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萬歷二十一年癸巳京察開始，東林就開始利用京察清洗異己。當時吏部考功司的郎中東林元老趙南星竟然公開宣稱：“內察之典，六年一舉，君子疾邪，小人報怨，皆于此時。以言者之意，就當俎者之意，如詩之斷章，各取所求。”
東林初掌大權，就如此做派，黨同伐異，血洗朝廷，當然要自食其果。
丁巳察典，部院大臣之秉成者，鄭繼之、李志也。”鄭繼之是當時的吏部尚書，而李志則是刑部尚書兼署都察院事。此外主察者尚有考功司郎中趙士諤、吏科署科事左給事中徐紹吉、掌河南道印御史韓浚。
吏部尚書鄭繼之，文秉稱：“鄭繼之楚人也，時楚方與浙、齊合，故掖縣（趙煥）去，而特擁戴鄭繼其位，鄭之烈焰較掖縣更為甚矣。”
而另一位掌主察者，河南道掌印御史韓浚，則被歸為“齊黨”。由于兩位主察之大吏，均有鮮明的黨派背景，因此京察還未開始，門戶互持的態勢，就已十分明顯了。
結果當然是不問可知，自兵部尚書王象乾以下眾多官員受到調查，太常寺少卿丁啟浚、禮部署部事右侍郎孫慎行等東林要人都被處分或逼走。東林黨幾乎被從朝中一掃而空。
然而由于劾及浙黨的一些干將，齊黨、浙黨之間也是漸行漸遠。齊黨的行為，過于露骨，引發許多中立人士的反感，使得自己逐步被孤立，為東林用汪文言策反攻創造了條件。
在這一系列殘酷黨爭中，方從哲居首輔，仍然欲調和雙方。如會推閣員的風波中，三黨內訌，左光斗等東林與楚黨結盟反攻齊黨，兩方的互訐，均歸責于方從哲。
當此關鍵時刻，從哲仍然奏辨：“愿諸臣各捐成心，共扶公道，乞將前后奏章，勑下部院，虛心詳勘，分別是非。”
方從哲雖然一直居中秉公，端平行事但從哲因與亓詩教的密切關聯，立場逐漸已受到了大家的公開質疑。
不過考慮到方從哲的性格和當時他權威的低下，他也未必能夠阻止黨爭的發展，這也是皇室長期的削減相權，以小制大的反噬。
方從哲也知道，隨著執政聯盟的三黨聯盟的崩潰，東林黨上臺勢不可擋，四大閣臣，楚黨劉一燝，處事尚可，但這韓爌野心勃勃，葉向高資格比他還老，威望也足，他執政的日子屈指可數，這方從哲一直在幾個雞蛋上跳舞，現在終于被十六歲的康熙皇帝陛下朱由校逼得他退無可退。
方從哲只好道：“鄭妃雖跋扈，屢生事端，但畢競是神宗貴妃，福王之母，宗室一脈，還請皇上法外開恩。”他性格注定屈服大勢，追隨強權，無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決心。
朱由校道：“朕自有分寸，定不會無故處置皇室成員。”
如果是有故，可就不能怪他朱由校心狠手辣了，他們父子幾十年的陰影，不報仇難消心頭之恨，如果失敗的是他們，以鄭氏的跋扈，他們必無立足之地。
朱由校他們幾個人交換了一下眼色，有了方從哲這首輔的支持，他們成事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這王安一開始是有顧慮的道：“查無實據的事，輕啟開端，恐引皇室鬩墻。”
朱由校道：“鄭妃福王野心勃勃，向有問鼎之志，萬歷四十年朝爭，肇始于此，今又有梃擊、紅丸之案，疑點重重，鄭氏福王豈能置身事外？鄭氏福王縱是無罪，也是活罪難逃，神宗超格賞賜，必須追回，以平內帑不足。”
這才是朱由校和米柱的真正目的，真相或許己淹沒于時間，不可追究，但這鄭氏和福王的活罪是要治的，他獲得的賞賜之多，是太子的數倍，不招人嫉恨才怪。
不當家不知柴米油鹽貴，這大臣們但凡有事，就請詣開內帑，邊軍響銀不足，開內帑；內地饑荒，開內帑；水災旱災，皆開內帑，官員有事無事都喜歡讓皇帝開內帑，仿佛是他們請詣的就是悲天憫民，憂國愛國的道德君子，而皇帝不開，則是貪財小氣的昏君了。
萬歷皇帝是一個精明人，是不吃這一套的，國家開支有國庫，關他內帑毛事，要他下詣開內帑，這是不可能的，所以獲得了一個鐵公雞皇帝的外號。
這個朱常洛登位，那里有他老子這種道行手段？被官員的一忽悠，便下詣拔190萬兩白銀補邊軍響銀，群臣們人人稱頌，稱之為賢君明君，但這請詣開內帑之風愈烈矣。
連泰昌帝的定陵的裝修費用，都由內帑支銀150萬兩支付。
朱由校：“這是國葬呀！大行皇帝是大明皇帝，皇帝寢陵不是由國庫支銀修建嗎？”
四大閣老，六部大臣意見一致：“天下都是皇家的，國庫支和內帑支又有何分別？況自神宗起，這皇帝寢陵、皇宮修建，全由內帑支。”
這個歷代皇帝，登基后即修皇陵，由戶部國庫拔銀，逐年修建，這個萬歷皇帝斂財有術，往天下州府廣派稅監和礦監，撈了不少銀子，在國家支出上，他一毛不拔，但在這自己的皇陵和皇宮的修建上，他是發內帑，自己出銀子了。
這并不是他高風亮節，而是群臣一再勸他節儉，降低、削減這皇陵和宮室的規格，這個老奸巨滑的萬歷無奈，只好自掏腰包，這是為了維持皇室的體面。
萬歷皇帝有兩方面比較愿意花銀子，一是皇陵和皇宮多修建。二是對皇子朱常洵的打賞。
萬歷自覺便宜了長子朱常洛，就委屈了三子朱常洵。于是冊封朱常洵為福王，并且為了彌補未立朱常洵為太子的愧疚，萬歷為朱常洵花錢從來不心疼。朱常洵的婚事，萬歷花了十萬兩，太子大婚，只有五萬兩；為了讓朱常洵住的舒服，萬歷為福王修建超級王府。
朱元璋為了避免子孫們窮奢極欲，立了很多家規，其中一條就是藩王府邸費用不超過三萬兩，結果萬歷給福王的宮殿花了將近三十萬兩。老朱家還有一條更嚴厲的規矩，那就是藩王不得留京，而且必須圈在封地。萬歷太喜歡這個大胖子了，封王后還把福王留在身邊近十年。
即便是福王離開你萬歷到封地去了，萬歷仍擔心朱常洵過得不好，于是又賜給朱常洵四萬頃良田，福王看到這筆賞賜自己都不敢接，因為它超出祖制太多太多了，接了怕成為眾矢之的。無奈萬歷只好減半，但是兩萬頃仍然是一筆巨額數字，多到什么地步，整個河南的良田加起來都不夠，只能從臨省山東、湖北劃撥。
福王之后的貪婪之舉就傷到大明帝國的根基了。朱常洵就藩之后又看上了江都到太平沿江的雜稅，還有四川的鹽稅和茶稅。還向萬歷伸手要淮鹽，而且不是一次性要，每年都要一千多引，他要拿到洛陽來賣。
以上這些萬歷統統答應了，江淮和四川都是明朝賦稅重鎮，萬歷相當于把國家重大資產免費轉給了朱常洵個人。
而且這些舉動還會產生蝴蝶效應，朱常洵將淮鹽引入洛陽，而洛陽是河東鹽的銷售重鎮，為了賣自己的鹽，福王嚴令洛陽地區不得銷售河東鹽，而河東鹽的銷售利潤是邊軍將士的重要軍餉來源，萬歷此舉無異斷了邊軍的糧餉。
這個福王也就成為天下最有錢的親王了，當萬歷在做一個最優秀最仁慈的父親時，他對他們朱家江山的傷害卻深及骨髓。
到了康熙年代，論輩分，福王朱常洵乃是今上的叔叔，按太祖皇帝朱元璋的設計，所有的親王郡王均“分封而不錫土，列爵而不臨民，食祿而不治事”。這樣，這位沒當成皇帝的親王在洛陽封地，除了享受榮華富貴，委實別無他事。
當地人稱：“常洵日閉閣飲醇酒，所好惟婦女倡樂。”當時的河南是農民問題的重災區，旱、蝗兩災相繼，人相食，福王的奢侈引發了諸多不滿。
這些在深宮之中的朱由校都知道，他不相信王公大臣們會不知道，現在這個朱由校為空了一半的內帑而憂慮時，這個福王卻是終日飲作樂，由米柱出現的蝴蝶效應，這頭大肥豬等不到李自成來宰，而是朱由校決定自己宰了。
這個凡事講究和光同塵，一團和氣的方從哲如果配合這個皇帝親政，自然可以全身而退，如果他不識趣，自然就會找一個識趣的人來做。
皇帝是明白一件事的，治理國家不外乎是國富民強四個字，財政崩潰了，問題多多，但如果是國庫充足，這個錢就不是問題了。
萬歷中興之說是來自三大征，三大征的底氣來自張居正改革的財政積累，三大征也消耗光了大明的底蘊，所以建奴是迅速的崛起。
面對建奴的壓力，他們唯有迅速的積累財富，這迅速回血的辦法就是殺肥豬，這康熙皇帝就看中了兩頭肥豬，準備宰了回血，這個米柱就充當劊子手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