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唐朝，在宋朝走到巔峰的中秋節算是過去了。
宋人不喜歡搞其他戾氣重的，卻人文氣息最為濃厚，不論什么節，宋人過節總是最積極了。
中秋過后當然就叫深秋了，此一時刻螞蚱也不怎么蹦跶了，天地間一切氣息潛伏，不在躁動。依照迷信說法，這個秋后殺人造成的怨氣最少，不易被厲鬼纏身所以，所以死囚牢中那個叫宋江的在冊死刑犯快問斬了。
鑒于這個局面，史文恭已經秘密南下。不日應該就可到達江州。
乃是高方平去密信召喚老史的。他不是高方平的部下，但這在手續上非常簡單，高方平去信之后，史文恭找時文彬請假就可以孤身離開。
在高方平被割除永樂軍知軍后，史文恭所部就歸屬是時文彬節制，時文彬才是永樂軍的主將。
更早以前高方平有過密令給史文恭，讓他嚴密監控水泊動向，為此史文恭還有過和水泊小股散兵交鋒的事。但是最近以來一直沒有水泊消息，無法確定晁蓋等人是否離開水泊南下搭救宋江了。
高方平分析，興許在濟州有永樂軍嚴密監控，于是晁蓋等人便從鄆州登陸離開了水泊。可能在路上了，將要實施營救宋江的計劃。
對此高方平不確定，卻不影響為此去準備。理由是戴宗已經消失了，在江州見不到了，高方平有理由懷疑，被開除后，戴宗那犢子真的犯渾，要上梁山喝酒吃肉了，他消失大概率就是去水泊報信、研究搭救宋江的細節。
晁蓋是講義氣的人，吳用則不好說。不過為了他們“聚義廳的合法性”，為了替天行道大旗，很大概率吳用也只能支持搭救宋江的提議，否則山寨的現有頭領內，有可能會出現離心的狀態。這同樣是政治問題，政治總是無處不在。
與此同時，楊志已經帶著高方平的文書北上，進京調集糧食。
安排京中親信組織人馬，在京畿附近收購糧食，日夜不同的趕工，生產為復合飼料，然后開始組織運送南下江州。
現在的江南東路救災中心就在江州，在冬天來臨以前糧食就是生命線，必須不計代價，打贏這場江南糧食保衛戰。
暫時只能先這樣，朝廷未必能夠指望。鑒于體制問題，大宋又沒有健全的“儲備法”，所以張叔夜的手里，其實可用的余糧比較有限。西北日子仍舊不好過，加之宗澤判斷宋夏之戰有可能再啟之后，朝廷要一定程度對此做準備。
北方有余糧，但是如果戶部出面牽頭，要從北方組織運輸糧食到江州，限于這個時代的運輸能力，以及官僚機構的低效、懶散、腐敗，那個代價太大了，朝廷付出的成本價格恐怕比江南的黑心糧食要價更高。
所以張叔夜已經對高方平較底：朝廷已經沒有能力管你江南東路，老夫力排眾議推你上江東轉運使位置，就是要你能做到“不可能的任務”，不許推脫，誓死抗住此番江南的糧食危機，以此為前提，今年你江南無需繳納糧食回戶部，銀錢一定程度減免，另外非常之時，老夫允許你動用一定的酷吏手段闖禍。
不論是什么原因，盡管水災不是高方平造成的，但是歷史從來不溫柔，自來以成敗論英雄，這些就是高方平目下面臨的。
如果這戰輸了，高方平以往的所有勝利都白搭，餓死的人一多，威望也就沒有了。
所以不可避免的，此番高方平去信京城，也以“倒爺”的身份上陣了，誓要掏錢打贏這場糧食保衛戰。在經濟上高方平會虧本，但是在政治上是切身利益，媽的這才是政治資金的正確用法，其他的用法其實并不正義。
此番算是政治和經濟兩手準備。
僅僅依靠權威，威脅那些官員去和他們的狗腿子糧商達成妥協，還不夠保險，高方平不完全信任那些鯊魚，形式不對的情況，他們仍舊存在反水的幾率。
但是一邊通過權力壓制他們，一邊以經濟的手段從京城民間組織糧食南下就是雙保險。在氣勢上就有可能壓住他們，一但形成沒有他們、高方平也能單方面扛住糧食危機的形式，江南糧商內部積壓了太多糧食的一些商人，就會出現立場動搖，興許開始偷偷的放糧。
那時候開了口子就是踩踏效應，兵敗如山倒。是的資本市場沒有驚喜，就這德行，一個東西，大家認為值這么多的時候一個都不賣，它在賬面上就值那么多。一但形式轉變，這些趨勢投資者沒誰是傻子，都希望別人來接盤而他們撤退。
到時候整個江南東路，全是烏云蓋頂的“賣盤”，糧食危機自然就解了。吃不飽是肯定的，價格仍舊貴是肯定的，但是撐過這個冬天，明年就是絕地反擊的時刻。
在古代出現系統性的糧食危機，其實不是糧食本身的危機，而是運輸能力的危機。
不是說真的沒糧，而是古代沒鐵路，船運能力也非常有限，所以幾乎沒有能力在需要的時候，大面積的對受災地區輸血。
外部糧食運不進去，那么隨著受災地區內部的糧食越來越少，賣兒賣女餓死人的事就會越來越多，然后十倍糧價格只是剛剛開始。
走陸路在古代就是打戰，特別是災難之年，漫山遍野都是半民半匪的存在，大多數平時不人的百姓，也會在大災之年變為搶糧食的群體。加之官府低效不作為，就讓大面積的輸送糧食成為一種奢望。
就算不考慮治安方面的因素，限于古代的勞動生產力，運輸能力，也很難真正形成規模性運輸。
其實物資運輸到一個地方的最大成本不是貨物本身，而是途中的一切損耗，譬如江州到京城需要走數十日，一噸糧食的運輸隊伍，在大宋缺少馬匹的情況下，需要投入六臺牛車，至少十幾個人力。原始的運輸車輛負重長途運行，磨損修理也是非常麻煩的。
加之隨行的保鏢衛隊費用，民夫牲口路上消耗的糧食和銀錢，各處關卡公差的盤剝，層層吸血，一趟走下來，價值十七貫錢的一噸糧食，運送成本恐怕就要高達三四十貫。
所以這是最爛也是最好的時代，諸如盧俊義那種有能力走貨的教父就算不非法，也能賺大錢。不會被搶，就是他盧俊義的生產力、競爭力。
就是基于這些因素，江南大水之后，還沒有真正出現糧食危機時，那些糧商掛出了三貫錢一石米的價格，是平時的三倍。
這是投石問路，也是外地糧商的成本價。
那么在理論上就算三倍糧價，也真不會餓死多少人的。為什么高方平當時說三倍只是起點而不是終點？
因為現在的三倍糧價，僅僅是江南本地商會聯盟排外、擋住外部糧商進入江南的一個手段。商人是逐利的，譬如東京的糧商一看，江南只是三倍的糧價，他們運進來也沒有利潤，所以就不會提前布局。
而一但外部奸商不準備競爭，這就形成一個趨勢，就會導致江南的糧食越來越少，最終于某個時刻開始爆出十倍乃至二十倍。
真出現二十倍糧價的時候其實就是大奸商跑路，其余人套牢的時刻。早前沒有準備的外部糧商不是傻子，不敢那個時候進場。那個時候進場除了被餓瘋的暴民殺死外，根本就不是來賺錢的，那叫接盤俠。
這個過程在古代是一個循環，并且是死循環，近乎無解。大明朝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是死于這個“循環”之中。
后世說的要想富，先修路就是這個理。修路代表通商，通商，就代表可以打破本地奸商的壟斷環境。
而江南東路的壟斷環境，高方平已在著手對付。依托現在已經堪用的第二十三代軸承鑄造的運輸車輛，能夠最大程度的節省運力，降低運輸成本。加之高方平運糧可以不被各處官差盤剝，不被土匪搶劫。所以此番經過初步測算，高方平的團隊有可能把運到江州的糧食，控制在平時一點八至一點九倍的價格間。
并且這只是保本的價格，如果高方平更極端一些，為了賺取名望略虧損一些，維持在平時一點七倍的價格，并且不是大米而是全營養飼料。由此一來，基本上，就形成了高方平于會上宣布的策略：糧食價格允許比平時略高，但不許喪心病狂。
也就這么一次了，往后隨著大江南工業基地的鋪開，軸承越來越成熟，吏治環境越來越好，工業技術提高，船運噸位提高。這一切都在全面疏通大宋的血管，壟斷暴利事件會越來越少，兩點五倍糧價興許在蒸汽機革命前還是會有的，但是十倍糧價一定會成為歷史。
那么上述情況是在大宋。
如果要問這個時期其他大陸的人類是什么樣的生存狀況？洗洗睡了，基本就不算人，一但有事就等著一片一片的死。因為在那些野人的世界里，這個年景沒有一個如同大宋會講“政治正確”的政府。
是的大宋很爛很腐敗，很低效。但是至少政府還把不餓死人當做政治正確，的確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矛盾。這也就是大宋三百壽命，至亡國時候仍舊沒有全國性農民起義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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