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兵變,督軍李厚基被困總督府。”
“這么快?孫傳芳難道就已經迫不及待了嗎?南方革命軍的局勢非常不穩定,他就不擔心一旦南北生變,他這樣做豈不是為他人做嫁衣?”
“恐怕不會吧?”
“這個家伙,早就知道是不安分的主。當初鐵良提拔的那些個留日士官生,一個個都是不安分的家伙。整天想著爭權奪利,福州的海軍北上之后,孫傳芳就憑借手中的一萬多人馬,以為能夠順利的接受福州,軍臨八閩之地?”
這是主政洛陽之后的吳佩孚和他的幕僚王治國之間的對話,對于那些留日士官生,從吳佩孚的角度來看,很好用,帶兵打仗沒的說。但有一點讓他頭痛不已,不知收斂。
要錢。
要地盤。
要裝備和武器彈藥。
早期的留日士官生,回國之后會有一個醒目的標注——武備舉人。名字直接在兵部的檔案之中入檔,等到每年一次,或者特殊增加的大挑,只要成功入選,就能授予中級軍官的官位。
而出國留學的學生之中,從清朝出去的時候,都是年輕身體好,擁有不俗的文學知識的青年學子,還有從軍校,軍隊之中挑選出來的好苗子。用一句話概括來說,這些都是國之棟梁。
出國的時候,都是擁君愛國的年輕人,可回國之后……性格都大變樣,一個個都成了心懷異心之人,整天想著推翻王朝。
清朝的統治者知道這個結果,不知道有多少人會哭暈在茅房里。為什么,在自己地頭的清白小苗,在東瀛轉了一圈之后,都長歪了呢?
造成這個結果主要和一個組織密不可分,同盟會。在日本建立,一度將東京作為其大本營,網絡大量來自國內的優秀人才。在辛亥革命之初,這個組織擁有的人才,一度讓國內的政要們震驚不已。
雖然留日學生在北洋政府擔任了大部分的要職,尤其是專業性很強的職位。都被留日學生霸占了下來。
潛移默化之下,這個團體越來越大,一度成為了一個團結緊密,合作無間的利益團體,消息的互通有無。利益的互相交換,都是再平常不過的了。
相比政務工作來說,軍職的選擇,會讓北洋的高層頭痛不已。
留日士官生都不是易于之輩,帶兵打仗沒有問題,但是政治傾向卻有著太多讓北洋高官無法意料的緊張。介于同盟會在日本的傳播,或多或少的留日學生都有些共和傾向,這不要緊,因為已經共和了,民國已經沒有皇帝。但作為北洋的高層。不得不考慮一個問題,這些手握重兵的留日士官生,萬一支持的不是北洋的共和政體,而是其他的呢?
比方說在南方的孫大先生鼓吹的‘共和’?
就在留日學生之中非常有市場,當然這不包括已經獲得高官厚祿的一個群體。就難孫傳芳的幾個同學來說,閻錫山占據山西,不合作,不聽令,不對外作戰,是閻錫山安身立命的法寶之一。但閻錫山已經成了北洋之中尾大不掉的勢力之一。晉綏軍從只有兩個師,在短短的幾年之內,就讓他在山西招兵買馬,擴軍了近八倍。擁有17個師,十幾萬大軍。
湖南督軍趙恒錫,也是如此,不過這位的地盤有些尷尬,割據長江,提倡聯省自治。與湖北的王占元打的死去活來,其實前線指揮的是孫傳芳,這兩人是在士官學校的同學,從始至終都打一些默契仗,糊弄一下王占元。不過趙恒錫是個聰明人,他覺得迎合吳佩孚,會讓他更安穩一些,于是在去年,公開反對孫大先生的臨時大總統的合法地位。
還有唐繼堯,占據云南多年,一直是孫大先生的擁躉。
川軍將領劉存厚,過著天高皇帝遠的舒坦日子。
李烈鈞等人也是同期的陸軍士官生,不過跟著孫大先生,小子日過得有點顛沛流離的樣子,好不凄慘。
而在福建,孫傳芳也有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校友、學弟……這些人足夠讓他日漸膨脹的野心在福建生根發芽。唯一讓他有點難以下手的是,李厚基的身份,他是‘皖系’的叛將,燕京方面并沒有想過要動他的位置。
而驅逐李厚基和兵諫軟禁完全是兩回事。
李厚基雖說統兵的本事差強人意一點,但畢竟他資格老,在北洋之中還是有一些關系的,就像是王懷慶,這位的性格絕對不適合當將軍,更不要說是燕京的衛戍司令了。他的個人愛好,更適合去山西,閻錫山的麾下,當一個整天和農田打交道的村長。
政治有多種多樣的手段,比如段祺瑞時期的強勢,袁世凱時期的壓制,但是北洋的指揮棒落到了曹錕的手里,這位的手段卻讓人有些哭笑不得,捏著鼻子認了。
誰也不要打擾他光大曹家的門楣,除此之外,不要去打擾他。
至于撈錢,當上了大總統的曹錕也漸漸的改變了策略,因為曹家的經濟權已經不在他手里,龐大的產業都在胞弟曹銳的手中,而曹銳的親兒子過繼給了曹錕當嗣子,可是很不幸的是,曹錕卻在五十多歲的時候,一下子生養了兩個親兒子……
于是乎,曹家也不太安生。
而曹錕將軍事方面的人物都一股腦的讓吳佩孚看著辦,而政務方面,他倒是從善如流,只要是手下提出的建議,他都認可,都認同,但絕對不能讓他麻煩。
孫傳芳入閩的建議,正是吳佩孚提出來的。
一來,福建南方的叛變確實很厲害,給地的軍隊都不聽號令,李厚基就是想平叛也沒有這個本事;其次,就是李厚基已經開始為了退休的養老金做準備,政績什么的都是過眼云煙,他根本就不在乎,他要實實在在的東西,橫征暴斂就成了李厚基在福建的施政綱領;第三,他感受到了威脅。
吳佩孚指揮不動王學謙,想要從江西打到江蘇也不容易。而盧永祥干脆就放棄了蘇北糧倉,靠著上海碼頭的部分稅收,加上江南的富庶稅收,小日子過的飛起來。
要錢有錢。要糧有糧。
成了直系眼中最大的威脅,加上段祺瑞的聯合南北,圍困直系的策略,讓吳佩孚不由的擔心。一旦下一次直奉大戰開戰之際,盧永祥在江蘇起兵北上會怎么樣?
加上浙江也是屬于這樣的情況。李厚基這個在王學謙的手中差點全軍覆滅的將軍,自然是要被舍棄的。
可眼下舍棄的話,太倉促了一點,這是吳佩孚的心思,或許還有一個心思,就是孫傳芳才到福建一年不到,就迫不及待的想要當福建的督軍,將來隨著地位的提高,直系還能控制得了孫傳芳嗎?
統兵將領是不怕的,比如馮玉祥。當旅長、當師長的時候,只要斷了他的軍餉和糧餉,他的部隊再能打也要歇菜。但等到馮玉祥拿下了西北的地盤,成了西北王之后呢?
謝天謝地,關中連年大旱,這家伙還是沒戲。
可福建就不一樣了,雖然福建的農業稅不高,受制于人口和耕地,但福建的物產還是很豐富的,加上礦產資源都是稀缺的有色金屬。獲利很高。還有僑鄉,南洋的富商不少都是從福建走出去的。很難說,孫傳芳在不久之后會實力暴漲。
到時候,將又是一個閻錫山。唐繼堯。
不知不覺之間,孫傳芳就被打上了一個吃相難看的標簽。
不僅吳佩孚不解和擔憂,連福建的鄰居浙江,作為主政一方的大員,王學謙也非常納悶的盯著戴笠:“真不是你的人干的?”
“先生,我的人都安排在了軍隊里。本來準備在孫傳芳的部分主力抵達福州之后,伺機打出倒李的閑話出來。等到李厚基和孫傳芳斗起來,配合我軍在仙霞關的主力,一舉拿下福州……”
“你怎么知道一定是從陸地進攻,仙霞關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通往福州的道路又是山路崎嶇,主力突擊不前,困守在山區,后勤補給困難該如何辦?”
“哎……”戴笠眼珠子滴流亂轉,心說:我是一個特務頭子,您確定制定作戰計劃讓他來合適嗎?
想了想,戴笠覺得說和不說都不見得是最好的辦法,只好耷拉著臉故作為難道:“先生,原本計劃的南北夾擊恐怕已經無法等待‘國黨’那邊收回廣東的控制權了。為今之計卑職想請示先生,是否讓我的人繼續潛伏下去,等待喚醒?”
戴笠這家伙,搞得像是‘諜戰片’似的……哦,不,是玩真的。
不過,‘潛伏’和‘喚醒’之類的詞還是引起了王學謙的關注,這些字眼本身沒有多少含義,但放在情報工作中,就意義深刻了。而且,從種種表現來看,戴笠是真的喜歡做情報頭子,性格之中陰暗的一面被他發揮得淋漓盡致。
可如果看戴笠的長相,無論如何也看不出這家伙有一點當特務的潛質。
再說了,特務也不把這兩個字寫在臉上。
王學謙在是否主動出擊的前提下,還是需要聽其他人的意見,但在此之前他要搞清楚,福建兵變的誘因是什么?囑咐道:“現在最關鍵的是要弄清楚原因,孫傳芳迫不及待的發動兵變,誰都看出來時機不對,是否有其他變故在其中?”
戴笠遲疑了一會兒,開口道:“先生,恐怕和北面的人有關系。據我的人報告說,是從碼頭上先發起沖突,之后李厚基的公館才被孫傳芳的嫡系部隊警戒,并限制了自由。”
“國黨?他們不是正在派人北上?”王學謙問。
戴笠隨即補充道:“先生,不是說在法租界的‘國黨’核心,而是在江蘇的王亞樵。這位的勢力雖然大部分都集中在上海的碼頭,但在南方,追隨他的人還是很多的。從種種跡象來看,他參與了這次病變的可能性很大。現在無法確定的是,是他和孫傳芳的合作?還是他自作主張?”
王學謙對此已經認為不重要了,該發生的事提前發生了,這時候不是尋找原因的時候,因為時機不對。而是應該改變策略,尋找應對的辦法。
是出兵?
還是按兵不動?
這才是王學謙和整個浙江的軍政高層最應該考慮的問題。不過在此之前,他需要召開一個軍事會議,他先是抬手示意陳布雷:“召集師一級的軍官明天下午在杭州開會。另外馬上通知溫應星、蔣方震、王庚等在杭軍政高官,兩個小時之后開會。”
臨走的時候,王學謙看來一眼戴笠:“你也列席參加。”
戴笠原本準備夾著尾巴離開了,聞聽之下,仿佛掉入油鍋的面團生發起來,臉上感激涕零的樣子,就差抱著王學謙的大腿痛哭流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