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主任笑了笑，說：“這事我們都聽說過，你再說單位里的事情。”
申總調整坐姿，讓自己放松一些。他想了想，說道：“去年我們部門新分配進來的一個女大學生，領導應該知道的。”
夏主任看著他點點頭。
“是這樣。剛好報道那天我有時間，所以是我陪著她去總務處領辦公桌的。”申總喝一口水，繼續說道。
可是選過來挑過去，這位大學生就是不能最后決定。
“不就是一張桌子嗎？選個桌子和選嫁妝一樣。”面對挑剔了一上午，還沒選好桌椅的女大學生，申總當時就等得有些不耐煩了。
然而，女大學生接下來的回答卻讓他一下子陷入了沉思，“領導，這張桌子我可得用一輩子啊，當然得好好挑了”。
就是這樣一句很平常的話，當時對我的觸動非常之大。申總說起來這些，仍然記憶猶新。“難道也我要這樣耗一輩子嗎？安穩的“鐵飯碗”真的就能滿足我一輩子的“胃口”？
他說：“我自己剛進單位的時候有一個簡單的愿望，就想當個頭兒。我知道在龐大的公務員體系里，如果只是大單位里的小干部，是沒法拍板的，所以那時候就想著以后能有機會擁有一個舞臺，在這個舞臺上做主角。”
“可就是這小姑娘的這一句話，就點醒了我。”申總回憶說，“我當時就想，得為自己活，通過自己的努力，為社會，也為個人創造點價值。”
“我不想做一輩子官吏，其實做到處長，哪怕是做到主任又怎樣？”申總說道，“我不想那樣生活，我需要挑戰，想真正成為一個舞臺的當家人，這才是我辭職的最大原因。”
二樓房間里就他們這一桌有客。
申總說完這些，一時間都沉默下來。
夏主任想了想，問：“申總你下海這半年多，就沒有過自己有悔意的時候？”
王建浦自然聽得出來夏主任話里的意思。
當時公務員下海創業，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很多事實證明，所謂的公務員下海創業，在相當程度上就是利用原單位的公權力、利用在原單位中積累的人脈來賺錢。
眼前的這位申總也不例外。他從單位出來，雖然說是去除了公務員的身份，但還是選擇了機關大院的第三產業中創業，其實還至少算是在半個體制之內。
申總想了想，坦白說：“其實從單位離開之后，手里也有了一些人脈資源，這些都給自己現在的公司帶來了很大的幫助。
不過，要說到辭職后的心理落差，其實還是很大的。在機關工作時，雖說是在做“服務”，但更多的時候，都是別人來找自己辦事兒。而創業時，只能到處求人。他坦言道：“那個時候也會閃過一絲悔意，想自己為何要辭掉一個體面的工作來受氣？甚至搞得來一點尊嚴也沒有。”
夏主任又問：“為什么現在機關單位的工作人員都熱衷于下海經商呢？”
老楊笑了笑，說：“我覺得，這還要源于現在“停薪留職”的這一優待政策。”
根據這一政策，行政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如果有意愿從事第二職業，原崗位崗位、編制、待遇保留，兩到三年內如果創業不順利，回原單位從事原來的工作，工資待遇、職務級別都不受影響，身份也不會發生任何變化。在這個后盾保障下，單位職工自可放手一搏，沒有后顧之憂。
另外，同其它行業相比，行政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文化水平普遍較高，綜合素質、認知能力、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較強，這就為“下海經商”打下了基礎。
再加上我國正處于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許多行業都有計劃經濟的影子，只要掌握了政策、消息，或者有優質的人脈資源、信息來源、經濟渠道，都可以憑此致富。
就這樣，有后盾保障，有文化知識和優質資源，下海經商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股熱潮，有人為之受益，成為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即使沒有富起來的，繼續回原單位工作，反正也不至沒有飯碗。
現在社會剛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市場經濟的發展還處于起步階段，很多行業都處于空白狀態，做生意的成本也相對較低。所以敢下海的人，做生意很容易掙錢。老楊最后開玩笑，說道，“基本上是擺個地攤就能發財的時代。”
申總附和說：“我也覺得，是整體環境給了我們這一次機遇。現在市場經濟剛開始起步，越來越多的機會擺在了我們的面前。”
夏主任不響。
他嘆一口氣，說：“是的啊，現在幾乎每個機關單位都在辦公司。在體制松綁的帶動下，一場大規模的棄官從商浪潮正奔涌而來。去年不完全的數據，有超過十萬的體制內官員和知識分子辭職創業。”
申總接過話頭，說：“下海的人當中，除了像我這樣的少數，更多人都是涌向了南方，尤其是現在唯一的省級經濟特區——海南。”
夏主任馬上問：“海南現在有多熱？”
上周我剛從海南回來，現在那邊可以說是“熱得一塌糊涂”。申總回答說，老人家南方談話后，在“要掙錢，到海南”的口號裹挾下，“十萬人才下海南”的浪潮，更是將當地樓市推向了癲狂。海南房地產公司激增3倍，3萬多平方公里的海島上，密密麻麻擠著2萬家房地產公司。
申總還舉了一個例子。
88年，海南商品房平均價格為1350元/平方米，91年為1400元/平方米，去年猛漲至5000元/平方米。短短4年，增長超過4倍。拿到手的土地，還沒開發，半年后轉手就是100的利潤。
老楊吃一驚，不禁問：“數字準確嗎？”
“肯定準確的。”申總說道，“還有與海南隔海相望的廣西北海市，房地產開發的火爆程度也毫不遜色。去年，這座原本只有10萬人的小城冒出了1000多家房地產公司，全國各地駐扎在北海的炒家達50余萬人。經過輪番倒手，政府幾萬元/畝批出去的地能炒到100多萬元/畝，當地政府一年批出去的土地就達80平方公里。”
夏主任想了想，問：“你們還記得海南當初為什么要從廣東劃出來，單獨建省，成立經濟特區的嗎？”
王建浦想了想，說道，88年，正值改革開放十周年之際，中國面臨如何進一步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問題。當時，國內已經建立了深圳、珠海、廈門和汕頭四個經濟特區，但這四個城市皆屬于沿海城市經濟體，成功的經驗是否適用于廣大農村地區。
因此，中央需要一塊理想的試驗田。88年的海南農村人口占比超過80，工業產出水平低下，人均GDP只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80，甚至還有六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基本符合中央改革實驗的各項條件，尤其是其所具有的獨特地理條件。于是這年的8月23日，有“海角天涯”之稱的海南島從廣東省脫離，成立中國第31個省級行政區。
申總說道，我也是去了海南才知道，海口這個原本人口不到23萬、總面積不足30平方公里的海濱小城，不僅一躍成為我國最大經濟特區的首府，現在也成為了全國各地淘金者的“理想國”。
夏主任沉思良久，輕聲說道：“機會往往伴隨著風險。我個人覺得，申總你接下來要格外當心，海南方面的投資你自己可要想想清楚了再投的。”
老楊點頭，同意夏主任的看法。
申總笑了笑，說道：“領導說的在理。不過我還是想引用《人民日報》元旦致辭里的一句話：九十年代是我國人民為進入新世紀打好基礎的關鍵年代。國內條件具備，國際形勢有利，我們千萬不可放過這個難得的歷史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