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論壇上，很多人吹噓了半天繁體字，多么多么美，可是生僻字別說了，憂郁的烏龜幾個字的繁體，他們大多數都不會寫，所謂會寫的也有不少是有錯字的，說這些人是孔乙己裝舉人都抬舉他們，簡直就是阿q裝文化人，也不怕酸掉牙.
“白羽同志，你的怨氣可真不小啊，不過繁體字在古文研究和書法領域還是有價值的，廢止就算了吧，推廣簡化字倒確實是當務之急.”李德勝主席不知道劉白羽為什么這么大意見，覺得有點好笑.
“廢止是有點過了，主席，這可不是簡單的字體問題，而是一場先進對落后，工業文明對舊時代的沖擊，甚至搞不好，會引發重大政治問題的，所以我的意見是干脆把事情鬧大，發起一場對中國歷史的再評價！”
“嗯，白羽同志詳細說說你的見解好嗎？”李德勝主席好奇的問道.
應該是說，網絡上的現代窮酸啊q，連繁體字憂郁的烏龜大多數都寫不對，不少都是沒文化裝有文化的，不學無術，仿佛簡化字是人民政府一拍腦袋想出來的，實際上呢，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人民政府的《簡化字總表》共收2274個簡化字及14個簡化偏旁)做過統計，發現其中80以上(420字：先秦的有68個字，秦漢的有96個字，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有32個字，隋唐五代的有29個字，宋遼金元有82個，明清有53個，民國60個)都是解放前就已經流行或存在的，解放區和建國后的是101個。[
真正的書法愛好者可以看到從王羲之到柳公權，古代的簡體字也是比比皆是，實際上就是新中國建立以前，簡化字也早有規范，只是國民黨對舊文人太過軟弱，沒有實行而已，當然就國民黨那悲劇的組織能力，就是搞出簡化字，只怕也無法完成在幾億人的大陸普及教育的偉業.
1935年8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簡體字表》，一共收錄了324個民間流傳最廣的俗字、古字和草書字。但因為有爭議，第二年2月，《第一批簡體字表》被收回……民國《第一批簡體字表》的兩個說明是這樣的：1）簡體字為筆畫省簡之字，易認易寫，別于正體字而言，得以代繁寫之正體字。2）本表所列之簡體字，包括俗字、古字、草書等體。俗字如“體、寶、巖、蠶”等，古字如“氣、無、処、廣”等，草書如“時、實、為、會”等，皆為已有而通俗習用者。
國民黨政府，還沒推行簡化字為了安撫舊文人，就把繁體字說成是正體字，實現就矮了三分，面對舊文人的圍攻，焉有不敗之理
近代漢字簡化運動，源于太平天國，為了提升識字率，在太平天國玉璽及官方文件都書簡體。經非正式統計，太平天國總共使用一百多個簡體字，其中80為后來采用(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P.38)。太平天國最有名的字是將“國（囯、國）”的“或”改成“王”，不過太平天國滅亡后，文字簡化運動也停止。
五四運動的白話文運動為大家所知悉，事實上，文字簡化運動應和白話文運動相提并論，因為兩者都是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在此期間，許多人提出提升國人知識水平的方法，要提升知識水準就先提升識字率，增加識字率就要將復雜的中國字簡化。簡化文字獲得許多知識分子的贊成，主張使用白話文的知識分子絕大部分贊成文字簡化。著名的國學家胡適也極為支持[3]
1935年2月24日，上海《申報》首先刊載《手頭字之提倡》的新聞報道，同時發表了《推行手頭字緣起》和《手頭字第一期字匯》。上海其他報刊紛紛轉載《推行手頭字緣起》。手頭字運動由蔡元培、邵力子、陶行知、郭沫若、胡愈之、陳望道、葉圣陶、巴金、老舍、鄭振鐸、朱自清、李公樸、艾思奇、郁達夫、胡蜂、林漢達、葉籟士等200位當時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以及《太白》《文學》《譯文》《新中華》《讀書生活》《世界知識》等15家雜志社共同發起。
1935年8月21日，中華民國教育部發布第11400號部令，正式公布《第一批簡體字表》，《手頭字第一期字匯》所收的300字大部分被1935年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頒布《第一批簡體字表》所采用。亦即錢玄同所編《簡體字譜》中2400字中的324個，這是政府第一次大規模推行簡化漢字。但當時戴季陶等國民黨文化遺老遺少強烈反對。1936年2月5日教育部奉行政院命令，訓令“簡體字應暫緩推行”。《第一批簡體字表》被收回廢止。
1936年10月容庚出版了《簡體字典》，并且在燕京大學開設簡體字課加以試驗。
1937年，北平研究所字體研究會發表的《簡體字表》第一表，業已收錄簡化漢字1700個，只是抗日戰爭爆發，漢字簡化工作才被迫停止。
實事求是的說，國民政府同樣在推進簡化字，只是因為無能，忙于內戰等等，沒有成功罷了，可遠不是現在動不動拿臺灣繁體字說事的主兒污蔑的那樣.
當然，解放區共產黨政府的務實和國民政府的無能昏聵成了鮮明對比.
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漢字簡化運動在共產黨的統治范圍內推廣，該區的報章雜志使用了既有的或創造的簡體字，這些字又稱為“解放字”。但人們更熱衷于新文字的創造。到新中國成立前，已經有許多新文字方案在社會上流傳。其中以語言學家黎錦熙和趙元任創立的《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簡稱“國羅”)和瞿秋白與蘇聯漢學家合作制訂的拉丁化新文字(簡稱“北拉”),影響最大。在吳玉章的倡導下，“北拉”在延安甚至一度取得了和漢字相當的地位。許多目不識丁的農民通過這套拼音文字脫了盲，不但能讀拼音報，還能寫簡單的信件。這更堅定了語言學家們對新文字的信心。不過，由于連年戰亂，新文字的實驗和推廣始終沒有在全國鋪開。
1949年5月，一直致力于改革漢字的語言學家黎錦熙聯同多所高校的語言文字專家，向中共“五老”之一吳玉章建議成立一個文字改革研究會,恢復屢被戰亂打斷的文字改革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