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日28日，是農歷己未年正月初一。
大部分的京城市民在度過了一個沒有年三十的除夕夜后，又開始了他們為期三天的新春假期。
這一年的春節與1978年相比，其實無論是過年的氣氛還是形式，都有了一定的全新變化。
首先，是在全國范圍內呼吁復蘇“年”的呼聲更高了。
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報》上發表有針對性的群眾來信：《為什么春節不放假》和《讓農民過個“安定年”》。
相反的，主張繼續堅持“過革命化、戰斗化春節”和響應號召“不請客、不送禮、不張貼春聯、不大吃大喝”的聲音卻寥寥無幾。
在民間自覺迸發出的熱情下，不但全國各地年畫空前暢銷，貼春聯的行為也大范圍地復蘇了。
紅紙黑字的“萬年紅”貼遍了千家萬戶的門口，一張張貼在門上的大大的“福”字將人們對未來美好的憧憬表露無遺。人們用這種最傳統的形式表達對時代最深的欣喜！
要知道，在七十年代前期，可基本上都是城市平房居民和農家小院才貼春聯。
內容基本都是“東風浩蕩革命形勢無限好，紅旗招展生產戰線氣象新”，或是“歲歲平安日，年年如意春”之類的老句陳辭。
而1979年，春聯不僅從鄉村貼進了城里的單元樓，詞句也由簡單的豪言壯語變得帶有對未來、對新時代的期盼了。
如“喜氣洋洋過春節，身強力壯迎長征”、“四化美景振人心人心思躍，公報春風拂大地大地生輝”，或是“新長征起步春光明媚，現代化開端金鼓歡騰”，“富國安邦人歡財旺，移風易俗送舊迎新”。
其次，1979年的春節，京城人們普遍感覺餐桌上的大飯豐盛多了。在年貨和各類商品的供應上，都有了可喜的增長。
雖然食用油、花生、瓜子、芝麻醬，雞蛋和蔬菜和過去一樣，沒有什么太大變化。
但富強粉的定量由每人一公斤提高到了兩公斤。粳米也由一公斤變為了可購買全月定量。
豬肉在定量的基礎上可以憑本額外多買2.5公斤。活雞、帶魚都更充足了，而且市場上居然還難得一見地出現了冰凍蝦仁和魷魚。
至于煙酒茶三樣兒，以香煙的供應增長最為顯著。
除甲級煙和乙級煙中的“前門”、“恒大”、“香山”、“八達嶺”需要憑證每人每次限購四盒外，其余牌號的乙級煙敞開供應。
白酒雖然仍有一些限制，但已相當寬松。
京城城鎮居民可憑購貨證每戶每月供應白酒1.5公斤。集體戶口個人可憑證每月供應500克或一瓶酒。購買散裝白酒500克以下不再登記。
在茶葉供給上，也發生了一個顯著的變化。
1979年1月10日，京城市政府作出決定。除每500克5元、6元、8元的三種花茶仍收0.5張工業券外。其他茶葉一律免券供應，這立竿見影地促使了“高末兒”銷量大增。
（注：高末兒為京城土語，即價格高，質量差的碎茶葉）
當然，還不光只有這些，要說變化最為明顯的還得屬糕點、糖果。
這一年，不光像“話梅糖”、“牛軋糖”等一些深受廣大消費者喜愛老產品恢復了生產。同時，外省市和進口的新產品、新口味糖果也進入京城市場。
“紅蝦酥糖”、“吉利酥糖”、“牛奶朱古力”、“蛋香餅干”、“香酥餅干”、“特制蛋糕”、“巧克力棍糖”等11種全新的產品，也依次擺上了商品柜臺。
完全可以說，糖果市場已經最先一步由賣方市場變為買方市場。不但不限量，居民購買和選擇余地也加大了。
因此，從這一年開始，過年時，一個家庭的孩子們聚攏在一起，虎視眈眈盯著父母給自己分幾塊“酸三色”水果糖的情景，逐漸成為了被遺忘在腦后的歷史。
另外還有，春節娛樂方式也從過去單調走向了豐富。
應該說，貫穿七十年代前半期的春節娛樂主題基本可概述為，樣板戲、革命歌曲、革命舞劇、革命電影、紀錄片。幾乎十年如一日地延續下來。
然而從1977年起，這種情況就開始發生變化，春節氣氛開始變得鮮活起來。
五顏六色的燈籠，娓娓動聽的“空竹”、各種各樣的鞭炮、臉譜銷量大增。
人們著魔似的喜歡放鞭炮，以至一段時間內關于鞭炮傷人的事件層出不窮。
各種游園活動也重新盛行起來，體育環城賽跑活動和一些傳統游戲得到了恢復，如套圈、射擊等再次出現。人們特別熱衷于猜謎語，謎語燈會空前火爆。
電影院里也不一樣了。人們不僅可以看到多年后重新露面的《阿詩瑪》、《桃花扇》、《李雙雙》這樣的國產電影，而且慢慢地，還可以看到來自國外和香港的故事片。
到了1979年，這種情況就更為明顯。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開放和豐富。
1979年的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誼舞竟然出現在了人民大會堂的聯歡會上。在此之前，跳交誼舞額是作為“封資修”被禁止的。
于是從這一刻起，跳舞熱從的紅墻內蔓延出來，民間舞會潛行了一年多，全國各大城市均出現在公園、廣場、飯館、街巷等公共場所男女青年自發聚集跳交際舞的現象，圍觀群眾多時竟達萬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次舞會上，有一對優美地畫著華爾茲的圈的青年男女，他們臉上蕩漾的幸福感覺被攝影師李曉斌適時捕捉進了鏡頭，成為了能夠代表我國歷史符號的一張經典照片。
當時，這個女的還叫蓋小玲，后來改名為蓋克，著名演員。
1979年的除夕夜，同樣也是電視播映春節聯歡晚會的開端。
有好多觀眾一直都認為1983年的春晚是第一屆。但其實在1979年，就有了第一臺春節聯歡晚會。
當時叫做《迎新春文藝晚會》，是由春晚創始人之一的鄧在軍和《西游記》導演楊潔共同執導的。
只是由于當時全國的電視機擁有量才100多萬臺，而《人民日報》那個時候才第一次出現與電視機有關的漫畫，所以影響不大。
后來領導覺得春節晚會適合做下去，1983年，鄧在軍才又再次執導了最知名的那次春晚。
1979年春節，國人還在電視上看到了第一條電視廣告。滬海電視臺春節期間播出了長約90秒的“參杞補酒”廣告片。
香港《大公報》一名記者在當時的報道中這樣評論，“廣告的出現猶如一聲長笛，標志著共和國經濟的巨輪開始啟航。”
總而言之，從方方面面來看，都漸漸具有人情味和生活色彩了！
正是因此，對普通百姓而言，這一年互相拜年時，說的除了“過年好”這樣的傳統話語。也多了好些家長里短的寒暄客套。而且民間語言漸趨輕松，話語時代性有著明顯的體現。
比如上了點年紀的關心，“春節您家本兒上的‘五斤肉’買了沒呢？”
“買了買了。今年真是比去年強多了，燉肉總算是能讓孩子們多吃幾口了。”
年輕人們在這年春節剛剛相互詢問，“你有沒有聽鄧麗君的新歌啊？”轉過年來便又對劉文正拜得無以復加。
“哥們兒，聽過《外婆的澎湖灣》嗎？是個男的唱的，真不錯……”
“冒兒了吧你！人家那叫劉文正。他的《蘭花草》、《遲到》、《童年》、《橄欖樹》也好聽，不比鄧麗君差。我剛串了他一盤磁帶……”
“哎喲，那你可得借我串一盤，今后，女的我就聽鄧麗君，男的我就聽劉文正!”
就是這樣，哪怕從這些小事兒也能看出，人們都在如饑似渴地汲取著生活的喜悅，體味著“撥亂反正”之后的團圓以及親友的互訪所帶來的春節的溫馨。
具體到洪家呢，節前摘帽這件大喜事讓他們從未有過的輕松，不但精神上揚眉吐氣了，經濟方面也寬裕了。那么這個春節必然過得是和睦美滿。
這一年，光看洪家的春聯就能體現出這一點來。
因為春聯有三個作用，一是辟邪，二是家福報平安，三就是來年的祈禱。主人家想什么，其實全都能通過筆下的內容展現，讓看的人心里明鏡兒似的。跟本不用你開口，就可知家中大致境況。
洪祿承這回寫的是“福惠三春景，吉祥兩字金”，而且因為是羊年，橫額自然就是“三陽開泰”了。
而且用的是隸書體，圓峰潤滑，恰似柳葉荷萍，大有心神氣定的感覺。
不用說，和去年洪家人仍然有點戰戰兢兢，把“平安”當成首要期盼已經完全不同。他們的心態已經有了非常積極的變化。萬事順暢，追求進步才是他們今年的愿望。
同時，這次洪衍武也長了記性，沒再露怯，他把大門上的“福”字貼得端端正正的。
想他如此中規中矩，恭恭敬敬地貼上了他親爹的一筆好字，洪家人這一年也滿應該過得更加順暢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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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