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元年陜西大饑，餓殍枕藉，出生在延安安塞縣馬家溝的湖廣兵備道馬懋才奉命入陜調查，見故鄉吃人的慘景，於是將沿途見聞寫成《備陳大饑疏》，五月十八日上報災情：臣鄉延安府，去年全年無雨，草木枯焦，民爭采山間蓬草為食。蓬草盡，則剝樹皮而食。樹皮盡，則掘山中石塊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饑民相聚為“盜”，與其坐等饑死，不如為“盜”而死。又燒人骨為薪，煮人肉以為食者，而食人之人，不數日即面目赤腫，燥熱而死。于是，死枕藉，臭氣薰天，安塞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不及掩埋者，又不知還有多少？小縣如此，大縣可知，一處如此，他處可知。百姓又安得不相牽而為“盜”。而慶陽、延安以北，饑荒更甚。
三水王二、王大梁二人為了活命揭竿而起，雖先后犧牲，但繼起者日眾。崇禎二年閏四月初八日，起義軍七千余人攻三水，游擊高從龍敗死，官兵被傷者二千余人。
或許現在的大明官員并沒有將這些事情放在眼里，但是李悠知道這是比建奴更加嚴重的問題，十多年后從陜西走出來的義軍首領李自成殺入京城，崇禎皇帝吊在了煤山的歪脖子樹上，文武百官被李自成抓起來拷餉，大明就此失去了號令天下的地位。
所以如今既然來了山西，距離陜西近在咫尺，那么無論如何也該過去看看，山西之所以流民四起可謂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小冰河期的到來導致陜西連年大旱，谷物欠收，但如果只是這些只需要朝廷從其他地方調來糧食救濟，也不會造成日后如此眼中的后果。
可是大明延續至今已經兩百六十多年了，朝廷早已腐敗不堪，已經無法擔負起救濟災民的重任，再加上建奴作亂遼餉一加再加；按道理說江南乃是富庶之地，遼餉應該有他們承擔大頭，可是由于江南文風鼎盛，歷年錄取的進士中有半數以上出自江南，這些人為了維護自己家族的利益，將遼餉丟給了本就貧苦不堪的西北，遼餉一加再加，百姓逐漸不支，到了后來甚至一畝地的產出還不夠繳納加餉的，西北的百姓除了造反根本沒有其他選擇。
幸好現在的局勢還沒有惡化到那一步，日后威名赫赫的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人也只有高迎祥一人已經起事，滅亡了大明的李自成和張獻忠都還沒有造反，陜西境內還沒有徹底亂起來，李悠還有時間和機會將這場災禍消弭于無形之中，眼下陜西所需要的是救命的糧食，而在抄沒了八大漢奸的家財之后李悠卻是不缺這點糧食，現在唯一顧忌的就是這些糧食能不能如數發放到災民手中了。
所以就和抄沒八大漢奸的家產一樣，他是絕對不會將這項任務交給那些當地的官員的，而是必須由自己親自完成，攜著擊敗皇太極、抄沒八大漢奸的余威，李悠帶著兵馬掃蕩了山西境內的流民，然后進入潼關來到陜西境內，召集當地官員詢問具體情況。
三邊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等陜西官員將李悠迎入西安，率先為李悠御駕親征大敗皇太極道賀，“臣等恭賀陛下大敗東虜，陛下之武功直追太祖、成祖，臣等為陛下賀，為大明賀！”說罷群臣拜倒紛紛稱頌。
“好了，和建奴相比，朕反而更擔心陜西的流民，建奴乃是蠻夷朕自可率領大軍攻入遼東將他們盡數殺了就是，可陜西的流民卻是朕的子民。”這兩者之間顯然是不能使用同樣的方法處置的。
“陛下仁慈，微臣以為想要解決陜西流民可剿撫并用。”楊鶴的三邊總督也不是白當的，他對陜西的情況比較清楚，也琢磨出了一套自以為可行的方案，“盜賊之起，總因饑荒之極，民不聊生，因此當以招撫為主、追剿為輔。”
“只是如今陜西財用不足，而剿撫所需錢糧甚多，光靠陜西、山西、甘肅三地的財用恐怕不夠，還需朝廷支援。”楊鶴說完自己的方略就開始向朝廷哭窮了，在原歷史中楊鶴依靠朝廷發放的十萬帑金、藩王捐助的五萬白銀和糧食二萬石實施招撫政策，也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這筆錢糧實在太少，導致后來無以為繼，最終功虧一簣。
“朕所來為的就是此時，此次抄沒八大家的家產足以支撐招撫流民還綽綽有余，此外既然如今東虜已經被朕打得元氣大傷，朕以為這遼餉的加征也該停一停了。”關寧軍如果連皇太極剩下的這點實力都對付不了的話，要他們也沒什么用了，“還有，既然山陜等地連造災害，這該繳納給朝廷的錢糧可暫且免去，楊愛卿和諸位不妨理一份清單出來。”
自古遭遇災害減免賦稅也是合理的手段，只是朝廷的仁政能不能真的到達百姓手中就不好說了，所以李悠他們謝恩之后又警告道，“朕會善待大明的子民，但若是有人想借機發財，就休怪朕翻臉無情。”
如今山西的官員可是又不好被李悠剝皮實草，安放到了當地的城隍廟了，想必陜西的官員也該知道這些事情了，如果他們還是抱著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想法，那么錦衣衛和東廠會教他們做人。
楊鶴、劉廣生等人高興地下去做各種準備，而李悠則叫來隨行的錦衣衛頭領，“你們最近除了幫著朕盯著這些官員之外，還需抓緊辦理另外一件事。”說罷李悠遞過一份名單，“這上面的人你們都給朕找出來，帶到西安，朕會賞賜他們官職。”
這上面頭兩個名字赫然就是李自成和張獻忠，其余也都是和他們身份相仿的義軍首領，如果這些日后興風作浪的義軍首領能為自己所用的話，那么將來即使有人繼續作亂，為禍是不是可以輕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