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百六十章改制
但是百年以來，制度繁復，機構重疊，很多不適合的舊政沒有取消，而新制度又不斷地出現，新法推行之后，此等現象更加突出。
祖宗解除了藩鎮的勢力，卻允許開國功臣的子孫以“恩蔭”世代做官，導致國家機構，既無定員、也無專職。
許多徒有其名而無所事事的冗閑機構和官員，充斥在政體當中，如同黃金當中雜進了土石，讓官制失去了應有的價值。
其二則是蒞其官而不任其職，官職在名實之間悖離、混亂。
大宋官制，源于割據時期，帶有濃烈的小朝廷色彩。
那時候的知州多帶軍職，授進的時候或文或武，其實還是屬于藩鎮的格局。
官、職、差遣，俱用官名，再加上勛號，榮賞，內殿橫行封官，使官制更加混亂。
而之后國家一直沿用，沒有騰出手來梳理。等到空有其名的三省制度加入之后，官制不但沒有厘清，反而更加混亂。
王相公主政期間，主張只要各個機構能恢復職能和作用，就算達到了改革的目的。
如司農寺、都水監等，已對革新發揮了重要作用，收到“董正官制之實”。
但是其實，還是“名不正，言不順”。
以自己為例，在南海時的官職，全稱應該是——崇仁保順佐運宣德功臣，上柱國，蒼梧郡開國公，保和殿大學士，特進，太子少保，知交州軍州事，權南海四路轉運使。
這么大一堆的稱呼里邊，其實只有最后兩個才是正經的官職。
而且在大宋，這樣的情況是普遍現象。
比如蘇元貞的本官是殿中侍御史，差遣是鄭州知州，結果他拿著自己定工資級別的本官，把人家真正負責彈劾工作的御史蔡確彈劾了一次，這就是職務不明造成的混亂。
因為殿中侍御史這個官職除了可以做本官，還能做差遣，朝中另有真正干這個差遣的人存在。
比如當年趙公大展雄風，彈劾陳執中去職，就是在這個差遣上。
而趙抃當時的本官，卻又是翰林學士。
這就大宋冗官現象的存在現實，大量職務虛實間雜，給了很多人偷懶的空間，造成官員在其位不謀其政，互相推諉、扯皮的情況非常普遍。
而且官職不但名不副實，且官職之間的進階，還達到驚人的三十七階之多。
所有這些，導致一個下級部門，同時有幾個上級管理部門存在，下頭常常都不知道，到底誰才是真正的管理者。
甚至真正能有效管理的，一個都沒有，有些下屬工作多年，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上級是誰！
因此減少冗官冗政的弊端，提高朝廷的辦事效率，這一場官制改革，必須進行。
怎么進行呢？其實也不難，將政令歸還給相應的部門，恢復唐代三省制度，基本便可以將官制理順。
大宋如今已經存在門下省，中書省和尚書省，但是都是寄托虛銜，安養元戎的地方，稱謂“寄祿官”。
而真正的中樞政務，卻另設了一個名目，稱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代替三省行使職權。
這依舊是小朝廷混亂的格局，已經不符合大宋如今的勃勃氣象。
因此臣請改革官制，校勘《唐六典》，將之與如今大宋機構的職能進行參照劃分，還政三省，恢復大朝廷的制度規模。
以尚書左、右仆射為宰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行侍中之職；右仆射兼中書侍郎，行中書令之職；借以發揮中書揆議、門下審復、尚書承行的職能，實際上權歸于上；
同時，參知政事改稱中書侍郎、門下侍郎和尚書左、右丞；
凡省、臺、寺、監領空名者，一切罷去，使各機構有定編、定員和固定的職責；
許多機構或省或并，如三司，可以解構，歸戶部和工部；
審官院，可并于吏部；
審刑院，可劃歸刑部。
過去的“官”，僅用以定祿秩、序位著，與差遣發生很大的混淆。
此次改革，“還政于官”的同時，還可以“以階易官”，將散官正名為本官，而原來的本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三十七級，整理合并成工資等級名稱，作為“寄祿”之用。
兩者互換之后，至少在名義上，大宋朝廷便恢復了漢唐之制。
這些大概就是歷史上趙頊元豐改制的全部內容，換湯不換藥，導致行政效率沒有提高，比過去還顯得拖沓。
所得的好處，僅僅是節省了兩萬緡的行政開支而已，但卻是以行政效率更加底下為代價，因為其本質沒有得到改變。
為了避免這些問題，蘇油在奏表中寫明，其一，唐朝至今已然數百年，即便是最強盛的開元時期，人口，經濟規模，生活方式，社會結構，今日與之相比，都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
改制的根本目的并不是為恢復舊制而恢復舊制，而是要更好地為新朝服務。
因此在校勘《唐六典》的同時，還需要將大宋如今的官制進行同步梳理，厘清兩者間的關系，能平移的最好辦，直接平移，其余的必須或增或減，保證滿足一個前提的需要，那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要有人做。
第二就是事有大小經權，不能搞一刀切，比如中書的部門職能需要制衡監督，但是到了基層還這么搞，除了降低效率提高行政成本以外，一點好處都沒有。
另外就是手續流程，比如五十萬貫的河工經費，重大殺人案件，造反謀逆的罪行，與一兩貫的差旅費報銷，偷雞摸狗的社會治安事件，其手續流程當然是不一樣的，這就還需要具體職務具體分析。
不能小瞧這一點，歷史上元豐改制的巨大失敗，就是小事流轉審批花費了大量的時間，造成政務停滯，最終名存實亡，到徽宗朝又基本換湯不換藥的改了回去。
制度問題梳理清晰之后，還有人員問題。
人員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人員的退出機制，一是吏員和底層公務員薪酬機制。
歷史上官員一旦退出政府，收入就徹底沒有了，宋代做了一些改革，但是成效不明顯，對于退休的大臣，多加以宮觀之職，作為養老之用，導致冗官更盛。
公務員沒有了職業保障，就不能指望他有職業素養。如今財政好轉，每年南海收入多了數千萬貫，納入國家賦稅收入的，也有千萬貫之多，加上京師冗軍問題的解決，又節省出數百萬貫，這部分財政盈余每年高達兩千萬貫，已經可以使用其中的一部分，來著手解決公務員的養老以及吏員的收入發放問題。
就跟做生意一個道理，要得回報，首先就得先有付出。
官吏的養老金，得在官吏退休之后開始發放，如果官吏因貪腐，犯罪等原因被提前剔除出了官僚體系，那他一文錢都得不到。
同樣的，中下層小吏的薪水提升，也要克扣一部分下來，視一年績效在年終發放。
這樣就能保證他們能夠積極做事，還能讓一大部分出身寒微的人，有興趣投身到基層政府的運轉當中來，而地方官員，將不再是只有當地豪強可以依靠。
這會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有了這個，封建社會才有可能實現政權下鄉，被鄉老，族長，豪紳們一直以來把持的社會基層政權，會被這項制度撕開一條縫，而普通民眾，也能得到更大的喘息機會。
這部分人的薪水捏在政府的手里，知縣知州的手里，這樣即便是流官，哪怕新到一地，也將天然獲得與鄉老豪紳們對抗的力量，站在政府一邊的力量。
所以蘇油規劃里的元豐改制，已經不再僅僅是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到官制底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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