齡化、家庭核心化和小型化、價值觀念的改變等，又進一步增加了留守老人獲取養老資源的難度，使留守老人的養老面臨更大挑戰。
針對農村留守人口的產生，通常的解釋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進入了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階段，農村剩余勞動力大規模向城市轉移。這不僅推動了城鄉經濟的發展，也有利于提高農民收入，改善農戶生計水平。
借用經濟學者的話語，鄉城遷移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擺脫了土地的束縛，它是農村家庭在進行權衡計算之后理性選擇的結果。與此同時，城鄉二元體制壁壘使農村人口難以實現舉家遷移，留守人口的出現是家庭為實現收入最大化而做出的權宜性決策。經濟人假說傾向于將農村勞動力流動與留守人口現象歸結為個體理性和自主選擇的結果，歸結為家庭的微觀經濟行為與決策。
然而，農村留守群體沉重的生活現實果真是家庭自主選擇的結果嗎？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農村留守群體的產生，其根本在于以城市化、工業化、市場化和商品化為主導的發展模式對農村和農民的生存空間產生的巨大擠壓，是以農村家庭幸福為代價來汲取鄉村資源、實現現代化經濟增長的結果。
新中國六十多年來的發展過程，歷來都是向農村索取現代化建設所必須的剩余和資源：建國初期，我們是以統購統銷和價格剪刀差的方式將農業剩余轉移到城市工業；改革開放后，我們又是通過城鄉壁壘的松動和對城市偏向的發展政策將農業勞動力引向城市，以便“現代部門”能夠以廉價的工資水平獲得勞動力的大量供給。
農村存在的意義僅僅是作為工業化所必需的糧食、原材料和勞動力的輸出地，以及工業部門擺脫危機時的產品傾銷市場。在資源被轉向城市的同時，傳統的農村也愈加受到商品化的侵蝕與擠壓，巨大的貨幣壓力迫使農村青壯年勞動力不得不忍受親人分離之痛，到城市去尋找謀生之路，而留守鄉村的婦女、兒童和老人也不得不背負著同樣沉重的身心壓力。
這幾年，隨著社會對留守問題報道的增多，留守人群的生活狀況也開始引發了社會的關注的思考。當然了，這些深層次的東西是社會學家考慮的事，那是他們的工作。以尹長風有限的人生閱歷是不可能去關心，去思考這些問題的，他只是本能地考慮自己想做的事，而阿萍她們這些大山里外出務工的女孩子，男孩子在外也干不了什么好工作，大家一拍即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