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就是牧羊人與羊的學問，這是最適用于農耕的好學問，我反它干嘛？”
李軒一曬，輕笑道，“我是說我等沒到那個階段，這個工具再好，不適合我等這一階段，有什么用？
若是大哥不愿分德，要繼承武帝后的大漢道統，那咱待勢力大些，要治天下的時候，轉成儒的牧羊人與羊的學問，也就是了。
只不過不用聽那些大儒云里霧繞的，我一天就能跟大哥講明白儒與統治的并聯架構與集體無意識操縱原理是什么。
若非天下亂成這個鬼德行，儒的道統是很好的。儒皮法骨什么的都是表象，實際我中原大一統王朝，從來就是諸皮人骨。什么皮都無所謂，人治是不變的。
如來于菩提樹下坐化時曾言，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做如是觀。實際那些法呀，墨呀，儒呀，兵呀的都是夢幻泡影，都是法，萬法歸宗，宗還是人哪。
大漢外面沒外敵的時候，天下就只有一個了，大漢就是天下。不用名教，難道用兼愛不攻的墨家，自甘牧羊犬么？還是重法興兵，變羊為狼，烽煙四起？
日升月落，朝代更迭變幻，唯名教永恒啊。”
李軒嘆了口氣，不由自主的昂頭四十五度角仰望星空。
他眼神迷離，卻既非心虛又非憧憬，而是人文科學領域東西，人類學與社會性之復雜，沒數學那么簡單。
他有點吃不透，分德之策，只是他用空間視角，以架構分解重組的形式，做的趨勢推論。
至于會不會形而上學，一路錯到離譜，還是會因為知識儲備匱乏，才具不足，后天成長環境與閱歷欠缺，導致淺薄，他也吃不透。
因為人文科學不是自然科學，一個小市民寫一加一等于幾，與一個當朝士大夫寫一加一等于幾，正確答案是一模一樣的，這就是自然科學。
可在人文領域，在人類學與社會學中，小市民與士大夫眼中的世界與答案，可就完全不同了。
世界就是認知的邊緣，井里蛤蟆眼中的世界能是什么樣的？一生沒出過方圓百里，對世界的理解不能說錯，只是世界與世界是不同的。
世界是由無數的世界組成的，天下之外還有天下，可以連同穿梭彼此世界，貫穿天下唯一的只有法則，而不是一個個世界，一個個井中的不同的信仰，不同的道德，不同的正義。
水往低處流，叫法則。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為老人讓座，就叫道德。
換個世界，為老人讓座，也可以是侮辱老人的意思。
且處于被支配一方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與支配方的三觀是完全不同的。
員工視角與老板視角的區別。老板可以看懂員工，員工是自以為可以看懂老板。
小吏以為后臺重要，可小吏或許知道同為小吏的后臺是哪個，但知道領導的后臺是哪個么？
吏視角與官視角的區別。
吏之下的民，與官之上的士大夫，基層與頂層的認知，區別就更大了。
在李軒的認知中，諸子百家都是學問，對統治者來講，都是工具。
工具本身沒有好不好，只有合適不合適。
與踢球陣型一樣，442，532，901無所謂，擺陣是為了贏，不是為了陣而陣。
實際上，儒學之所以可以脫穎而出，就是因為儒家才是最開明的學派。博采眾家之長，萬般變化皆能為我所用，正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
儒學變化萬物，妥協性最足，生腥不忌，“融”與“排”不是固定的，因時因地不同，故而最為靈活。變法不致驚雷，萬法歸宗于潤物細無聲之中。
可惜，名教的創業者再偉大，不耽誤徒子徒孫只知之乎者也。
先秦，諸子百家中能用的儒家全抄，不利于時下統治的學問再好也不要，把史當小姑娘來打扮，那才是真正的名教。
這是非常對的，春耕秋戰的戰國，曰“以德報怨”就是為了反對“以德報怨”，來為“何以報德”的正確背書。
先秦之后，農耕社會保守倫理，治講究一個“靜而不爭”，安家合人，地固人淳，仁孝廉義。
此時，就要隱去“何以報德”了，只取“以德報怨”就對了，要的就是不爭，抑欲，節儉。
時隱時突，因時因地，變化無窮，才是用工具的人，才是士大夫。
只為孔孟曰的鸚鵡，不過讀過書罷了。
可這與工業社會的三要素：競爭，需求，浪費，恰好背道而馳。
你這么節儉，我一年一換代的山寨手機，賣給誰啊？沒有物欲，不創造浪費，哪來的需求？沒需求，工業品的市場哪來？
工業社會不是說有蒸汽機，電視機才叫工業社會，部落里摩托都有，照樣是土著社會。
工業是紀律，規則，標準社會，綠燈行紅燈停，車要靠右行，可這不是天生的，是交警與罰款教育出來的。換個左舵的世界就靠左了，守的是規則，標準與紀律。
沒有棍棒的督導，沒有標準的普及教育，人不是生來就會排隊的。
工業社會的人，每一根毛孔都散發著紀律與標準的味道。
那才是工業社會。
工業社會的組織力，生產力，搞建設的速度，可不是農耕社會的組織方式可比的。
李軒要筑“燕歌”城，要開荒，用的是軍隊，是勞改犯，就是要運用工業法則，就是計劃經濟原則啊。
蘇聯與美國都是計劃經濟呀，在架構上和一個儒與諸子百家的分別一樣。
蘇聯不分德，一個德，一個天下全計劃。
美國是分德，天下是一個個計劃經濟體相生相克。杜邦，洛克菲勒等等，那都是獨立的計劃經濟體，化工生產，鉆井勘探，都必須嚴格遵循計劃，自由個屁。
**德國是介于之間，在蘇聯的垂直架構全計劃之下，在美國的分布式架構之上，由天下出面整合，組建法本化學等一個個大型托拉斯，同樣是計劃。
在架構上是很簡單的，計劃是自然科學，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經濟是人文科學，是上帝如來佛。所以，跟相信有經濟這回事的鸚鵡，是說不清的。
計劃就是戰略學，未來學。
人文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很有道德，很有慈悲，很受人民愛戴。跟施主愛方丈，信徒愛神父，沒有不同，腦子里有廣廈千萬間，就好幸福。
可計劃不同。
若計劃北盟六年義務教育，那就得統調北盟勢力范圍內的適齡熊孩子人數，需要多少教師，要蓋多少師范與學校，要多少塊磚，磚要多少煤，煤要多少人挖，耗糧多少，糧需要多少農田，農田要多少糞肥，糞要養多少豬才能拉夠，豬要……
這就是戰略學，與打仗是一樣的。
這就是計算推演趨勢的未來學，沙盤上就可以推出來的，這就是計劃。那生產計劃指標一旦制定，廣廈要建多少間，多少塊磚都要嚴絲合縫的。不能黃老之治，不能之乎者也，靜而不爭啊，那還蓋個錘子啊。
黃老之學，儒學都是好學問，不是名教不適合工業社會，上帝在工業社會照樣可以光輝。是名教中人不思進取，沒有去讓它適合。萬事萬物，終究看的是人，人朽了，再好的工具，使不了。
在生產力不行的時代，名教就是最適合農耕文明的統治學，沒有之一，只是有結構缺陷。
但這同樣不是儒這個工具的問題，是用工具的人的問題，是統治集團的問題。
儒在大一統王朝，具備天然的壟斷性，打天下是一次打不下來的，坐天下每次都得被人推了。
可甭管誰坐天下，儒肯定都是贏家。士大夫都是瞎子吃餃子，心里有數，一看擋不住，國勢已崩，肯定降的利索。
文官在王朝更迭之時，次次群起而降的現象，背后的本質，就在這里。
可壞菜就壞菜在這里了，名教這種天然的壟斷特性，還有什么好改的？
由此導致的就是先秦之后，自武帝用皇權賦予了儒的獨家壟斷權之后，儒家就逐步喪失了自我進化能力，除王陽明等極少數流星劃過，儒學無任何新意，千年因循守舊，僵死拉倒，換條狼接著騎，換個殼兒照樣上市。
儒學，也就隨之只朝內治的方向進化了，不對外的。所以，開疆只能開國時期，中后期就被治軟了，開不動了。現象背后，必有原理。
治天下的學問，始終只有儒這個唯一的候選人，唯一的贏家。
名教贏在治，不在攻守！
儒一涵蓋攻守，又要管財賦政策，又要管軍事制度，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符合它曰的道德，實際就是出圈了。
這倒不怪儒，儒，舉孝廉，科舉等等都是方法論，都是統治的工具，用工具的那只“無形的手”是統治集團操縱的，這是統治集團腐朽的問題。
考“孔子曰孟子云”才會有“孔子曰孟子云”的官。考弓馬騎射，自然來趕考的就是赳赳武夫嘛，那官全會騎馬射箭不很正常？舉孝廉就會有一堆孝順官，弒父才能當官，宰父的官就多的是。這是統治集團操縱的“無形之手”，與儒這個工具無關。
農耕王朝時代，始終就是治亂循環，軍隊承平日久就會廢弛，土地兼并等都會累積出結構問題。
導致出現結構問題的本質，與儒無關，是頂層設計問題，沒有給儒畫好圈，對其行為邊際沒有做出約束。
這就導致附在大一統架構上的儒，本能就會趨向把氣充滿大一統這個瓶，一統社會各階層的思想與倫理。
可是，皇室，勛貴，官僚隊伍，學者梯隊，市民階層，武士階層，軍隊，在王朝時代，有沒有必要非要遵循一個倫理與信仰呢？
完全沒有必要。
小市民就讓他們做小買賣，不要偷稅漏稅，好好幸福生活就是了。沒有必要拿武士階層的要求去要求市民，商人。
敵人打來了，平民不設防，投降都可以，這不是應該要求平民承擔的責任，不關市民階層的事。
官員，稅吏，祭祀，學者，市民，文人，軍人，商人，各有各的作用，突出的是各自的長處。
前鋒要練的是射門技術，培養的是進攻精神，練守門不扯淡么？
一旦放任儒，它就會給你排個10.0.0陣型出來，十個后衛，要求全社會一個模樣，君王勛貴士農工商兵一個德行，全是道德后衛，不欺負人的。
天下大治啊。
這個球隊的陣型是無敵的。
前提，別跟人踢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