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紅玉說道：“嗯，劉帥回去好好研究研究吧，畢竟金國將是我們日后的大敵，現在失去的疆土，將來官人都是要收回的。”
劉法抱拳道：“是，夫人。”
十二月十五日，宗望令郭藥師率千騎為先鋒，大軍出燕京，一路向南挺進。起初，金人對郭藥師并不信任，甚至有所懷疑，所以只令其帶一千騎為鄉導在前面帶路。郭藥師“辭以兵少，不肯行”。后來，金人又給他增加一千騎，并命令他“所過州縣，不得擅行誅戮。”郭藥師于是“暗自帶數百騎以行”。
此時，宋朝北方邊關如松亭關、韓城鎮、符家口、石門鎮、野狐關、古北口等，全部失守，把守關隘的官軍都早已望風而潰。經州知州郁中正，已被金人囚禁；景州知州吳震，已從海上遁逃；薊州知州高公斡、昉曾評，已率牙隊之兵往南逃奔；檀州知州徐杰倅、黃文也相繼逃遁；順州知州林良肱、倅路擴，則入趨燕山；涿州知州葛逢，此前已先逃亡；易州知州黃烈，逃跑時墜城折斷左足，又不幸被折斷右足而死。
在金軍大舉入侵的時候，宋庭在干什么呢？其實宣和七年十月開始，中山府知府詹度就多次上奏報警，說金人有南下入侵之跡象，提醒朝廷早做準備。可惜的是，宋徽宗與朝廷宰執們對詹度的提醒，并未予以高度重視。
燕山府知府蔡靖，也曾屢次密奏金人動向。十一月二十五日，他曾使用銀牌馬緊急奏報朝廷，并通告各關口要隘，說金人擁大兵侵犯清化縣，劫掠居民，焚毀廬舍，破壞鹽場。“凡一日七十余章至，言朝廷若不以為實，則乞賜重行編管。”
然而，知樞密院蔡攸接到急報后以為，這只是邊境上的局部沖突，他以“恐妨恭謝”為由，“匿其奏，不以聞”，“終不報”。他覺得，待郊禮事畢再措畫也未晚，“但以大事委邊臣，未嘗以廟謨留意。”因為此時，宋徽宗正在東京城外南郊圜丘舉行郊禮。蔡攸不僅沒及時向宋徽宗奏報，連宰相白時中和李邦彥對此也不知情。
郊禮是從十一月十九日開始的。所謂郊禮，是天子祭拜天地之大禮，是皇帝身份之象征，是政權合法化之標志。冬至日祭天，是歷代統治者都很重視的活動，是一項國家大典。
宋朝的祭天禮儀主要表現為“三歲一親郊制”，即每三年一次，于十一月冬至日，在東京城南郊圜丘（天壇），由皇帝親自主持祭祀昊天。這既與西周天子每年親自舉行祭天禮儀有別，也與后代有司攝事祭天不同。“三歲一親郊制”，據說始于秦始皇，但宋代以前似乎并未真正實施。宋朝的“三歲一親郊制”，是宋仁宗時形成定制的，此后一直奉行。
宋徽宗對舉行大禮格外重視，他在位的這二十五年間，親自主持大禮達十八次之多，包括南郊大禮與明堂大禮。祭天的儀式很隆重，也很煩瑣，皇帝只是按照禮儀官的引導，完成早已熟悉的規定動作即可。
在宋朝民間，冬至也是一個重要節日。《東京夢華錄》說：“十一月冬至，京師最重此節，雖至貧者，一年之間，積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備辦飲食，享祀先祖。官放關撲，慶賀往來，一如年節。”
南郊禮畢之后，宋徽宗緩緩走下祭壇，御臨郊宮端誠殿。此時，天色未明，百官辟集，正在稱賀之時，“忽有鸮正鳴于殿屋，若與贊拜聲相應和，聞者駭之。”
宋徽宗肯定也會聽到這只貓頭鷹的叫聲，只是不知道他是否意識到，此乃不祥之兆也。
舉行郊禮，一般也要同時實行郊赦。“宋自祖宗以來，三歲遇郊則赦，于古無有。”
據《宋史.刑法志》記載：“徽宗在位二十五年，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三十七。”德音也是赦令的一種，適用范圍比大赦窄而較曲赦寬。宋徽宗施政向來很寬善，所以許多大臣認為，“上圣至仁，大哉堯舜之用心也。”
十二月初，宋徽宗“欲恭謝”，而金人“大兵入界”之關報，又雪片一般飛至樞密院。蔡攸以為，恭謝是郊禮的重要組成部分，若此時上奏這些關報，會破壞喜慶氣氛，將對朝廷盛事產生不利影響，于是他以“恐壞卻恭謝”為由，“皆秘之”。
蔡攸以為，河東路由童大王親自坐鎮，必萬無一失；而燕山路由郭藥師把守，常勝軍必能與金人相抗衡。因此，即使金人入侵也“不足慮也”，所以內地“略無防奭”，“終不為之備”。
后來接連五天，關報益急，宰相白時中和李邦彥也已知情，他們擔心一旦公開這些關報，將會引起人心大亂，遂與蔡攸共同隱匿不報。這幾天里，人們但見他們三人每天去都堂敘議，“抵暮而歸”，但不知所議何事，“人頗疑焉”。
一直拖到十二月十六日，童貫突然自太原而歸，于是，關于金人已大舉入侵的消息才在社會上傳開，“中外判然，知為北方事作矣”。在童貫回京之前，金人入侵之事一直處于保密狀態。
童貫本是奉宋徽宗之命前去河東河北宣撫，也就是說，宋徽宗已將河東河北兩路的安全防務全權授予給他，對他寄予了重托與厚望。可是，他現在卻擅自離開河東太原回到京師，其行為已構成失職和瀆職。但“宰相及樞府咸不能詰”，白時中、李邦彥和蔡攸都是些文人，他們不僅不敢責問童貫，他們還得請童貫到都堂一同議事。
童貫回京后第二天，金使撒盧拇和王介儒也來到東京，他們要求面見皇上，“大臣不敢引見”。宋徽宗令白時中和李邦彥以小使之禮，在尚書省接見他們。因為他們是宗翰派來的，而不是金國皇帝派來的，故需用小使之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