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旭和報館一群人在清河酒店大吃大喝兼洗腦喊口號的時候，李斯在朝堂上認輸之事短短數個時辰便傳播的整個咸陽家喻戶曉。
最為激動的是遷徙咸陽的十余萬戶商賈富豪，因此商賈聚集的城南簡直一片歡騰。
而當消息傳播到咸陽東門之外的交易市場的時候，這個市場瞬間喧囂而起，無數商賈興奮的丟下手中的物品在市場內歡呼雀躍互相擁抱，更有財大氣粗的商賈取來大袋大袋的銅錢向來往搬運貨物的民夫幫工拋灑，更是激起整個市場的爭搶和轟動。
而更有興奮到無法抑制的商賈派出幫工仆從直接快馬加鞭順著東方道往東南而去，要把李斯提前認輸的事情通傳回自己的家族和領地，一起共享這個令人激動的消息。
第二天一早，連夜趕印出來的最新一期大秦都市報上市，無數的車馬馱著大捆大捆的報紙運送到城內城外的報刊書亭，還有數百個報童沿街售賣，更有無數專門從事報紙販賣的報商拿到報紙之后安排人快馬加鞭將新報紙送往各自的銷售區域。
而無數人早已在各個報紙售賣點翹首以待。
根據以往的經驗，如此重大的事情報館即便不是在新報發行時間，也必然會發行一期專刊。
果然，他們都等來了自己想要的新報紙。
而且還不是專刊，而是一期內容俱全的增刊，不過整整用了兩個版面的內容從頭到尾詳細介紹了整個打賭的起始、經過和結局，而且在頭版正中央，用特大號粗黑字體印刷著一排大字。
“千古賭約，清河侯勝！”
如果實在后世的彩印時代，下方必然還要放上李斯和陳旭兩人橫眉冷目彼此怒視的照片，同時中間還要加上一個大大的帶閃電撕裂的紅色VS標志。
雖然印刷廠連夜加班，但趕印出來的上萬份報紙幾乎瞬間就被一搶而空，更多報亭和報商都迫不及待的直接乘車馬直奔文學院附近的印刷廠，拿著兌票和錢袋爭搶印刷出來的報紙。
相比前幾次征伐匈胡和水災之時報紙被排隊哄搶的情形相比，這一次哄搶的更加厲害。
因為無論是對于匈奴還是水災，所有咸陽人都沒有切身的感受，征伐匈奴，實際上是皇帝的任務，開疆拓土和老百姓沒有任何關系，而東南的水災更是沒有切膚之痛，如果不是清河侯大力倡議賑災，可以說咸陽民眾和眾多商賈根本就不會去關心，普通老百姓飯都吃不飽，沒有人有精力和空閑去關心天災人禍，即便是有心之人也最多感嘆幾句而無能為力，特別是商人這種唯利是圖的群體，道義和憐憫等觀念是不太多的，他們最關心的是能不能掙錢或者說對自己將來掙錢有沒有好處，就像齊茂承接運送賑災衣物，也并不是因為心地善良，而只是奔著陳旭的名聲而來，然后他抓住這個機會成功了而已。
任何時代，不要指望商人真正的關心百姓接濟窮困，他們的一切出發點都是有目的的，只是看這個目的最終引導產生什么結果而已。
因此商賈固然有錢，但他們并不會對報紙特別感興趣，要不然咸陽十多萬戶富豪商賈人手一份的話，光是咸陽每一期報紙至少銷售都要在十萬份以上。
但今天，這份報紙所有的商賈都想先睹為快。
因為李斯認輸清河侯勝利，這幾乎就是全體商賈的勝利，是上萬參與集資修建東方道的商賈用幾乎全部家當換來的勝利。
一時間咸陽紙貴，一份報紙的價格很快被炒到二十錢三十錢仍舊供不應求，整個城南到處都是亂跑的黃牛黨，用一份份不知道從哪兒弄來的報紙大把大把的從商人手里撈錢。
而每一個拿到報紙的商人四周必然會瞬間圍上來一大群同行，聚在一起翻看討論報紙上的內容，并且開始推測清河侯勝利之后將會推行那些松解商律的法令，然后又會對以后的經營和買賣造成哪些實質的影響。
商人關心的是付出了這么多將來到底會得到哪些好處。
而還有許多人關心的則是頭版最后一條招募。
“清河侯誠邀天下精通商道和律法的有志之士參與新商律的編纂和修訂，同時也熱情征集新的商律法案稿件，并且最終會從這些稿件當中評選出來十篇具有推行價值和影響力的稿件，特等獎一名，獎勵一萬錢并且特聘為新法推廣大使，并會被授予官職，一等獎兩名，獎勵三千錢，二等獎三名，獎勵兩千錢，三等獎四名，獎勵一千錢……”
俗話說有錢能使鬼推磨。
又俗話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總之隨著報紙的發行，已經開始有人到報館進行咨詢加入新法編纂和修訂小組的條件，而還有另外一些自認為有才能的人鋪開紙拿起筆開始準備構思對于新商律的建議和策論。
不管能不能得到獎金，反正閑著也是閑著，寫一篇投稿也不會懷孕。
因此隨后的幾天，隨著報紙發行量越來越大，被南來北往的商旅傳播的越來越遠，整個東方道幾乎都已經開始轟動，而同時也開始有大量的稿件被投遞到報館。
而這幾天，陳旭也陸續接待了咸陽城內數十個有頭有臉的商界代表，也讓楊堃召集了一些精通商道的文士開始準各種當前和商業有關的律法逐條逐條的進行討論，看看哪些該保留，哪些該廢止，哪些可以修改繼續使用，而且陳旭自己也大部分時間泡在報館觀看越來越多的投稿，看看能不能從其中找到一些符合這個時代而且具有良好創意的稿件，以便為編纂新的商業律法提供更多的幫助。
總體來說，這個時代的階層等級區分比較明顯，雖然法家門徒的理念是一視同仁，但實際上也是為了便于統治階級的利益制定法律，目的還是壓制商人和平民維護天子和貴族的利益，因此這個時代的法家和后世的儒家在本質上并沒有任何區別，甚至更加讓人痛恨。
但法家畢竟不同于儒家，畢竟至少在理論上已經有了平等的思想基礎，也就是說已經具有了超越儒家的先進理念，只不過時代局限性讓法家門徒無法突破思想的束縛而已，陳旭要做的不是廢棄法術治國，而是推行新的法術理念，而不至于讓華夏再次走向以人治為主的方向，畢竟法制才是人類未來的正確方向。
后世之所有以有大量的法學家在清末開始大力推崇商鞅韓非子，主張學習西方文化甚至，推行民主與法制，就是因為感覺到以孔孟思想為基礎的人治已經完全跟不上人類文明的了，繼續下去只會讓中國越來越積弱，積重難返之下必須要經歷一次刮骨洗髓似的過程才能獲得新生，因此在民國時期內憂外困的局面之下，誕生了大量的法學大師甚至思想活躍的文學大師。
實際上民國時期有點兒像春秋時期的百家爭鳴，不光是思想和文學異常繁榮，就連藝術也異常繁榮。
只不過這種繁榮沒有持續多久便因為二戰再次走向衰落。
后來新中國重新提倡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那也只是曇花一現然后就盡歸塵土。
既然如今的大秦有了法術治國的基礎，陳旭自然也可以借助這個基礎，將大秦往前推一把，跳出時代的局限著眼未來，用新的法術思想推行新的法術治國。
眼下有了陳平等一群起于微末的新生代文士階層的幫助，有幾乎天下所有商人的，還有朝堂之上受益于商業諸多方便的大臣，再加上皇帝的授權，這次的商律改革幾乎不會有任何問題。
即便是其中會有些波折，但最多也可能出現在一些律法條令太過超前引起的不適應，因此這些都是陳旭需要從民間廣泛征求意見的原因。
符合時代，符合當前的國情，符合上到皇帝下到商賈平民的認知習慣，整理之后推出一套新的商律，這就是陳旭的目標。
等過上十年八年，等大秦的一切都在他的規劃之下走上法制的正軌，許多不合理的地方再重新修改。
在這個期間，陸續有一些精通商業和律法、對陳旭修改商律感興趣的民間人士前來報館面試，甚至還有大量商賈從其他郡縣趕來陳情，陳旭也因此收羅了十多個眼界開闊思想活躍的人士，同時邀請一些商賈代表，還包括楊堃和范采盈兩個最得力的手下，連續召開會議傳達自己的指導思想，然后慢慢根據大秦的商律和收到的各種稿件開始著手審編校訂新的商業律法。
陳旭對于新商律的要求也細也很全面，將以前商律中很模糊的條令全部都單獨拿出來逐條討論，然后匯編整理成一個大體的商律框架，其中包括《工商注冊管理法》、《產品質量法》、《稅務登記管理法》、《合同法》、《生產管理法》、《特殊商業經營管理法》等，這些新法覆蓋所有包括行商、坐賈、工匠、制造、質量、合同、稅務等當前所能覆蓋的一切和商業有關的行業和行為。
而對于陳旭列出的這些新法令的指導意見，所有參與的人都被陳旭的大手筆和嚴謹態度震驚的五體投地。
這些法令一旦推出，將對如今大秦的商業模式產生巨大的震動，當然也會讓商業行為變得更加規范和合理，而且也更加便于朝廷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