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26l年（西元1910年）9月7日,武昌。
沒錯,從今年9月l日開始,中國在全國范圍開始試行“共和紀年”。這個“共和”就是西周的“周召共和”。經過今年幾個月的試行,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就會在明年正式使用“共和紀年”,原本被稱為“公元”的西方紀年則改稱“西歷”。
原本文德嗣對于紀年歷法什么的并不在意,他出于自己方便,直接就使用了在穿越前用慣了的“公元”紀年和歷法。但他和星科高層都低估了這個時代的人對這方面的重視,以及強烈的民族情緒。
在統一之前還好,他在內部采用西元紀年,不會有人說什么,畢竟是反政府武裝嘛,不用俺大清的紀年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到了統一之后就不行了,民間對于采用西元紀年反應很強烈。很多人都質疑政府,我們中國那么多的紀年可用,為什么偏偏要用西方的紀年法。這還算客氣的,還有比較損的人就直接說：“憑什么要用一個外國私生子的出生年份來決定中國的紀年？”
就連科社黨內部的土著高層,如章瘋子等人對此也非常介意。前清的那些降將降臣如趙爾豐、錫良等人更是紛紛上書,表示反對。就連最圓滑的袁大頭,也寫信來勸文德嗣再考慮一下民間意見。
好吧,實事求是的說,民意會成為現在這種樣子,也是文德嗣和科社黨一手造成的。因為科社黨的強勢崛起,把中國原本朝著深淵一路沖去的輪子,硬生生的扳了回來,使得中國走上了另外一條路。
文德嗣三下兩下的就搞定了滿清和北洋,又取得眾列強認可并成功修約,取消了所有特權,收回了所有租界和部分租借地。接下來推平了西北分裂勢力,又用小白艦隊巡游西洋,逼得我大荷蘭吐出了萬生群島（納土納群島）,還讓當地華人自治……
這一系列事件都是很提振士氣的,讓憋屈了幾十年的國人大大出了口氣。可是民心士氣是提升了,可隨之而來的就是心氣也跟著提升了。原時空紅朝建立時的中國,被列強瓜分蹂躪的時間更長,尤其是后來的抗日戰爭,天朝上國的驕傲被徹底粉碎,所以才能比較容易的接受如紀年在內的一系列西方標準。這樣的國人對于快速推行工業化當然是有利的,但也有了個不好的地方,那就是從天朝上國的思想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各種自覺或不自覺的崇洋媚外。
在原時空的后世,即使紅朝已經很逆天了,但國內還是有一大批的崇洋媚外的,包括一些紅黨高官也不例外。被很多人詬病的“洋人在國內享受超國民待遇”的事例,就是這種思想的延續。直到混成世界第二,這種崇洋媚外的思想才開始消失。
可本位面的中國還沒有那樣慘,當然文德嗣也不會允許再重復原時空那苦逼的命運。也就是說,現在中國人普遍還有著天朝上國的驕傲,這種傲氣還沒被殘酷的遭遇完全打消。所以他們在看到復興的希望之后,就不想再全盤接受西方的東西了。
在他們看來,像現代科學技術、政治軍事制度方面之類的東西,因為中國沒有,而事實也證明只有這些東西才能讓國家強盛,所以他們也不會傲慢的拒絕。但紀年、歷法這種東西,咱家又不是沒有,憑啥要跟著洋鬼子的標準來？
最讓文德嗣感到固的是,甚至就連北一輝那幾個日本黨員也來勸阻,他們聲稱：“泱泱四千年之中華,何需歐美鬼畜之紀年？”好吧,當時日本確實堅持用他們自己的紀年法。
要說今年上半年最熱鬧的事情,就是這個歷法之爭了。在群情洶涌之下,文德嗣也就讓步了,他就像全社會征集紀年和歷法的方案。要求很簡單,既然是共和制,傳統君主那種年號當然是不要的。紀年和歷法既要簡單方便,能夠很好的指導工農業生產,也要具有中國特色,同時也要容易與世界溝通。
這下子可把大伙的興趣調動起來了,各界人士都紛紛下場參與。尤其是那些個文史大師們,無論家養的還是野生的,全都跟打了雞血一樣,興致勃勃的發起了討論,在各地的報刊上打起筆戰。經過三個多月的爭吵和討論,最后形成了一個滿足了上述要求,又能被大多數人接受的方案。
這就是現在試行的紀年歷法制度——雙紀年雙歷并行制,簡稱“兩雙歷法”。
以太陽歷（公歷）作為國歷,夏歷（漢歷、農歷）跟在后面。因為大伙也尷尬的發現,夏歷確實不適合工業生產和現代社會,最要命的一點就是,它是一種陰陽歷,以朔望的周期來定月,用置閏的辦法使年平均長度接近太陽回歸年。因為同時采用了太陽和月亮兩個標準,因此規律相當復雜,19年7閏的設置,僅僅是每次不同的閏月就夠讓人頭疼了。此外附加二十四節氣以反映季節的變化特征,一般人根本搞不懂,怪不得古代要有專業人士算歷法,就是因為這玩意兒太復雜了。所以就不符合簡單方便的條款。
而太陽歷在這方面具有壓倒性優勢,也就每四年一次瑞年,非常簡單好記。但是農歷也不能不要,這東東雖然復雜了些,但是在農業生產的指導上,又有太陽歷無法比擬的優勢。所以,最后的辦法就是雙歷并行。
但紀年發卻發生了變化,和原時空的后世不一樣了。本位面的共和國采用是“共和歷”為主,西元為輔。這樣就保持了中國特色,符合此時人民普通存在的天朝心理,也便于和世界交流。現在中國的日期正式格式是：共和xx年（西元xx年）－公歷月日（夏歷月日）－時分秒,這樣。
至于為何最終采用了“共和紀年”,原因就是它是最準確的。最開始的時候,用各種紀年法的意見都有,比如用軒轅黃帝誕生、炎黃合流、夏朝建立、周公誕辰、孔子誕辰、秦朝建立、漢朝建立……等等各種年份為標準的紀年法都有。
不過經過長期爭吵之后,首先以“朝代建立”為準的紀年法就出局了,理由很簡單,當今共和國又不是恢復那些朝代,憑什么用他們建立的時間為紀年,這肯定是不合適的,政治不正確啊。以古代圣賢誕辰為準的紀年也跟著出局,這些人物要么如孔子那樣不具普遍代表性,又不是每個人都是儒家信徒,文德嗣自己就不是,絕大多數科社黨高層也不是,這一點就注定無法通過。要么如軒轅黃帝那樣,雖然具備普遍代表性,但是卻無法確認準確年份。這一點是文德嗣再三強調的,紀年的標準要準確,否則到時候考證出人家不是那年生的,豈不是鬧個大笑話？同樣的,“炎黃合流”這個事件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出局。
所以最后剩下的就是“共和紀年”了,這個紀年時間記載非常準確,不存在難以確定的問題。其次,“共和”這個名字也很符合主旋律,正好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暗合。
按照中宣部部長章炳麟的話說,就是：“共和國用共和紀年,簡直就是絕配啊”文主席高興直接拍板了：不用再選了,就它了
對于剛搬到武昌的國務院來說,紀年歷法的事情是解決了,但還有一大堆讓他們頭疼的事情等著呢。
此時,國務院的會議室里坐滿了一屋子高官
“總理,這個開國慶典的時間實在太緊了,很多準備都沒完成呢……”民政部長宇文包春在會上說道。
“是的,時間實在太緊了……”大伙都紛紛點頭。
建設部長魏蘇南問道：“為什么文主席要把開國慶典定在十月一日呢？如果拖后兩個月,就不會這么緊張了……
他這一說,一眾本時空土著高層也紛紛點頭。他們也覺得很不解,為什么文德嗣非要把時間選在這個時候。大伙現在心氣高了,都想把這個開國大典搞得熱熱鬧鬧的,越盛大越好。你說錢？哦呸,咱們科社黨啥時候缺錢了？再說,這點兒錢是該花的
文化部長章炳麟也說道：“十月一日這個時候很多地方正是秋收繁忙的時候,為何不等到秋收結束,那個時候大伙更高興,慶典也更熱鬧啊……”章瘋子不但是文化部長,還兼著中宣部部長。
高級生化人們當然知道文德嗣為什么要選這個時間,但總不能直接說,咱們文主席習慣了這個時間當國慶,所以懶得改。
外交部長卡富爾于咳幾聲,說道：“呃,同志們。慶典的日期已經通報給各國使館,各國已經在做準備,現在改動的話就不太好了”卡富爾同志因為在修約和威逼荷蘭的行動中表現出色,已經得到了廣泛認可,雖然還有少數人還在遺憾他為什么不是“華人”,不過他這個外交部長的職務算是已經坐穩了。
嗯,這個借口找的好國務院總理張立錚欣慰的看了他一眼,兩人眼神一碰,都露出會意的笑容。
又等了幾分鐘,其他的生化人高層也紛紛出面借口。張立錚最后拿出總理架子,義正詞嚴的說道：“同志們,文主席已經說了,武漢只是臨時首都,所以這次慶典也不用搞得太隆重,意思到了就行了。再說,現在國家百廢待興,我們更應該把精力投入到國家建設中去,而不是搞什么慶典。慶典搞得再好,對國家富強有什么好處嗎？”
坐他左邊的袁世凱笑了笑,他早就注意到在場高官們的反應,很明顯,文德嗣的幾個鐵桿嫡系都是支持這個時間的。以他的圓滑當然不會對著于。
于是,他就說道：“各位,我想文主席的意思是,現在我國國力還不算強,僅僅是勉強被各國承認是準列強,國民生活也沒有達到他希望的程度,所以還是不是大肆慶祝的時候。文主席是個完美主義者,他肯定是想國家搞得再好點,再來大慶典不遲。再說,武昌這里地方不大,太大規模的慶典也不好安排……”
張立錚馬上點頭道：“袁副總理說得不錯,現在我們要做的工作還很多,還不是大肆慶祝的時候。而且武昌這里也確實狹窄了點。等到我們的新都建設好,一定會來一次超大規模的慶典所以,這次開國典禮就按原定計劃……”
張立錚是第一批高級生化人之一。他最早就是作為文德嗣的助手,協助他管理星科公司的副總經理。只不過當時大家都關注文德嗣,除了在內部,張立錚幾乎沒有什么存在感,在外界的名氣還不如那幾個活躍的支部負責人,他就是默默的做好一個大管家的角色。
其后星科集團的發展壯大,跟他的努力和手段也分不開,文德嗣雖然是一把手,但他基本上就是負責制定方針,指出大方面。企業的具體內部運作,各部門的協調,基本上都是張立錚負責。所以,西南自治政府成立后,文德嗣就選定了張立錚擔任政務院總理,現在也就順理成章的成了國務院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