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時中是壽州壽縣人，登進士第，歷任吏部侍郎、尚書右丞、中書門下侍郎等要職。政和年間，他曾經擔任過春官，負責編輯地方上奏的各種祥瑞。他做事很認真，當無法用文字來描繪那些祥瑞時，他就用圖畫來表述。他呈送的《政和瑞應記》以及《贊》，曾獲得蔡京好評，宋徽宗也很喜歡，后來他便以此平步青云。他與蔡京的關系一直很好。
關鍵時刻，宋徽宗讓白時中這樣的只懂得獻媚的文人出任宰相，這只能說明，宋徽宗的用人之道的確存在問題。作為一個領導者，其領導水平的高低，往往通過其所用之人就能很鮮明地反映出來。
左相李邦彥，即所謂“李浪子“、“浪子宰相“，也不是什么“扶大廈于將傾，挽狂瀾于既倒”的人物。他是大觀二年的進士，長相很俊爽，“為文敏而工”。他“生長市井，習慣猥褻卑鄙，應對便捷，善調笑謔罵，能踢蹴鞠，經常以街市俚語為詞曲，人爭相傳唱，自號李浪子”。
近幾年來，李邦彥與王黼一直不斷爭寵，他處處與王黼作對。王黼主張收復燕京，他則反對出兵北伐。王黼在陪宋徽宗曲宴時，經常親自登臺演出粗鄙節目，“以獻笑取悅”，“太子聞而惡之”，于是，王黼與太子趙恒之間便產生了矛盾。王黼見鄆王趙楷得寵，遂暗中謀劃企圖廢掉趙恒，立趙楷為太子。李邦彥則針鋒相對，旗幟鮮明地捍衛趙恒的太子地位，并最終取得勝利。
李邦彥是一個有奮斗目標的人。在太學讀書時，他學習勤奮成績優異，從“外舍生”升為“內舍生”，又升為“上舍生”，直至“上舍上等”，“上舍及第”。踏入官場后，他很善于交際，很善于奉承，長袖善舞，左右逢源，官職不斷升遷，從秘書省校書郎開始，一步步升遷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右丞、尚書左丞，直至現在擔任了左相。他曾說自己要“賞盡天下花，踢盡天下球，做盡天下官”。
現在，李邦彥見“總領三省”的太傅王黼雖然已經失寵，但還沒去職，遂私下里悄悄與蔡攸密謀，打算彈劾并罷免王黼。
王黼失寵，并不完全是因為他推薦譚稹失察，其實，還有另外一個也許是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宋徽宗突然發現，王黼與梁師成居然是鄰居，而且兩家還有便門想通，宋徽宗“始悟其交結狀”。任何朝代，大臣與內侍相交結都是犯忌諱的，皇帝對此都很敏感。
朝官不得交結宦官，宦官也不宜與朝官交結，這是宋代防范宦官專權的一條重要原則。按照規定，兩者若相互往來，將受到懲處。然而，宋徽宗時期，特別是宣和以來，宦官與朝官相交結，已成為一種普遍風氣。當時，士大夫幾乎無不奔走于宦官之門，“相習成風，皆以附內侍為榮“。但凡權勢顯赫的宦官，無不門庭若市，他們“各立門戶，公受貨賂，以販鬻官爵。“
自從收復燕京以來，王黼“益得志”。那是宣和五年十一月，王黼對宋徽宗說，他家的屏風生出一枚玉芝，“請上臨幸”。宋徽宗很好奇，于是便來到王黼宅邸參觀。王黼這套宅邸也是宋徽宗御賜的，坐落在京城西區宜秋門外，與梁師成宅邸對街，兩家開了一個便門，以相往來。宋徽宗從便門先到梁師成家走了一趟，然后又回到王黼家觀賞玉芝。
這時，王黼獨自出門，“傳旨及賜命，放散侍從百官。于是禁衛諸班直爭愿見上，始謝恩，不肯散，因大詾詾”。聽到外面有紛擾喧嘩之聲，宋徽宗在粱師成和譚稹的扶持下，走出庭院大門，對侍從百官們“撫諭之”，禁衛諸班直這才稍微安定。
這天晚上，宋徽宗在王黼家喝的酩酊大醉，話都不能說了，昏昏睡去。直到夜里漏上五刻之時，宋徽宗才醒來。宋徽宗沒從皇宮大門回去，而是下令打開龍德宮與皇宮相連的一道夾墻，從“小門以過，內侍十余人執兵接擁”，“三衙衛士無一人得入者”。
皇宮里面氣氛很緊張，“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場，備不虞，幾至生變”。
由于飲酒過量，第二天早晨，宋徽宗仍不能上朝御殿。不久真相大白，“人心始安”。這事影響很壞，“祖宗以來，臨幸未之有也”。
宋徽宗之所以喝醉，大概是他覺得王黼太讓自己失望了，心情不好因以致醉。當初，宋徽宗力排眾議，破格提拔王黼，可以說對他是寄予了厚望。宋徽宗給王黼的待遇也最高，“恩數異于他相”，不僅賜給他宅邸，還親自給他的宅邸命名為“得賢治定”，甚至又親自給他題寫了載賡堂、膏露堂、寵光亭、十峰亭、老山亭、榮光齋、隱庵等七塊碑額。
王黼與粱師成在宋徽宗面前都很會表演，王黼才智出眾，能言善辯，既善于攬權斂財，又善于巧言獻媚，逐步贏得了宋徽宗的信任。而梁師成則是另一種風格，他愚訥謙卑，老實厚道，不能說不會道，但他善于察言觀色，處事老道，也深得宋徽宗的寵信。近幾年來，他二人在宋徽宗面前一唱一和，陽奉而陰違，可把宋徽宗給害慘了。
宋徽宗一場大醉之后，王黼不僅徹底失寵，而且其政治生命也即將走到盡頭。
不久，年僅三十五歲的御史中丞史何栗挺身而出，他上疏彈劾王黼，連奏七章，列舉了王黼奸邪專橫、陽奉陰違、結黨營私、巧取豪奪、驕奢淫逸等十五條罪狀，請求朝廷罷免王黼，并按律治罪。
何栗，字文縝，仙井監(今四川仁壽)人，政和五年進士第一名即狀元，頗得宋徽宗青睞。剛開始擔任秘書省校書郎，后官職逐步提升。因為他博學強記，正直敢言，宋徽宗安排他擔任御史臺長官御史中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