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在東方紅酒業兼并銀臺縣酒廠的問題上黃紹棠和林春鳴他們也已經探討過一陣了。
兼并已經不是問題，但是如何來實現兼并順利圓滿的完成。
既要讓原來的企業職工利益得到保障，國有資產不會流失，符合國家法律法規，又要讓兼并主體企業不會因此背上包袱，甚至要影響到兼并后企業的發展，諸多方面都要兼顧，那就沒那么容易了。
現在幾個焦點問題都集中在銀臺縣酒廠這邊，第一，國企職工身份問題；第二，兼并后職工的養老保險問題；第三，部分難以適應新企業崗位的職工出路問題。
另外也還有東方紅酒業方面提出的要在實施兼并過程中進行股份混改和股權激勵的一些設想，這也是吸引了黃紹棠和林春鳴等人注意力的一個亮點。
企業要發展，關鍵在于管理層的核心作用，尤其是在非體制內干部的管理層中，如何來激勵他們的主觀能動性為企業發展創造財富，這也是一個亙古不變的焦點問題。
既要確保企業這座廟的利益不至于被方丈給吞沒了，但又要讓方丈們努力為廟工作，促使廟的香火更旺，這個尺度如何把握，通過何種方式來實現，從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到當前處于改革大潮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中，都是一個探索過程。
在九十年代初的國內，尤其是內陸，這幾乎就是一張白紙上畫畫的嘗試，哪怕是黃紹棠在南粵和中央部委工作過，算是見多識廣，一樣也面臨很多困惑。
實在是沙正陽在方案中所提到的這些東西倒轉去幾年，幾乎都是聞所未聞或者無法想象的，但在改革大潮中，卻不得不面對。
黃紹棠不是沒有擔待和魄力的人物，自然清楚這種突破意味著什么。
他也敏銳的覺察到了沙正陽在方案中還顯得有些語焉不詳的設想，這個時候從他嘴里出來就更為成熟和具有操作性了，在黃紹棠看來，這恰恰是漢都這個內陸地區的大都市最欠缺的一種創新與活力氣息。
改革本來就是摸著石頭過河，在沒有可供借鑒的東西時，你就得要大膽的去嘗試。
黃紹棠覺得沙正陽在方案確立的前提上提法很好，確保國有資產不流失，確保職工利益和后顧之憂得到保障，確保企業合并乃至改制之后能實現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那么這種改革嘗試就應當支持。
沙正陽在方案中沒有提一點，也是現在比較敏感的一點，那就是國有企業性質發生了改變，成為了集體性質的鄉鎮企業，甚至可能會在下一步混改中變成多種成分兼有的混合型股份制企業。
這一點黃紹棠也覺察到了，但是他不覺得這有什么問題。
既然來自印尼帶有港資財團背景的中策公司都可以以外資企業身份收購國企，同時國家也在鼓勵外企來和國內的國企合資組建合資企業，其性質上也就是變成了國資和私人資本混合的混合制企業了，只不過這個私人資本來自境外和國外罷了。
面對漢都市從市屬企業到縣屬國企的大面積虧損，扭虧增盈已經成為當前國有企業最大的難題，現在甚至連扭虧都成了高難度，能做到減虧都不容易，而國企的大面積虧損都是建立在以財政來作墊背的基礎之上的，這也是各級黨委政府最難以接受的。
銀行現在基本上都不愿意再為這些企業發放貸款，尤其是在四大行有向商業銀行轉向的趨勢，四大行從上至下都在收緊放貸，對貸款質量的要求也日益嚴格。
這也迫使地方上也都放貸質量的考核日益嚴格，所以現在就算是黨委政府打招呼甚至是提供擔保，銀行對于那些明顯扭虧減虧無望的企業也不肯發放貸款，哪怕為此和地方上關系繃緊。
“小沙，你的這份方案中的一些構想很有新意，嗯，甚至是突破性的，像養老保險的問題，去年國務院的文件才出來，具體操作方案都還在探索之中，一些地方也在試點，你打算如何操作？”
林春鳴主動發問，有些話題黃紹棠不適合問，只能他來。
“還有，國企職工身份問題，你提到了主人翁角色身份可以通過員工持股來重新確立，這一點很有啟迪意義，要持股需要購買股份，購買股份資金哪里來？讓這些工人自己出錢恐怕有難度吧？”
“林市長，我是這么想的，這也是咱們市里的一次嘗試，東方紅愿意來當這個試點，曹主任也給了我很多指導，像養老保險制度建立，最終是依托政府，那么企業和政府會以一種形式來確立這種托管制度，企業該上繳的一定上繳，涉及到政府和個人部分，也應當有制度政策來規范。”
來之前，這些問題沙正陽都早就考慮過了，可謂應答如流。
“您提到的員工持股所需資金，我們這么考慮的，可以以暫借年底分紅的模式來解決部分，當然不愿的可以放棄，一切以志愿為前提。”
“那原來東方紅酒業的職工也會以這種方式來解決？”林春鳴皺起眉頭。
“普通職工以這種方式，但管理層既可以自己出資購買，另外也會以期權模式來進行，比如確定一個目標，以銷售收入和利潤來劃線，達到這一目標可以考慮一定期權，超過多少，又可以給予多少期權，但要明確具有國家正式干部身份的人應當排除在外。”
沙正陽的話把自己排除在外，這一點也讓黃紹棠和林春鳴很滿意，如果制定規則者又是受益者，那肯定難以服眾，而且也很容易引起后患，這一點不可不考慮到。
但即便如此，讓管理層在以國有資產和集體資產為主體的企業中占有股份，仍然是一個從未觸及到的新問題，甚至在法規政策層面都從未有過，哪怕是黃紹棠一樣覺得這一步邁得太大，連沿海地區都還從未有過，在內陸地區那就更讓人難以接受了。
期權模式在國內還是一個新生事物，黃紹棠知道在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出現了這種模式，但是國內絕對沒有，而像林春鳴、霍連釗等人就連都沒聽說過了。
“小沙，管理層持股這個模式恐怕不太適合。”林春鳴緩緩搖頭，“改革也要有法可依，有規可循，管理層在企業工作，拿了工資，企業效益好，可以以獎金的方式來體現他們的成績，但持股，這意味著他們和鎮村乃至縣里一樣成為股東，這一步不能邁過。”
霍連釗也插上話：“東方紅酒業的性質是集體企業，縣酒廠是國營企業，但是本質上兩者都屬于公有制經濟，無論是誰兼并誰，這都屬于肉爛了在鍋里頭，但如果將股權給了管理層個人，那么就變了性質了。”
“那國有職工的個人股權呢？原來東方紅酒業職工的個人股權呢？”沙正陽反問：“如果不考慮前者，我估計兼并恐怕就會受到這些職工的抵制，而解決了前者不解決后者，更說不過去，沒理由不一視同仁，就因為他們的身份是農民？”
“小沙，你說的都有道理，但是城鄉距離本身就客觀存在，而國企職工和鄉鎮企業職工身份差異也本身就存在，我們無法否認。”黃紹棠也終于說話了，“如果從共同富裕的這個角度來說，讓企業職工分享企業帶來的紅利，并不不可，畢竟這是集體企業，但如何來實現，小沙你有沒有考慮過以一種變通的方式來解決呢？”
不愧是南粵出來又在中央部委干過的角色，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目前的氣候下，如果談及在集體性質為主的企業中個人利益如何分配，那太敏感了，尤其是這還是一家兼并了國企的鄉鎮企業。
企業職工的持股其實是可以探討商量的，畢竟職工是企業的主人，也就是說一個如何把虛化的主人翁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利益問題，持股是最切合實際的，但是需要解決政策方面的問題。
沙正陽其實也沒有指望能一步到位，但是他覺得這樣先提一提，起碼先讓領導心目中有這樣一個概念，為以后可能的改制提供一個思路。
像東方紅酒業這樣的企業，本身并沒有太多的高科技含量的競爭力，更多的是通過營銷團隊來維系競爭力，一旦這個團隊認為他們付出的與獲得的回報不匹配，那么心生異志也很正常。
而現階段還能以企業的飛速發展吸引他們一展抱負，但是很正當進入成熟穩健的發展階段時，那就不好說了。
沙正陽也不認為自己的人格魅力就有多么強大，足以讓這些人放棄自己的個人經濟利益。
哪怕現在無法解決管理層的持股問題，以后進一步進行企業改制時，也要考慮這一點，否則激勵機制跟不上，企業肯定會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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