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向來有傻呵呵追時髦隨風走的毛病，如果尋求歷史，絕對夠倒到清朝的。
京城人也不例外，想的是天子腳下，首善之區，什么都得趕在最前頭，只要時興就不能錯過去。
就這樣，大家就一起追了一撥又一撥的流行風，追了這個又追那個，生怕自己一不留神就成了“土老帽兒”。
穿衣、吃飯、居住、出行、甚至健康娛樂，方方面面沒有不追的。
當然，這里邊多數人都是不過腦子的瞎跟著，幾乎全是盲目地學，費勁趕時髦兒的主兒。
甚至還有人不惜做一些“老黃瓜刷綠漆”的事兒，弄出來樂兒可是忒多了。
比方說吧，一個老爺們兒沒事再馬路邊溜達，忽然間前面排了一長串兒人，于是這位什么都不問，排著。
挨到頭才發現，原來是排隊上廁所的，他還排了女的那個隊，怪不得一堆人回頭看他呢。
而究其原因，其實這種現象不外乎是長期封建社會形成的盲從心理在作怪。
俗話說得好，“過河隨大流，淹死也不屈。”
我們的老百姓心理沒準主意的時候，就習慣逮誰跟誰走
何況經歷過“大躍進”和“特殊的十年”，大家做事的方式也變得更加極端化了。
習慣了非白既黑，非此即彼。
干什么都講究一步到位，不能有絲毫猶豫，必須立場鮮明，根本不存在過渡。
而且價值觀里“少數服從多數”，和“法不責眾”的意識占據絕對上風。
那么只要有人群在，就一準兒能形成氛圍，而一有氛圍，就能掀起鋪天蓋地的聲勢。
所以廣告對我們的老百姓就特別管用，我們老百姓也就特容易被忽悠。
真要想改變這種常年固守而形成的心理缺陷，實在是任重道遠。
不過什么事兒也得兩說著，這種現象倒也能折射出我們的老百姓，無論在生活和精神多么苦難的環境里，始終擁有追求新鮮事物和美好生活的熱情。
或許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熱情，不斷地創造流行并使之商業化，人類才可能使其思維更加活躍。
或許正是因為我們的老百姓永遠有這樣的信心，并堅持參與各種各樣的變革，且積極地與時俱進，才是我們國家富強的真正內動力。
說到這一點，能看得見的最有力證明，就是隨著改革開放，1982年的流行頻率和流行種類增多了。
而且和過去還有了很大的區別，就是這一年，幾乎每種流行都跟商業消費緊密聯系在一起了。
反倒是像過去打雞血、喝紅茶菌、刷墻圍子、酒杯做臺燈、膠片做燈罩、玻璃絲編制、糖紙串門簾，這樣無需什么花費，重在參與的流行，很少見到了。
簡短結說一句話，那就是眼下的時髦啊，都開始變得和錢有關了。
比如說服裝吧，進入了五月份，京城也開始像滬海一樣，逐漸流行起百褶裙和無袖的連衣裙來。
今年的裙子特點是上衣因表現形體美而變得緊身了。
而且都是服裝廠的成衣，沒人再自己做了。
從服裝的材料上看呢，人們也一年比一年更加挑剔。
兩年前流行的“的確良”面料現在徹底歇菜，已經完全沒人穿了。
不過作為服裝夜市來講，這次商機并沒有及時抓住，這些裙子都是大商場在熱銷。
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洪衍武作為掌舵人沒及時反應過來。
二是因為花城根本是港式服裝的天下，這樣的裙子就沒有流行起來。
好在他們這伙兒人也不虧，因為洪衍武初次去“花城”就曾有吩咐，讓“大寶”和“力本兒”等天氣一熱，千萬別忘了從“十三行”大量購進折疊花傘。
這倆小子都記著這事兒呢，一點不敢怠慢，老早就開始談貨源。
于是一過“五一”，數以萬計的，好幾個集裝箱的貨先后運到了京城。
此舉竟然無心插柳，成功地在京城掀起了一場“花傘熱”。
雨傘也能流行成風？
說起這事兒，恐怕許多人都不信。
可要知道這是什么年頭！
這個時候的北方，國人還大多用著黑色布面的大雨傘。
頂多也就還有個綠或藍，全都統一長長的傘桿兒。
當拐棍兒是合適了，可要不是天氣預報說有雨，誰出門也不愛帶它。
反過來，折疊花傘就不一樣了，那是從香港、臺灣傳進來的新東西，只有沿海地區花城、福州和滬海有幾家工廠可以生產。
別看這種傘此時的樣式還只是兩折，但傘把一抽就短了一半，已經夠裝進包里的尺寸了。
而且最關鍵的，是那些難看的傘布，變成了絢爛多彩的花傘面。
得，這一下好了。
不管下雨不下雨，只要出門，姑娘們就樂意從包里拿出傘舉著，美其名曰“擋太陽”。
于是不但街上有了撐著花傘的大姑娘們，搖來擺去的一景兒。
這傘也就從此有了個別名，叫“遮陽傘”。
另外除了東西好，傘的價錢也不貴啊。
洪衍武他們可是大批量吃進的貨，運輸又走鐵路物流集裝箱，成本就特別合適。
像花城本地生產的外匯套購傘原本是八塊的批發價，“十三行”給他們降到了七塊五。
此外，還偷著批給了他們一萬六千把六塊九的香港傘。
貨到京城后，洪衍武又是統一按九塊錢一把批下去的。
這一拿到市面上，個體戶們再按十一塊錢的官方出廠價為基礎來零售，當然就會顯得很便宜。
那么既然東西時髦、新穎，又趕上了時令，價錢還不貴，那老百姓就不可能不買賬，這股風很順利就“刮”起來了。
開始的時候，純靠零售，平均每天服裝夜市能銷掉差不多小兩千把。
秀水那頭，即使高價坑老外，也能出個一二百把。
后來又有精明的小販從服裝夜市這兒，十把、二十把的批發。
結果到了六月中旬，每天的出貨量竟高達三四千把，就這樣一直賣到了七月下旬，總共銷出去二十二萬把之多，京城這邊都把“十三行”買斷貨了。
最后走的一批，有不少傘還是“十三行”從當地“罰沒走私商店”里搞來湊上的。
當然了，折疊花傘一短貨，行市也就上去了。
到最后，花城這邊批發價比一開始高出近一塊，油水已經不大了。
而這時候京城的商場里也能見到大量滬海生產的折疊傘了，那么已經狠狠撈了一大票的洪衍武正好順勢收了手。
才三個月啊，這小子就從傘上撈了三十六萬，實在是甜的不能再甜的好買賣了。
但這還不是他唯一的收獲。
因為到了這個時候，服裝夜市所有的攤位他都已經出租出去了，就連刺兒梅也把一個攤位租給了別人，一邊拿著租金，一邊做買賣。
因此這種情況下，洪衍武很干脆地又玩了一出黑的。
他借著傘熱賣讓上上下下都掙了錢，就勢把租金提高了一倍。
具體要求從八月起，攤位費漲到1200元每月。
而市場兩頭的十二個攤位還得單算，漲到了1500元每月。
這也就是說，從此之后他每月就能白白收入70800元的租金。
如果刨去稅金管理費和兄弟們的分潤，他個人光在這塊，就能吃著三萬五千塊。
不用問，這事兒一出，讓所有的個體戶們是嘩然一片啊。
當然，這種反應也是呈兩極的，洪衍武自己人肯定是樂得冒了鼻涕泡了。
想想吧，今后每月供奉又翻一倍，白躺在家里都能掙五百塊。
最關鍵的是，以后的租金，肯定還會隨行就市不斷上漲。
這不比自己干買賣劃算多了？
簡直應該在家給洪爺立生祠，每日上香跪拜了！
而反過來花錢租攤位的，就完全不一樣了。
他們就像葉圣陶《多收三五斗》中描寫的農民一樣，感受到了一種突然而至的打擊，和事與愿違的失落。
幾乎個個心里罵娘，抱怨和牢騷那就多了去了。
但盡管如此，也沒一個想退租的。
畢竟誰都看見這里的油水了，租金再貴能掙出來啊。
要真不干了反倒是連一杯羹也分不到了。
哎，誰讓鋪子是人家的呢？
于是，這幫人還得照樣老老實實交租子，別無選擇地成了洪三爺的“佃戶”了。
就這樣，自1957年至1982年為止，京城已經徹底消失的剝削階級，竟又被洪衍武以一己之力，批量造就了出來。
五十幾個人，就像特需加盟商一樣，成了第一批與他分享租金的小業主。
而更為不公平的是，這一年幾乎同一時期，在個體經濟的源發地溫州，還發生了著名的“八大王”事件。
八個行業領頭人因為買賣干的太好而被列為嚴重打擊對象。
一時間，此事鬧得沸沸揚揚，對私有經濟的容忍程度和打擊力度，也成為了國家層面與民間的爭論焦點。
其實與之相比，洪衍武的“原罪”顯然更重。
而所謂的溫州“八大王”，就是綁一塊，資產恐怕也沒他一個人多。
可誰讓他是重生人士呢？腦子又精明得很。
一沒雇工，二沒直接經營，三沒把錢存銀行，隱藏得深著呢。
這不，誰也沒注意，在“改革”這個僅僅才注入了兩寸水量的大池塘里，竟然在犄角旮旯，臥著他這么一個貪吃的玩意呢。
而且一天天的在偷吃、在養肥、在壯大。
那對于后面再進這個池子的小生物們，未來的處境，顯然就不很美妙了。
說實話，從生態上考慮，真的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