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崇禎五年八月十五，中秋佳節。
對于襄陽府的幾十萬士紳庶黎而言，今年中秋的月亮特別的圓，月餅也特別的甜，生活也特別的美好！
因為就在中秋節到來前的幾日，襄陽府下屬各縣的縣城城門內外，終于貼出了安民告示，宣布在襄陽府就食的百萬要飯兵中的九十五萬，將會從八月十五中秋節這天，開始陸續撤離襄陽——其實根本沒有百萬要飯兵，算上家眷也就五六十萬，現在撤走了五十余萬，還留下兩三萬在襄陽安置。他們中的丁壯會成為襄陽府兵（歸知府指揮的軍隊），老弱則會得到一些襄陽本地人看不上的坡地
雖然沒有全部撤走，但是能撤走絕大部分，對于襄陽的士紳庶黎們而言，就已經是皇恩浩蕩了。
當然了，幾十萬要飯兵也不會白白離開......要飯兵嘛，當然是要到了飯后才會走。
所以在貼出來的安民告示上，除了宣布要飯兵離開之外，還宣布了另一個特大喜訊——大明天子終于恩準了德高望重的襄王朱翊銘和襄陽府治下七個州縣的士林領袖們提出的征稅辦法！
從崇禎六年開始，襄陽的田稅將會從原本不到一畝一升，增加到一畝一斗六升！其中的一斗要送入襄陽府庫，妥善保存。而余下的六升，則由襄陽府衙和湖廣分治后新設的湖北巡撫衙門七三分賬。襄陽府拿七，湖北巡撫衙門拿三。
除了這一斗六升之外，不得再有任何加派和雜費——根據朱由檢發布的諭旨，襄陽府的知府衙門和歸其節制的州縣，只能根據湖北巡撫主持的議稅大會所議定的稅額進行征收，不得額外進行征收。
否則地方的議稅官可以向巡撫衙門提出控告，而巡撫衙門在查明事實真相之后，可以上奏朝廷，彈劾額外征稅的知府！
當然了，多征不允許，少征一樣是不行的。地方的田稅一年一議，如果遭遇災荒兵禍，也可以由議稅官和巡撫商議后減免，但是知府無權減免地方稅收——而減免稅收也不是無代價的！無論何種理由，只要減免了稅收，該府的舉人錄取名額都會相應扣減。而一省上繳朝廷的稅收多寡，又關系到進士額度的多寡。
這就是所謂無納稅，沒科舉！
襄陽北關碼頭上，一長串的官船御舟，已經準備揚帆東下了。
碼頭上，大隊大隊的官兵和要飯兵的家眷，正在默默上船。那些被留在襄陽的要飯兵，則在遠處聚集，送別他們的陜西老鄉。
崇禎五年的降雨偏多，陜西、河南到處發大水，而湖廣的情況好一點，但是入秋之后，也還是不時下雨。朱由檢離開襄陽的日子同樣是個雨天，秋風秋雨伴隨而來，吹散了，沖淡了朱由檢心頭的那點喜悅......他知道自己是要飯尚未成功，皇帝還需努力啊！
新任的襄陽巡撫是崇禎元年的進士張好古，他本是延安府的屬州知州，比縣令大一點，但是卻遠比不上知府。這一次升了襄陽的“大府”，實在算得上是破格提拔了。
他這會兒上朱由檢的御舟，滿懷著喜悅，在聆聽圣語——大明有一百五十多個府。但是“大府”卻只有十二個，其中襄陽知府更是“湖廣第一大府”。這要是能干好了，將來的前途不可限量啊！
“張太守，你的襄陽府是兩湖第一個‘大府’，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敗！”朱由檢叮嚀道，“朕給你留了三千戶陜兵......還從楚王府抄來的銀子中撥給你兩萬兩為運營之費。你要善用這3000陜兵和兩萬兵費，不要讓朕失望！”
“萬歲爺放心，”張好古臉上寫滿了信心二字，“臣一定替萬歲爺管好襄陽的稅收......不少一文，也不多收一分。”
不少一文是必須的，不多收一分就不那么嚴格了......不過超出太多肯定是不行的。
因為在朱由檢制定規則當中，襄陽的議稅官不會和襄陽知府議稅，而是會直接和湖北巡撫去議。
設計這個制度，就是為了限制“大府”的發展空間。
因為“大府”雖然軍、政、財一把抓，但是可以控制的武裝力量及其有限。襄陽府可以有3000府兵，主要是因為襄陽府是個“試點府”，而且還是未來的湖廣大倉所在——朱由檢現在不要折銀，只要糧食，而且從湖廣收上來的糧食，也不運去北方，而是全部存在襄陽府和南陽府。
這些糧食，都是未來的“救命糧”，當然要好好守著，所以襄陽府的府兵才會有3000之數。另外，朱由檢還會派出專門的官員，到襄陽、南陽管庫守倉。
而兩湖地方其余十幾個州（直隸州）府，朱由檢只給它們1000—2000的府兵額度。而且這些州府所能支配的錢糧也非常有限，除了田稅分成，就是那些非常灰色的“商稅”——說明朝沒有商稅其實是不準確的，明朝的商稅只是收不到皇帝口袋里，被地方上的官吏以各種“例銀”的名目給分了。
現在的朱由檢其實是只一百多歲的老狐貍，當然不會堵上天下官員“不違法”撈錢的路子（其實是違法的，只是二百多年來成了慣例）。不過兩湖境內的稅關稍后也是要恢復的——不過這個錢朱由檢不拿，而是讓湖北巡撫和議政官們商量著怎么收、怎么分......巡撫不能沒錢，議政也不能沒油水。
另外，巡撫既然要拿科舉名額去和士紳們討價還價，那么學政大權當然得下放給巡撫了，要不巡撫拿什么去議？所以辦官學、辦科舉的費用，也得巡撫衙門去籌措。
此外，巡撫的兵權還是要保留的。因為知府的府兵只能在本府活動，要跨府行動，就得由巡撫、總兵來指揮了。所以湖南、湖北這兩個省的總兵還是要保留的，兩個總兵手頭也都有萬把人的軍隊，巡撫手頭也有兩三千的巡標。
而巡撫又管著總兵的糧餉，實際上還是沿用了巡撫管著總兵的以文御武路線。所以朱由檢必須得給巡撫衙門留下足夠多的財源，要不然省級一旦完全虛化了，那么下面的府州就不好管了。
現在湖廣分治后的兩省首任巡撫，也和朱由檢坐在一條船上。其中湖北巡撫是跟隨朱由檢南下的總參議高弘圖，而湖南巡撫則是貴州調來的傅宗龍。
在張好古告退之后，朱由檢就和這兩位能臣說起了議稅和組建兩省府衙的事兒——這可都是新鮮事物。
這種“巡撫議稅”之法，連逆子都沒搞過，是朱由檢從上輩子見識過的各種奇形怪狀的地方治理辦法中提煉出來的——至少在他看來是最合適的。
而“省府衙門”其實也是個新鮮事物，和過去的巡撫衙門也不大一樣。過去明朝的省級地方治理總還保留著三司并立的路子，并沒有讓巡撫集權。而如今朱由檢在府一級搞了“大府集權”后，省一級當然也順理成章推行“巡撫集權”了——不是巡撫集一省之權，而是省級的衙門都得聽巡撫的，包括駐防總兵衙門（相當于省軍區）。
這一系列的改革，就是朱由檢能否“要飯成功”的關鍵，也是大明朝能不能在他手里復興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