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不在以后再發生矛盾，外公專門用田畝冊畫了一張草圖，在生產隊大會上向全體隊員演示，并且講明其中今后規劃中的水路和道路。
解決了靠河邊這些難分的田土，還有兩個問題，隊員們意見分歧也比較大。
一是當時的隊員恐怕隊里的集體資金被“長手佬”、“破腳骨”霸占，所以建議隊上的所有資產應該分個精光。
二是隊上所有的田土是否應該全部分包到個人頭上。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一時間誰也不能說服誰。
隊上的干部又來征求外公的意見。
對于這兩點，外公則是留有余地，持有不同意見。
“講實話，這是隊上的資產，我戶口不在隊上，但是我還是要發表我自己的想法。”外公想了想，說，“我是不贊成把生產隊的耕地分光分盡的。”
因為那樣做的話，集體就沒有了一點耕地，萬一社員不好好交提成，生產隊、大隊干部的福利待遇怎么解決還有，集體事業，比如講水利道路等工程款又從何而來
另外，外公主張留下一定數量的集體田。他的理由，現在留下有少數機動的田地，可以留作以后隊上出生、嫁入人口的增補之用。
爭爭吵吵，反反復復搞了好多天，生產隊終于定下盤子。
具體做法是：按家庭人頭分耕地面積，將總田地畝數按人口分攤給農戶承包。好壞搭配，割肥補瘦，抽遠補近。至于集體的生產工具，則按面積分到戶，耕牛幾戶關一頭，水利共管共用。
隊里的所有土地，劃分為口糧田和責任田兩種形式。用皮尺繩子把生產隊的田地再重新摸一次。
口糧田作為生活保障用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只負擔農業稅，不繳納承包費，不負擔國家定購任務。責任田要交納農業稅，向集體土地承包費，完成國家糧食定購任務。
根據實際丈量的田地面積，按歷年的產量，把承包產量落實到不同類型、不同單產的土地上。
方案經全體隊員通過后，根據縣委要求，本著利益越直接越好，方法越簡單也好的精神，生產隊迅速組建了分田小組，開始緊鑼密鼓實地丈量生產隊的田地。
生產隊的田塊，經過農業學大寨改造后，幾乎所有田塊都呈長方形，丈量土地比較容易，但工作非常辛苦。
隊里最終確定以某一田塊作為起點，按順序號丈量。
盛夏的太陽，火辣辣的，曬得臉跟非洲人差不多，汗水浸透了衣褲。
田地里則是一片忙碌的景象。
土地承包到戶開始實施后，很多農民一下子來了精神。臉上洋溢著從未有過的踏實和笑容，心中喚起了從未有過的憧憬和向往，全身迸發出從未有過的激情和干勁。
許多人都會到剛插好界樁的田里，在這些有可能將要屬于自已經營的田邊看一看。
農民們滿懷著憧憬，升騰起了希望，仿佛聞到了泥土的芬芳，仿佛看到了豐收在望，心里異常地興奮激動。對于世代務農的他們來說，就像是解除了束縛，獲得重生一樣。
甚至，有些人已經開始再討論規劃下半年的種植了，哪塊種油菜，那塊種大麥，哪塊播草籽，哪塊留草籽種。
不過，在實際操作中還是出現了許多形形色色的新問題。
由于田地有肥有瘦，有遠有近，水利條件有好有壞，說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有些田土因為等級低，產量低，估產也相應低些。隊里調整相應方案，按勞動力和人口數，確定每戶的承包田面積和口糧田面積。將這些地塊都編上號，然后再抓鬮抽簽。
也有幾戶小戶人家，想拼在一塊抽，開始隊上不同意，但最后還是允許了，便于他們以后可以互相幫襯。
另外，隊上還原則同意如果有社員抽到的田地，離家比較遠，管理起來浪費時間，而家門口的田地被其他社員抽到了。大家可以通過協商，相互之間進行調劑。
社員們的積極性特別高，公社，大隊，生產隊的干部更是認真負責。
公社的工作組，還有大隊的有關領導實行包片責任制，深入到分田一線，全力找準目標抓落實。
相關人員以風雨無阻、日夜兼程、廢寢忘食的勁頭，自覺下沉到各包片的生產小組，詳細了解具體情況及存在問題，共同探討解決方法，對生產隊存在問題逐項跟蹤、逐個突破。
上面的要求，各工作組爭分奪秒，全力以赴，力爭在10天內完成所包片生產小組的土地丈量任務，進而完成各小組土地公示工作。
外公拿杯子倒水。
有隊員走過來，在外公身旁坐下來，問：“以前我們搞互助組合，就在一起種過田。老陳，今日重新分田，包產到戶。你說怎么會有這種好事？不會以后還有變化的吧？”
外公扯下脖子上的毛巾擦汗，看著他笑笑，繼續喝水。不響。
李隊長補充說道：“田地承包到戶后，公社要與農戶訂立合同，明確合作社與社員的責、權、利，合同一訂五年不變，按約兌現。你就把擔心放在心里，不會再有變化的。”
“老陳，我還有一個問題想問問你，要是有幾戶人家都看中了同一塊地，吵起來了怎么解決”
“我們早就想到過這樣狀況的。”一旁的李隊長哈哈一笑，說道，“很簡單，把這塊都相中的地對半劃開，向陰的就多劃些，向陽的就少劃些，然后兩家再抓鬮，這樣不就解決了。”
歇息的檔口，李隊長看看四周，說道，“老陳，現在看來，實行農業生產承包責任制的做法是無比正確的啊。”
“早在1919年7月14日，毛在《湘江評論》創刊詞中就洞悉：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
外公喝一口水，抹抹臉上的汗水，接著說：“你想想，即使時光走到了現在的八十年代，吃飯的問題，對于復蘇后的中國仍然是一等一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