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師道很為難。徐徽言方才使人送來糧米，他若是出兵攻打之，這就是不義；可若是不尊令，那就是不忠。生生陷在了兩難之中。
徐昌言則大搖大擺的離開了廣州城，種師道的選擇是緊急上疏貴州，替徐徽言喊冤。還叫徐昌言去告知徐徽言，叫其也速速上疏貴州。
總是要拖得一時半會兒，叫人有個緩沖的時間，也好趁機想那應對之法。
但最后幫了種師道一把的卻不是他的努力，而是他的敵人——北面英州城里的齊軍。那似是嫌棄廣州城還不熱鬧，英州的張仲熊部適時的插來一腳。
張副總管抱病出兵，提湘南守備軍及正白旗兵五千許，自英州南出光口鎮。后者是始興江的一處要害之地，是始興江與西湟水、東翁水的交匯地。從此向南，經水路可直抵廣州城下。
如此雖非出兵，卻等若在廣州脖頸上架了一把隨時都可落下的利刃，叫內里人物是好不受用。
“祖父，孫兒著實不懂。且此等境地了，那朝中諸位相公何以如此行事？”且不要說人徐徽言仍是忠于大宋朝的。即便不是，就廣州城的這些烏合之眾，又如何能遠征數百里的去滅的了人家？朝堂上那些相公們就不怕廣州被北軍趁虛而入，斷了他們的后路？就如現在這般。
亦或者是，他們已想到了，可卻不在乎？種彥崇的臉色變得很難看。
種師道唉唉嘆了一口氣，什么也不想說。此事究根結底，不過是政事堂的那些相公們不想看到武將跋扈罷了。
眼下天下大勢已經難以逆轉，但世上文貴武賤，似乎還依舊是顛不破的真理。別的不說，就是那北面的新朝，武臣地位明顯有抬升。朝堂上也更是得勢！但在民間的影響力上，武官比之文臣，卻仍舊有差距。不說別的，只言科舉，給普通百姓的感官就是如此。
新朝的武舉，雖是革新甚多，選拔出武進士之能力比之趙宋強出不止一籌。然這等力度的改革比之文科選士來，仍舊有些不夠瞧。
陸謙早年的設想在幾年里已經陸續施行了。文士選材，非但有了進士，更有了舉人和秀才。
國家開科取士及第者曰“進士”；省府開科取士及第者曰“舉人”；州府開科取士及第者曰“秀才”。
秀才者可為州縣公人，舉人則可為省州官署公人，亦或授從九品官身，下鄉縣為官；進士者則就更無須多說了。
陸謙這般行為在文人士大夫看來，就是在修補其與士林間的隔閡。擴大‘取士’層面及數量，可不就是在討好他們么。就像當初的趙家，一步步擴大科舉取士名額。
陸皇帝現下不就是叫中下等之讀書人，亦有一個“干部”身份，雖新朝有觀政期，也即是實習期。可如此安排比起早前的蔣敬、朱武、王倫一流兒人來，可就強出百倍了。
那正史上的明清兩朝，也就是開國時候，會把舉人納入官員體系。等到局面穩定之后，舉人功名者在想當官，不說難矣，更會前途無亮。
事實如海瑞一般的人物，已經是真的難得了。后世許多人人云亦云，以為海瑞有德無才，不知變通，不適合做官，實則差矣。人家一舉人出身，能做到二品大員，這能力如果都不算強，那還有什么算強？
嘉靖朝已經是明朝中晚期，官場上各種陳規陋弊早已經成型，人海瑞以舉人身份入官場，八年時間能從一縣教諭竄到一縣知縣，正式步入官場，這可比正牌進士從知縣升到知府更見困難。沒能力能做到嗎？海瑞又沒甚個通天的背景！
然整個明清兩朝數百年光景，文官如海瑞之歷程者，又能有幾人呢？沒有幾個。
那些舉人秀才更多的是一輩子縮在鄉間，做自己的士紳名流，蠅營狗茍，編織自己的關系網，人情網，吸取周遭百姓的鮮血強壯自身。營造出一個個如同惡瘤樣兒的士紳家族！
當然也有可能碰到天下之變革時候，挺身而出，若左宗棠、江忠源者，若牛金星、李巖者。
陸謙看著就覺得浪費，兼之21世紀公務員考試的潛在影響，索性便把權利下方，把舉人與秀才與公務員考試相結合。這是在最大程度發揮國內‘知識分子’的作用，初衷可不是要彌補他與士林的巨大隔閡的。
后者只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罷了。
只是陸皇帝再是無心，效果卻已經出來了。兼之新朝大勢已成，這文武之間就有了點別苗頭的意思出來。當然還不明顯。
聞煥章倒是拉起了一撥志同道合者，但與他們的‘敵人’相比，實力還相差懸殊。
看看現下的陸齊朝堂。那手握大權的，多有梁山泊舊人的身影。也怪不得開國皇帝往往會揮起屠刀清理功臣舊將，實在是這些人的影響力過于巨大，且彼此之間關系交錯盤結，叫人想了就怕！
當然，陸謙是不怕的。不提他有bug在手，就說這新朝崛起的過程中，他陸皇帝才是第一要緊的人。那其他人等，論功勞擺資歷，誰能蓋過他去了？故而，所有人都不再是他的威脅。
鄭宏衛在《開國功臣宿命論》中曾提出，開國功臣的三種歸宿：誅殺（劉邦、朱元璋）、供養（劉秀、趙匡）、任用（李世民）。而產生不同歸宿的五個條件則是：登基年齡（考慮到嗣君年幼，避免功臣驕橫篡位）；帝王雄才（文武素養如何）；功臣才略（是否文武雙全，能夠適應國家形式的變化，出將入相。）；君臣關系（君臣之間的親戚關系、朋友關系、鄉黨關系，君臣之間是否互相信任，功臣何時投奔，感情是否經過考驗）；內外形式（國家內外動蕩，必然首先處理這些問題，當國家太平了，首要矛盾就變成了如何處理功臣）。
是以，陸謙便是不拿出大封建政策，他也無須像劉邦、朱元璋那樣，對功臣大肆下手。沒有必要！更不用說，他早早的就拿出了大封建政策來，吊住了不少人的心思。
當然，這些都是廢話，早已經歪題了。可以陸謙對朝局的控制，也不能消除文武之爭。因為這早不是什么理念之爭，而是實實在在的利益之爭。
現在南宋小朝廷忽的發出旨意，要廣州的種師道引兵滅了徐徽言，說一千道一萬，那就是文官們看不得武將飛揚跋扈，跳到他們頭上拉屎撒尿。更害怕如此會引發其連鎖反應，若是其他握著兵權的武將也都有樣學樣，趙宋的天可就真的崩了。更兼之蜀中……
橫豎那些當政的相公們不愿看到徐徽言再活蹦亂跳了。即使為此付出為數不多的一部分兵力，也在所不惜，心甘情愿。
他們又不是趙官家。北軍來了，投降就是。日后便是沒有了權柄，也好歹能安度余年。
事實上，南宋的局勢到了眼下地步，可不就已經君臣離心了么。
要知道，正史上南宋滅亡前，可也一樣是樹倒猢猻散的。一如崇禎帝命人敲響景陽鐘，召集百官，奈何應者寥寥一樣。也如現下的南宋小朝廷一樣。
唐代詩人劉禹錫在詩中寫道，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
任何一個時代，蕓蕓眾生，能夠在歷史上閃閃發光的卻僅僅只有那么幾個，南宋也是如此。
朝代更替之時，往往是最能考驗氣節之時。正史上的兩宋也好，眼下的趙宋也好，可謂是中國歷史上最優待士大夫的朝代，但是朝廷的優遇，真的換來來士大夫的忠誠嗎？
正史上的德祐元年，元軍沿江而下，一路奪取建康、蘇州、常州后，臨安城人心惶惶，朝廷大小官員，為保身家性命，帶頭逃跑。
同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曾希顏等數十等幾十名大臣乘夜逃走。
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和同簽書樞密院事倪普等人，竟暗中指使御史臺和諫院彈劾自己，以便卸任逃走，然而御史章未上，二人已先逃跑。
臨朝的謝太后憤怒地貼榜于朝堂之上，斥責這些賣國求榮的無恥小人連人都算不上：“我國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時艱，內則畔官離次，外則委印棄城，竟然內外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圣賢書，所許謂何！卻于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何以見先帝！？”
然而，如此的斥責也不能阻擋官員的逃跑浪潮。南宋德祐二年，也就是西歷1276年，南宋君臣過了一個凄凄慘慘戚戚的新年。正月初三，傳來了嘉興府守將開門投降的消息。正月初五，謝太后任命吳堅為左丞相兼樞密使，當天在慈元殿下詔“宣麻”公告時，朝堂之上只有六名文官到場。
這就是士大夫的節操。
后世人很多說起南宋，不少人推崇其氣節。什么十萬人蹈海，很多人還鄙視朱明，說什么宋朝滅亡時有十萬人蹈海，為何明朝滅亡時為何無人為之殉葬？
說的好像那曾淵子、潘文卿、季可、許自、王霖龍、陳堅、何夢桂、曾希顏、文及翁、倪普、留夢炎等人一個個都是為國盡忠的不二之臣一樣。
那留夢炎還是狀元呢，德祐元年，被任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并拜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總督諸路軍馬。
他是受命于危難之時，可領命卻不效命。稱病于家不出，直至太后親臨其家，才出任左丞相。
不久，就干凈利索的投降了元朝。
所以啊。就是趙桓也心里明白，都到如今這個份上了，指望著手下的大臣兀自人人忠心赤膽，還不如祈禱陸皇帝一口水給噎死呢。
要論一干大臣中真正為他考慮的，還真就只一個耿南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