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一種尷尬，叫做“自己的話打自己的臉”。
洪衍武就攤上了這樣的處境。
六月底的時候，他才剛糊弄了陳力泉，把楊衛帆成名后在文藝界的處境往好里描述。
可轉眼沒幾天，沒想到就發生了特別糟糕的情況，連他自己都為楊衛帆著上急了。不得不緊急聯系了楊衛帆，大夜里趕到了“海防歌舞團”的宿舍，跟他見面。
怎么回事啊？
敢情問題出在這個時期的意識形態上。
這可是1979年啊。“運動”雖然已經結束了三年，可別忘了，這場“運動”卻已經整整持續了十年。它的影響還根深蒂固。
而“撥亂反正”所糾正的錯誤，也僅限于現實層面帶給人們的實質傷害。目前，還并沒有人著手去改變這場“運動”施加在人們精神層面上的影響。
甚至許多人自己都習慣了這種精神束縛的滋味，別說不再認為有任何不妥。往往還下意識地反對別人去掙脫這種捆綁。
這種情況具體反應在文藝界里，那就是往往會有人對一些很人性化的東西看不慣，因而橫加指責，出言打擊，由此引起一場場的碰撞和軒然大波。
比如說1979年剛剛復刊的《大眾電影》，就因五月刊封底是王子與灰姑娘的接吻劇照被人扣上了大帽子。
有人在寫給《大眾電影》的信中寫道，“萬沒有想到在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經過‘運動’的洗禮，還會出現這樣的事情。你們竟然墮落到和資產階級雜志沒有什么區別的程度？”
其語氣恨不得給《大眾電影》雜志社再來一次全員批斗，非得要他們在全國人民面前低頭謝罪才可。
由于類似這種指責并不在少數。于是當時《大眾電影》雜志社為了應對這場“政治”危機，就特意請示了“影協書記處”，最終決定為了分清是非，要把全文刊登，并同時讓讀者展開討論。
這樣從六月起始，無數讀者就此事展開唇槍舌戰。
一時間，兩種觀點打得難分上下。就連《大眾電影》本身也成了其他同行的新聞焦點。實在堪稱是一種時代奇觀。
說起來這并不是偶然現象。事實上，就連《桐柏英雄》這樣的革命電影也因拍攝與以往的風格迥異，同樣要面對這種類似的問題和刁難。
甚至于對于這部電影來說，最大難為和壓力還不是來自電影播放之后的觀眾反饋和社會風評，而是早在電影拍攝之初來自行業內部本身。
像攝制組把在黃山拍攝的第一批外景樣片寄回“京影廠”時，廠里就發來電報，有領導批評說，“戰爭片不像戰爭片，像山水風光片，像神話故事片，建議全部重拍。”
這件事，幸虧女導演夠機智，讓人回了個電報，說季節已過，重拍事宜以后再議。借此把這件事糊弄過去了。
可廠里的干擾聲聽不到了，還有原作者來難為。影片中有一場表現翠姑感謝養父養育之恩的戲，翠姑給養父下跪。原作者對此大有意見，說一個黨員給另一個黨員下跪成何體統？始終不肯放過。
最后逼得女導演再次發揮了聰慧，在剪輯時，先表現翠姑下跪的趨勢，然后切入別的鏡頭。等審查完后，再重新銜接上來。
可哪怕是解決了重重的困難，最后還有一大關在“京影廠”黨委、“藝術委員會”、“技術委員會”三堂會審上呢。
在審查《桐柏英雄》全部對白雙片的這一天。當日放映才剛結束，“京影廠”放映室的燈光還沒亮起來，炸了鍋一樣的批評聲音就傳來了。
“什么亂七八糟的，看得頭都疼了。”
“這是什么玩意兒啊？會不會拍片子？”
持這種意見的關鍵原因，在于這部電影在彩色片中不斷插入黑白片的倒敘、回憶、幻覺等，刪去了原文學本中的大量臺詞。這種新浪潮的電影語言，讓有些老同志很是接受不了。而他們的意見就是要把這部電影給徹底“槍斃”。
見此情景，整個攝制組簡直失望透頂。他們都以外這部電影無緣再與觀眾見面了。
由此可見，當時社會上的“棍子”仍舊為數眾多，反對人性化的頑固派擁有著很龐大的勢力。
于是乎，楊衛帆的麻煩也就同樣必不可免地到來了。
7月1日是“建黨節”，當日“海政歌舞團”必然有重要的演出任務。大約是醞釀了許久，一些挑剔和反對的意見，借著有特殊紀念意義的這一天開始冒頭了。
就在“海政歌舞團”在對部隊黨政機關慰問演出結束后，當時就有兩個軍隊里較高級別的政工干部表示要對《軍港之夜》這首歌提提意見。
他們認為這首歌曲好聽是好聽，但曲調是和歌詞不是太軟綿了？他們建議這首歌曲最好能做一些修改和調整。一是增加點振奮向上的革命氣勢。二就是讓演唱者表現出鏗鏘有力的革命意志來。
對待這樣不合理的外行建議，當時“海防歌舞團”全員誰也沒當回事。
但就和歷史中原有軌跡中，詞曲作者曾遭到的非議一樣，這件事就像突然敲響了批判大會的鐘聲，引得各種批判意見接踵而至。
軍隊刊物是政工部門的喉舌，自然多以不點名批評、督促改正為主，大多從政治覺悟為出發點，認為兩名政工干部的意見有道理。
而社會刊物是單純以一個新聞熱點出發，想讓讀者來信發表意見。民間反饋來的結果偶以支持歌曲原創和蘇曉明演唱為主。
許多人是認為群眾歡迎、戰士歡迎，就是成功，說明方向對頭。僅有一小部分人認為《軍港之夜》有唱流行歌曲、模仿港臺的嫌疑，應當想辦法再改進一下。
就這樣，兩種意見各自為營，又展開了大討論。
而社會刊物的立場則是和稀泥，對哪一方也不偏袒不幫助，坐看論戰。像“國通社”記者寫的內參就說，“蘇曉明不可不唱，不可多唱，要適可而止。”
還有的報紙更聰明，又一個漂亮的“傳球”，把問題扔了回去。
他們的觀點是不反對流行歌曲這種形式，但也說，軍旅歌曲首先要提倡部隊風格。最好由軍隊領導和專家把一把關，應該分清什么是允許的，什么是提倡的。
好，正是這一意見引發了一位軍隊音樂權威在公開發文，他宣稱軍隊的歌曲確實應以反映部隊生活為主，而且表演形式一定要端莊、肅穆。蘇曉明的歌兒很明顯在模仿港臺風格，這種“靡靡之音”的表演方式調不高，離經叛道，不符合社會主義藝術規律。部隊領導有審查不嚴的責任。
結果一石激起千層浪，在權威的指引之下，許多不滿的聲音一下找到了突破口。柿子專挑軟的捏，紛紛對準了蘇曉明這個柔弱的姑娘開火。大有再放任不管，我們的文工團女演員將會向資本主義歌女靠攏的擔憂。
甚至還有人說，“對觀眾的掌聲要分析，是真正的欣賞藝術，還是迎合了不健康的情緒大家是為了聽歌受教育，還是為了看漂亮姑娘撒嬌，要是跳裸體舞看的人更多，難道也是好的嗎”
緊跟著，海軍某基地俱樂部一個戰士因無意中在有線廣播中播放了蘇曉明的《軍港之夜》而受到處分，居然被支持反對意見的領導給關了禁閉。
這就更讓“海防歌舞團”感到千夫所指，壓力增大，內部便也對蘇曉明的演唱有了分歧。
而正是在這個時候，洪衍武看到了相關消息，一下想到了當年李谷一那首《鄉戀》就曾被指為“黃色歌女”，并因此預感到這種形勢繼續演變下去還會產生更糟的結果。
才會迫不及待提醒楊衛帆，并來商量如何解決危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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