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守忠和楊著恩并不知道，作為北寧援越桂軍主將的黃桂蘭，雖然是行伍出身，但長期任偏裨之將，只是靠著年資和裙帶關系才得以升任廣西提督，本人并無多少軍事才能。他跟隨李紹泉征巢圣平天和綹軍時，已經見識過洋槍的威力，也懂得使用洋槍。后來他改追隨張樹聲轉戰于山東、江蘇、貴州、廣西等地十余年，接觸洋槍洋炮的機會就越來越少了。黃桂蘭由于脫離李紹泉部下太早，對于淮軍后來放棄前膛槍而改用后膛槍，又放棄后膛槍中落后的施耐德步槍，改用和雷明頓步槍和毛瑟步槍的過程并不知曉，而固步自封，因循守舊，繼續大量使用前膛槍而并不感到落伍。除此之外，黃桂蘭還不懂得使用洋炮，而目前因為同法軍并沒有發生直接接觸，他還發函通知后方“北洋所解之開花洋炮，如夫傳不及，可暫請從緩”，不要把新式火炮運來越南！
“洋槍先拿這一千桿吧！子藥十萬顆也一并帶走，”黃桂蘭大方的說，“還有兩門洋炮，炮彈五百顆，也都給你們了！”
黃守忠和楊著恩注意到這次黃桂蘭給他們的洋炮似乎是法國炮的樣式，但卻有船政造的字樣，心中很是疑惑，但也照單全收了。
他們二人并不知道，這兩門炮是船政槍炮所仿制的法國40毫米山炮，原本是福建方面援助給廣西駐軍的，但是“桂軍諸將多不知操用洋軍火”，“于新購槍炮，一無探討”，故而一直閑置，這一次他們二人為黑旗軍請求支援。將這兩門炮視為廢物的黃桂蘭自然樂得裝一回大方，全數送給了他們。
在離開黃桂蘭軍駐地的時候，黃守忠卻注意到。有兩個營的桂軍士兵，雖然衣裝不整。槍械也長短不齊，但精神面貌卻和別營士兵不同。
“敢問這兩個營，管帶是哪一位？”黃守忠猜測這兩個營的營官可能是林苑生，便向領路的參將隨口問了一句。
“那是武威左營和右營，管帶名叫張勛。”參將翻了一下白眼，簡單的回答道。
聽到張勛這個陌生的并不出奇的名字，黃守忠沒有再多說，而是在心里暗暗的記下了這個名字。
他此時并不會想到。以后他會和這個叫張勛的人，有怎樣的交集。
黃守忠和楊著恩這一次可以說滿載而歸，而在得到了這許多新式槍械和兩門大炮之后，劉仁義也很是高興，但他并沒有就此發動反攻的打算，而是派出小股部隊對河內城的法軍進行騷擾。
由于兩度同黑旗軍作戰失利，法國政府在最初的錯愕和憤怒過后開始冷靜下來檢討自己在越南政策的失當之處，希望在兩次失敗中汲取教訓。
法國人檢討的結果是，設在南圻的殖民地機構缺乏處置北圻事務的經驗，以至于在他們不熟悉的北圻地區處處被動。所以才會屢屢遭到暗算。為了改變這一被動的局面，巴黎決定臨陣磨槍、另起爐灶，新成立一套能夠擔負起在越南北方進行軍事行動任務的指揮機構來。而交趾支那殖民地總督則被邊緣化，僅僅扮演擔負為軍事行動提供后勤支援的“保姆”角色。
新機構直接被設置在靠近前線的河內，作為誕生孟德斯鳩的國度，視獨裁為仇寇的法國人最初還要玩一把“三權分立”，把新機構分割為民政、軍事和海軍三個獨立的部門，這種奇特的劃分被稱為北圻的“三頭政治”也就是俗稱的“三駕馬車”。不難看出，以推翻獨裁暴政起家的巴黎人在防止一權獨大的方面從來都是不遺余力，可是這種三權分立的日后效果如何，卻是現在的法國人不會想到的。
9083年5月27日。法國議會以全票通過了一項決議：“法國將為其光榮健兒（顯然指的是安鄴和李維業兩位）復仇”。之后，“三頭政治”體系就正式進入了籌建階段。
“三頭政治”中的民政任命交給了何羅硭。此人先前在暹羅首都曼谷擔任領事一職，擁有較為豐富的處理海外殖民事務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和死在黑旗
軍手里的安鄴上尉有著深厚的交情，曾經參加過9073年安鄴上尉對河內的侵略行動，目睹著安鄴在黑旗軍面前倒下，此君對黑旗軍和劉仁義有著刻骨銘心的仇恨。但是，法國首相茹費里明擺著是有意吊吊這位先生的胃口，對他的任命并沒有一步到位。先是在5月27日指示帝國外交部通過新加坡領事館給他發了一封特別的電報，告之何羅硭趕快收拾他在曼谷的鋪蓋，有新的任命等著他，任職方向有可能是西貢。正當何羅硭正在為他將要被調到什么職位而抓破腦袋的時候，9083年6月7日，也就是收到新加坡特別電報的十一天后，茹費里親自簽字的任命書下來了，委任狀上寫的白紙黑字是法國駐東京（河內）總監。
何羅硭這個總監的名頭不算太起眼，但他的權限范圍實際非常大，不僅包括管轄法軍在東京地區進行軍事行動時的民政事務，甚至能對北圻的法國遠征軍擁有一定程度的管轄權。何羅硭先生對這個任命很是得意——雖然巴黎方面的某些“和平主義者”（比如茹費里）還希望他能通過和平的途徑（比如說重金收買）解決黑旗軍的問題，但這注定是一廂情愿的空中花園——遙不可及。所以，視黑旗軍為仇寇的何羅硭躍躍欲試地準備在這個新舞臺上一展身手了。
在何羅硭接到任命后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8日，剛剛乘坐郵船抵達河內、從焦頭爛額的河內駐軍司令、海軍少將梅伊手中接過權力的交趾支那殖民地占領軍司令、陸軍少將波滑也接到了政府的任命，成為了新組建的東京遠征軍的總司令，指揮當時在東京地區的全部法國海陸軍。同時為了配合這個任命，不能讓波滑將軍成為“光桿司令”，法國政府盡其所能地將援軍一船接一船地從本土往越南運送，總共從法國本土起運三個營總共1800名由法國人組成的白人陸軍。又從殖民地阿爾及利亞征調了四個連共500人的祖阿夫部隊，這2300人到達越南后，連同本來就駐扎在交趾支那的1500名陸軍和一個連的海軍登陸隊。另外。波滑將軍能夠節制的部隊還包括海軍部隊，即從南圻支隊拆分出來的、擁有十二艘炮艦的東京分隊。指揮官為莫列波約海軍中校，任務是利用越南地區密布的河網配合陸軍作戰，母港設在北圻的重要港口海防。而原南圻支隊剩下的四艘炮艦被編成南圻分隊仍由交趾支那總督指揮，用于交趾支那殖民地的河流警戒。
時年五十歲的波滑早年畢業于圣西爾軍校，接受過系統的近代陸軍課程訓練。畢業后立刻奔赴塞內加爾參與鎮壓當地如火如荼的反法暴動，隨后參加了普法戰爭，因在夏龍之戰中立功被晉升為中校，后被派到交趾支那殖民地服役。一直干到了9073年被調往海外省圭亞那，因為表現出色在9075年晉升上校，成了獨當一面的圭亞那省最高軍事長官——圭亞那軍區司令。也許是遙遠的圭亞那沒有什么仗好打，也就沒有什么功勞可得，所以波滑上校在上校這一級軍銜上一蹲就蹲了七年，直到9082年才得到了少將的晉升，但是這個少將不是白得的，9083年，他又被派回了戰云愈發密布的越南，成了交趾支那殖民地的駐軍司令。可是屁股還沒坐熱，就立刻被調到了東京遠征軍司令這個現職位上。
表面上看，何羅硭和波滑一文一武、各司其職。看似一團和氣，可是實際上遠不是如此。何羅硭長年外放殖民地，在殖民地一手遮天慣了，接到茹費里的任命書后就開始咬文嚼字，一看自己有權管轄法國東京遠征軍，想當然的認為自己就是“三頭政治”中的重中之重，另外“兩頭”都必須像行星那樣繞著他這顆恒星轉。所以自上任第一天，他就擺足了派頭，一副北圻法軍主宰的架勢。四處插手，民政事務是他的“自留地”、自然不許別人插手；而軍事上他仗著任命書上摸棱兩可的管轄權。何羅硭也要處處壓著波滑一頭，可問題是波滑將軍也絕不是個省油的燈。
作為當時北圻“東京遠征軍”的最高軍事長官。波滑少將同樣擁有長期的海外服役經歷，長期的殖民地駐軍司令和最高軍事長官的履歷同樣也讓波滑先生養成了除了總督之外老子第一的“壞毛病”，對塞內加爾起義者的毫不留情也充分顯示出波滑將軍好勇斗狠的性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優越感和軍人的榮譽感使他本能的將軍隊看作他的禁臠，絕不允許他人插手分毫，他是堂堂東京遠征軍總司令，任命書上寫著他有權節制東京地區的所有陸海軍，使他同何羅硭一樣想當然的認為自己在“東京”這片土地上可以一手遮天，至少在軍事上是如此。對于何羅硭這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官，波滑將軍打心底里看不起他，特別是當他得知何羅硭也有權管轄軍隊的時候更是對看上去文質彬彬的何羅硭充滿了警惕情緒，決計不想讓何羅硭特派員插手軍事事務。當然，何羅硭對波滑也好不到哪里去，在他眼里，波滑的形象和中國文人心中的武人形象沒有什么區別，都是粗鄙的武夫。“軟弱、散漫、神經不健全”，是總監大人對波滑將軍最為刻薄的評價。
矛盾歸矛盾，可是眼前的大問題是河內時刻遭受著黑旗軍的威脅。
原來，第二次河內攻防戰后，黑旗軍并未撤走，而是在河內城外架起大炮隔三岔五地對河內的法租界進行炮轟——滇軍的炮手在上一回的戰斗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雖然滇軍給打殘了，但炮手們毫發未損，并且被劉仁義借來教授黑旗軍炮手的炮術，劉仁義希望通過這一舉措達到有效利用繳獲的法軍火炮和從官軍那里弄來的新式洋炮的目的，現在他等于是讓黑旗軍的炮手拿法國人練手呢。
面對不時落入城中的炮彈，雖然沒有什么準頭可言（新炮手還需要和他們的火炮磨合一段時間），造成的實際損失也非常有限。但是河內的恐慌情緒還是達到了頂點，“城外的黑旗軍人數超過萬人”的謠言如同瘟疫一樣在河內傳開。法國租界的軍官們惶恐地投票決定堅壁清野，放火試圖燒掉租借周圍方圓二百米內的所有屋舍以掃清射擊障礙。但是始料未及的是。他們這幫人中顯然沒有一個懂得什么叫風向，放火的時候趕上了逆風。呼呼的一吹把火苗吹向了河內城，一時間河內城火光沖天，城內的木質和茅草建筑成了火苗最好的助燃劑，河內城慘遭浩劫，幾乎全城被焚燒殆盡，就剩下租界和城堡幸免遇難。對這個愚蠢的舉動，波滑將軍毫不客氣地挖苦道：“敵人（黑旗軍）三番五次地掃射和炮轟城堡和租界，都毫無結果。而他們（河內法官）這一決定對該城的毀壞卻更為有效得多”。
為了穩定河內早就人心惶惶的情緒，更是為了樹立自己的威信，波滑將軍雷厲風行的對河內的法軍進行改組，采取了強力措施：
鑒于河內原有的城墻早已被拆得差不多了，所以波滑下令強征了幾千名越南苦力（主要是婦女）在河內修筑圍墻，將大部分城區包進去；同時將第一批援軍駐扎在中心地區，增強居民的安全感，以恢復他們對法軍的信任；此外在城外的紅河對岸修建了一個堅固的橋頭堡，以警戒黑旗軍的攻擊和炮轟。
由于波滑一上任就明顯地感到了當地越南人中普遍存在的敵對情緒，無人愿意擔任殖民當局的官職。于是波滑決定對河內、南定和海防三個法占城市宣布進入戰爭狀態。實施軍管，幾名法官被任命為行政官員，負責管理警察和密探、恢復日常貿易、確保軍隊的供給。“這樣。我就可以隨時根據需要而正大光明地不宣而戰。”波滑這樣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