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楊衛帆和成琳遭遇的困局相似。m.x23us
幾乎與他們同一時間，陳氏父子也因為國情的原因，在事業上飽受磨難。
他們父子倆的心血之作《天生我材必有用》系列的第一部《父與子》，落入了一個難解的窘境里。
幾乎差一點就灰飛煙滅，被徹底毀了。
說起這個系列的喜劇電影，在我國電影史上所占據的重要位置是毋庸置疑的。
他表達了一個叫“二子”的京城底層小人物，在改革開放時期經歷社會巨變時，種種的無所適從。
在電影里，這個似乎就活在人們身邊的角色，一直在靠著本能的善良和質樸的天性，尋找著自己不確定的命運。
正因為這個人物的言行都是從老百姓認可的價值角度所出發的。
而且以生活化的視角，真實的記錄下了當時社會飛速變化的時代狀態。
這一系列電影的影響和價值，完全可以與日本那號稱最長系列的《寅次郎的故事》相媲美。
不過實際上呢，作為這一系列電影的主創者。
陳氏父子在創作之初，可沒有這么明確的目標，如此高瞻遠矚的抱負。
其實他們想拍攝這一系列喜劇電影的真正原因，不過是因為人民群眾需要喜劇罷了。
陳老爺子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
“我們的老百姓太苦了，要給老百姓帶來歡樂”。
這種真誠、質樸的想法，才是他們爺倆最根本的創作動機。
此外，或許還有個不能訴之于口的原因。
那就是在陳老爺子的心里，喜劇將是比較安全的領域。
沒別的，“運動”中的親身經歷，讓陳老爺子真的怕了那句“好人怎么可能把反派演得那么好？”了。
他既不愿重蹈覆轍，更不愿自己兒子以身涉險。
于是從此拒不再碰反派，一門心思認準了喜劇道路，也是人之常情啊。
只不過愿望雖然是好的，但許多客觀問題需要面對，“東方卓別林”這條路實在不好走。
比如說，當時共和國的電影仍是完全的計劃經濟體制。
想要拍攝一部電影，必須由電影廠接受國家任務，或提出計劃。
經由國家批準，才能組織編劇、導演、攝制組，進行生產。
影片完成后，還要接受電影局審查。
最后再由政府管轄的發行放映公司收購，才能在全國的影院里發行放映。
另外意識形態上，喜劇片也不受待見。
在當時，陳氏父子以娛樂性為主的喜劇創作嘗試，不僅顯得太過超前，很有些“離經叛道”的味道。
況且以片種而論，哪怕是具有教育意義的“喜劇片”，地位也遠低于“藝術片”。
說白了，如同公務員一樣存在的電影從業人員，從上到下，只關心藝術成就和能否拿獎。
根本沒人在乎人民群眾是否喜聞樂見，沒人在乎喜劇片低成本，高票房的經濟利益。
甚至當時的一些導演拍的藝術片是刻意去遠離群眾生活的，他們反倒以票房高為恥。
所以在我國的電影業內，喜劇電影的存活空間一直都很尷尬。
事實上，要不是陳老爺子是京影廠的黨委成員，有一定的小權力。
不惜倚老賣老，舍了面子，親自抓了《瞧這一家子》和《夕照街》的劇本。
這兩部影片壓根就不會出現在京影廠的拍攝計劃內。
自然也就不會有“二子”這個經典的人物形象展現在觀眾們面前了。
其實，就連《吃面條》這部小品也是一樣的。
定節目的時候，就因為這個節目太逗笑了。
反倒因為顧忌不太嚴肅，缺乏思想性，沒人敢拍板讓它上春晚。
要不是社會經驗豐富的“紅葉”，一直厚著臉皮拉著陳培斯在沒被承認的情況下，堅持蹭車、蹭房參加“春晚”排練。
再加上黃導格外看重，最后關頭，他像當初支持谷依一樣的力挺這個節目。
如此經典的曲藝節目，恐怕也會無緣與全國的老百姓相見了。
由此可知，在這個特定的年代，陳氏父子要想把他們的喜劇真的搞成系列電影，到底需要克服多少艱巨的困難。
別的不說，拍攝之初，這“求名分”的一關就先把父子倆給難住了。
因為哪怕有《夕照街》的良好反響和熱度，可沒用。
老爺子為了前面拍的兩部片子已經欠下兩筆人情債了。
短期內還想繼續拍攝喜劇片，是不可能再獲得京影廠支持的。
而陳培斯又是隸屬“八一廠”的演員。
軍隊制片廠對拍攝內容的要求更加嚴肅，壓根就沒有喜劇片的名額。
這樣一來，他們就不得不低聲下氣四處求人，千方百計的找門路，給自己的電影弄“準生證”。可惜上趕著不是買賣啊，求人哪兒是那么好求的？
這個過程注定會受到歧視，甚至是飽含屈辱的。
像去年，陳培斯和“紅葉”還沒走紅的時候，曾特地坐火車帶著他們自己做的劇本遠赴“西影廠”。
卻沒想到，那個因支持藝術片為“第五代導演”們集體感念的西影廠廠長，甚至都懶得出來見他們。
只派一個副廠長很隨便的翻了翻劇本，就明確的做了回絕。
“這類電影我們不做。”
再往后，陳培斯和“紅葉”無一例外都撞上了這樣敷衍的軟釘子。
于是回去之后他們疲憊不堪的一商量，只能迫于無奈地采取“先上車后補票”的辦法。
那就是去外面想辦法拉來投資，靠自己的力量先拍攝電影再說。
他們把美好希望寄予在了未來的運氣上。
認為或許拍完了電影，“名額”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準人家也是怕給了“名額”，他們再提出資金和演員的要求，這才借口推脫的。
也正是因此，隨后才有了“紅葉”和陳培斯借著洪衍武婚禮賣人情，然后請客吃飯找他拉贊助的事兒。
可誰能想到啊，等好不容易拉來了投資吧，劇組也憑著四處求人攢起來了。
他們甚至在年初的時候，還憑借《吃面條》擁有了名氣，讓他們的電影前景變得更有保障了。
但偏偏到了現在，電影開拍過半，卻飛來橫禍，他們居然被人舉報到了電影局那里。
上面馬上勒令停止，不許他們再拍了。
這一下陳氏父子可是著了大急了。
他們四處尋求門路啊，想要疏通關系，取消這個限令。
可負責處理這件事的主兒，卻耍上了官僚主義那一套。
咬死了政策，口口聲聲說任何電影必須掛靠電影廠才能拍，否則就是拍出來也不予發行。
還說看在陳老爺子是個老同志的面子上，才沒有嚴肅追究攝制組所有人員的責任。
這已經算是寬大處理了呢。
眼瞅著就要“師出未捷身先死”。可泥人兒也有三分土性啊。
說句實在話，身為父母的，就沒人不心疼自己的孩子。
往往牽扯到自己的事兒或許能忍，可看見孩子的心血就要付之東流，當爹媽的是忍不了的。
所以陳老爺子得到這個不講情面的反饋，也是真動了肝火了。
老頭兒索性豁出去了，直接跑到電影局拍了桌子。
沒想到這看似不顧身份的莽撞之舉，卻奏了奇效。
敢情老爺子別看是靠反派成名的，但現實生活里人緣好啊。
這事兒一鬧大吧，讓不少影壇的老同志都看不過去了，有過問的，有求情的。
讓電影局礙于情面，反倒不能不放這部電影一馬了。
這樣最終，電影局就決定讓“中影公司”收了這“沒娘的孩子”。
也就造就了我國有史以來唯一沒有廠標的電影。
可即使如此，陳培斯也高興不起來啊。
因為首先，這么折騰了一個溜夠，停演了個把月，人都散了。
道具、設備還得重找，經濟損失實在不小啊。
真要想再組織起班子把電影拍完，資金又不夠了。
其次，是電影局這次收購《父與子》純屬無奈，同時還下了“下不為例”的警告。
這樣陳培斯已經創作出來的第二部續集的劇本，肯定就沒法再用這樣的辦法拍攝了。
所以他還得再去求人，給他的第二部電影要“準生證”。
而參與一同創作的編劇，專為此事找到了“長影廠”那邊。
“長影廠”倒是覺得劇本有潛力，表示同意接拍。
但卻又否定了父子搭檔的這種喜劇模式。
他們要求電影必須展示高大全的人物形象。
說不能以喜劇人物為主角，一定要是一個正面的人物。
因此決定要把劇本改成政宣劇，連電影也要改名叫《嘿，哥們》。
這樣，陳培斯便面臨著一個怎么都窩心的艱難選擇。
到底是要讓自己的心血徹底白費？還是把“孩子”送給別人，由著人家去任意打扮？
最后，就連“八一廠”都開始給陳培斯施加壓力。
說今后不許他在外面折騰了，要求他好好專注本職工作。
而陳培斯的處理方式正如他所扮演的“二子”似的，特別直截了當。
居然主動扔了鐵飯碗，連授銜和分房的名額都不要了，毅然決然從“八一廠”轉業。
為了堅持喜劇的理想，就連當初錄取他的“田阿姨”勸他回心轉意，他都沒動搖。
只是父親雖然理解他，可家里的媳婦卻不干呢。
老婆哭了好幾天了，說他是“名滿天下，卻身無片瓦”，很為今后的日子發愁。
這下陳培斯倒是有點含糊了。
因為雖說他眼下能靠著“走穴”撈錢，可畢竟不穩定。
而且一直負責組織演出的“大貓”（劉曉芩）都出事了，似乎就要因為“走穴”被嚴懲了。
那這事兒今后還能不能干，能干多久也就說不準了。
他也怕有個萬一，老婆孩子跟著自己受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