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四十三章古怪的正確
王雱聽得只是微笑，輕輕點頭。
呂惠卿接著說道：“聽聞官家都將內庫交由皇后整頓了，為什么沒有交給宮內兩位王爺？名不正，言不順啊。”
“所以為了家中和睦，公子應該當仁不讓，把這個家理起來，將每月用度安排妥當！一來讓參政也看到你的能力，二來嘛，如今參政俸祿不菲，何必隨意花掉？置辦些田畝，休沐之日，也得林泉之趣嘛。”
王雱會意，笑道：“就如國政一般，先從財政把法度建立起來。”
呂惠卿笑道：“齊家而后治國嘛，從我者留之，非我者去之，不然還怎么做事？道理都是相通的。”
兩人心照不宣，對視一眼，都是一笑，然后繼續查閱書信了。
三月，王安石上任以來第一次大人事調動，引發了又一場朝爭。
河北都按察使，知開封府，翰林學士滕甫罷，知鄆州；
翰林學士鄭獬罷，知杭州；
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罷，知應天府；
知諫院錢公輔罷，知江寧府。
事情從滕甫開頭，之前滕甫主動請求巡查河北，比司馬光和蘇油早一個月回京，重新履任開封府的職位。
王安石以河北振興，需要重臣坐鎮，鄆州的煤鐵，濱州寧海，滄州鹽山兩處鹽場又是新務，滕甫救災時就在鄆城，了解當地情況為由，認為為了國家考慮，在司馬光和蘇油都被皇帝拒絕外任的情況下，滕甫就是最佳人選。
同時王拱辰因為之前的履歷存在瑕疵，一直在朝堂的風評中就不是正人，故而應一起外放。
滕甫在朝堂上聲名很好，和王拱辰一起外放，這就有點惡心人了。
而且從知開封府改知鄆州，還是剛剛在河北立功的情況下，明顯有失公平。
于是朝中私下傳言，認為是當年知貢舉時，王安石和滕甫起過沖突，王安石“深惡之”。
加上趙頊對滕甫也很看重，朝中私下傳言，王安石害怕滕甫對趙頊產生過多于自己不利的影響，才想方設法將之外放。
另外，還因為一件事情。
曾經有一次，趙頊問滕甫：“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
滕甫回答：“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圣亦殆。小人如野草藤蔓，必附喬木才能成事。”
而王拱辰自北京還朝，對趙頊上表，稱臣欲納忠，而未知陛下意所向，又言牛李黨事方作，不可不戒。
趙頊征求王安石的意見，王安石說道：“拱辰在仁宗時交結溫成皇后家，人皆已知其不正，不當復任用。然此未足為奸邪，他說的未知陛下意所向，就是要逢迎上意，唯命是從，這才是真正的奸邪之言！”
因此朝中還傳言，王拱辰和滕甫一邪一正，同日被貶，是因為他們都提到相同的一件事——藤蔓附喬木，黨事方作。
關于鄭獬被貶的傳言則是他在權發遣開封府的時候處理的那件鵪鶉案，不肯按照王安石的法子來，而后王安石卻因引用法律不當而去職，因此交惡。
加上他和滕甫是好朋友，曾公亮本來準備讓鄭獬知西京洛陽，王安石在趙頊面前聲言鄭獬奸滑，一定要出知杭州。
而錢公輔，則是王安石的好朋友，他純粹是認為出滕甫知鄆州大為不當，幾次在趙頊面前言滕甫不該離京，因此受到的連累。
既然好朋友擋道，那就請他挪挪位置好了。
坊間傳言，此事還有伏筆，那就是薛向。
薛向在蘇油到渭州前，是陜西轉運副使，王安石當時領著群牧司，薛向請以鹽易馬，因此深得王安石賞識。
治平末年，蘇油離任后，薛向因為種諤開邊被連坐罷官。
淮南轉運使張靖負責考察陜西鹽馬得失，回來后指出薛向對朝廷有所欺隱，存在虛增瞞報的情況。
錢公輔、范純仁皆言薛向罪當貶官；而王安石力排群議，拿張靖抵法，反過來將薛向提拔成了江淮路發運使。
作為回報，薛向立即上奏，請于永興軍置賣鹽場，以邊費錢十萬緡儲永興為鹽鈔本，官自鬻而罷通商。
爭議更大的，是關于滕甫的繼任者。
本來趙頊是想讓定州知州孫長卿擔任權知開封府職務，宰相富弼、曾公亮都未置可否，相當于默認。
但王安石卻說認為孫長卿是奸險小人，不能擔此重任，推薦河北救災中立下大功，被司馬光和蘇油極力稱贊的李肅之來擔任此職。
蘇油在鄭州忙得腳打后腦勺，聽聞這一通亂，不由得有些哭笑不得。
特么沒一個干凈！
按事實結果來講，王安石這番任命其實沒什么問題。
而且對蘇油并非沒有好處。
振興河北，是以他的方略為基礎，所以蘇油當然希望鄆州這個核心，由一位清廉能干的大臣來主事。
滕甫真的是個好人選。
王拱辰是人人喊打的奸邪，不能留在趙頊身邊，也是對的。
薛向這老小子，在陜西時堪稱親密戰友，他的經濟才能自然不用多說，擔任江淮轉運使，能力綽綽有余。
李肅之與自己也有交情，自己和司馬光也曾向皇帝推薦過他。
花花轎子人抬人，他知開封府，對自己在鄭州的攻略也很有好處。
鄭獬和錢公輔，與自己沒什么關系。
可問題是，這些正確的事情湊到一處，怎么就特么這么別扭呢？
尤其是薛向，將解鹽收歸國有專營，他的江淮發運使倒是舒坦了，有錢買糧了嘛！可對陜西經濟，絕對會造成巨大的打擊。
蜀中制鹽法在解鹽中得到應用，當初四通商號是出了力的，有兩成股份在里面，銷售也是以商號為主，一直搞得風風火火。
如今薛向這么搞，是背叛了自己和四通商號，是篤定自己不敢拿陜西財政開玩笑，所以準備硬生生吞了這兩成股份，作為給王安石的投名狀！
沒說的了，這就是在為接下來的“均輸法”做準備。
后人往往將這個法同國家調控聯系到一起大加頌揚，認為這是抑制大商人，權貴們的有效措施。
但是認真研究就會發現，其實不是這么回事兒。
理解“均輸法”，最要緊是八個大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
所謂抑制大商人壟斷，以國家資本進行低買高賣，以國家名義侵奪商人利益，不但在當時就招致誤讀，甚至千年之后，也有無數專家學者誤讀。
漢代均輸法，是漢武帝對外戰爭進行得如火如荼，導致國家經濟即將崩潰，不得已采取的國內掠奪措施。
將各地賦稅貢物，折為當地最多最便宜的物品，運到價高地區銷售，其核心是官營商業，目的是抑制個人商業行為，充實國家財政，核心是賣和利。
的確在短期內給漢武帝救了急，但是其后產生的災難性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值得慶幸的是，漢武帝兩次豪賭均輸，算是賭贏了。
即使這樣，漢武帝在巡幸泰山后也下詔：“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而王安石的《均輸法》，核心與之大不相同。
宋代汴京，糧食仰賴東南六路運輸，漕糧上供量，到如今已高達一年五百五十萬石。
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數目，這些糧食當中分為兩種，一種是正常的租賦，還有一種，則是補租賦之不足的入糶。
司馬光就曾經上奏，六路糧食產地，老百姓糧足而錢乏，所以國家應當從這些地方購買糧食，以防止糧賤傷農。
大宋立國百年，從最開始全部租賦，到租賦漸漸減少，入糶漸漸增加，到蘇油所處這時代，入糶已經占到一小半。
王安石之法在宋代已經有人用過，仁宗朝時，許元擔任發運使，諸路歲欠米貴的時候，則令輸錢，以當稅額。然后于米賤諸路購買糧食，補足當年朝廷租賦額度。
這就是王安石《均輸法》的核心之一——徙貴就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