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僅僅是討論“治大國如烹小鮮”這個概念，可以說秦楓的第一部分已經說透了。
但秦楓的亞圣試，明著是考“治大國如烹小鮮”，實則考的是他對治國理政的理解，甚至可以說，考的是他的成道之基——經世致用。
如果不能理解天道亞圣試的真意，那就絕對不可能做出可以引發天地異象的神作。
對于秦楓現在來講，勉強過關，就等于沒有過關。
必須要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執著，才可以寫出震驚天下的佳作。
青煙裊裊，已燃盡一半，秦楓卻是提筆飛快，開始寫第二段落起來。
法雖嚴尤有“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道德終究難以替代法律，儒家的治國最后極有可能會變成君主獨裁的人治，或是群儒昏昏，和稀泥做爛好人的從眾政治。這樣一來，即便制定了嚴苛的法律，在執行上，也會遭到重重阻撓和干擾。
但如果完全拋棄儒家的德治，法條又會變得機械而冷血，難免成為暴君政治。
最關鍵的是，秦楓根據前世和今生，三世輪回，兩個文明的經歷，提煉出了一個屬于自己的觀點。
所有的法條，最終保護的都是法律制定者所在階級的利益。
因為有了法律的存在，制定法律者可以堂而皇之地剝奪下層階級的應得利益，各種權力，甚至是生命。如果各方勢力還有所兼顧還好，如果掠下甚重，就會成為剝削下層的惡法。
而“惡法非法”就成為了諸子中反對法治主要論點，站在統治階層制定的法律就是惡法，惡法不如沒有法律！
這樣看來，儒家與法家的對立似乎走進了死胡同。儒家的核心觀點在于“仁愛”，而“仁愛”要想真正實行，則需要實行“推恩”，也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然而在現實生活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別人卻無動于衷，甚至恩將仇報之事，數不勝數。
這徹底破壞了儒家的規矩。
這就造成了儒家在現實中的薄弱和軟肋，也成為了法家用以抨擊儒家的工具。
秦楓寫到這里，微微停筆，輕嘆了一聲說道：“所以應該要融入道家的思想，這樣的治國之策才能夠圓融……”
秦楓提筆繼續寫道。
所以就應該法德并舉，對必須做的事情，或不許做的事情，如孝順老人，愛護小孩，殺人抵命等等應用“法”加以制約。
同時，應吸收道家無為而治，尊尚天道的特點，杜絕法家“制天命而用之”，什么都想管，什么都想控制的壞毛病，遵循天道規律，順天意，知天命而用之。
應立法者，必立法，但法不可過細，否則便是違逆天道，過猶不及，必當遭受反噬天譴。
對于法所不能控制的范圍，再以“德”加以規勸，以教化提升百姓，尤其是執法者的道德水準。
因為有法可依，執法者可以控制的自由裁量權，就會變得很小，也就可以進一步減少人治中“徇私枉法”和“收受賄賂”的問題。
寫到這里，秦楓的第二部分，幾乎是將治國中的“德”與“法”，“有為”與“不為”又說得透徹無比。
他看了一眼眼前明滅不定，快要熄滅的天道試青煙，忽地淡淡一笑。
原本已經準備懸筆結尾的手，驟然再下。
他還要寫！
秦楓的第三部分，居然直指了立法者的階級問題。
秦楓后世是生活在現代的中華，自是不可能在文章里直接鼓吹“天下大同”和“人民當家作主”，他選擇的是自己在道家小世界所做的《平天策》的觀點。
“道家認為人人生而自由，雖天賦不同，性善性惡，但眾生平等，在天道面前，盡是芻狗……也就是說，人人生而平等自由！”
“儒家認為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存在于社會之中，但往往強調個體要屈從于集體，也就是集體主義的集權。但這樣會抹殺掉個體存在的價值，而且會因為人性的惡被隱藏在偽善之下，導致集權……”
“儒家集權統治的基礎，建立在君主是明君、任君，即內圣外王的基礎上，好的君王也的確是‘民貴君輕’，為社稷和人民服務的……”
“只是儒家本身對于培養圣王，并無什么好的辦法，完全望天收，導致儒家治下的社會，遇到明君則一片祥和繁榮，遇到暴君必然民不聊生，但又礙于儒家的禮法綱常，不能造反，只能忍受……”
“真正的情況之下，應是人民因為圣王的德行而向他歸附，并通過立法的形式，同時渡讓一部分權力給圣王及他的朝廷使用……”
“用以維持社會的秩序，讓個人得以更好的發展……”
“但人民是將權力渡讓給圣王，但不是完全向圣王無條件臣服，一旦圣王無道，起來反抗的權利也應該被法律所保障，就不會再受到儒家綱常的約束限制了。”
“王朝的執政者，受制于人民與圣王之間的法律，受到人民隨時可以起來進行正義反抗的威脅，才能真正做到‘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還要時刻注意自己的道德與言行……”
“這樣的情況下，才能如道家所說的‘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這樣才是真正的無為而治！”
“理想的和諧治世，德、法、道，缺一不可！”
秦楓寫到這里，直接引用了孔圣與其弟子的一段對話，寫道：“弟子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
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至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矣。”
弟子問孔圣，齊國的管仲是仁者嗎？他的國君殺了他的主公，他不但以死殉主，還做了國君的宰相。
孔圣的回答是，管仲匡扶了天下，百姓至今仍受到他的恩澤。如果沒有他，我們豈不是還在過著不知禮儀，生活困苦的日子嗎？
最耐人尋味的是，管仲并非儒家。
這段對話可以說為秦楓的“經世致用”論點提供了直接的佐證，治世應該以“功”為先。
于國于社稷有功，無論是百家中的何家，都值得儒家肯定和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