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陽府義勝軍叛亂，引發了一場又一場血腥悲劇。悲劇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宋人認為這些燕云漢人該殺，因為他們政治立場不堅定，具有搖擺性，見誰強大就依附于誰，極易發生叛變投敵行為。而燕云漢人則認為，依附于宋朝是一個錯誤，因為宋人一直猜忌他們，排斥他們，根本就沒把他們看成自己人。
宋人與燕云漢人之間的相互仇視與殘殺，最受益的是金人。
宋欽宗與朝中大臣們，對于此時河東路發生的義勝軍叛亂，以及諸州縣屠殺投附人之事，當然并不知情。即使他們知情，又能怎樣呢？也照樣無能為力。他們現在最關心的并不是河東局勢，他們認為眼前最要緊最迫切的，仍然是如何趕快湊齊金銀，打發金人趕緊撤軍，讓他們遠離東京。數萬金兵屯集在京城外，讓宋欽宗與他的大臣們日夜心神不寧，寢食難安。可是，如此龐大數額的金銀，到哪里去湊齊呢？宋欽宗已經想了不少辦法，也采取了不少措施，然而缺口仍然很大，宋欽宗對此感到很頭疼。
正月二十日，中書侍郎王孝迪向宋欽宗提出了一個建議，他說：“欲將在京官吏軍民之金銀，全都收集起來，以滿足議和所需，則必須在城內通衢張榜公告，規定期限，令他們全都拿出來交公，期滿不交者，斬之。奴婢與親屬以及其他人，能揭發報告藏匿行為的，以半賞之。”
宋欽宗采納了王孝迪的建議。宋欽宗覺得這也是無奈之舉，除此之外，實在想不出還有什么更好的辦法了。于是，宋欽宗正式下詔書，令中書侍郎王孝迪立即組建一個臨時機構，專門負責收簇金銀。詔曰：“金國犒軍，金三百萬兩，銀三千萬兩，錦帛、牛馬、駞騾其數浩瀚，雖竭神御、乘輿、宮禁、王府主第、宮觀寺院、內外百官士庶人等，金及三十余萬，銀及一千二百余萬，又送以服御、犀玉、腰帶、真珠、寶器、女樂、珍禽、香藥、茶、錦綺酒果之類，并以祖宗以來寶藏珠玉等物準折，緣數萬金銀未敷，不肯退軍。已差中書侍郎王孝迪，再行收簇，布告中外，咸體茲意。”
王孝迪于是派人在城內通衢到處張榜公告，榜曰：“專領收簇大金國犒軍金銀所：面奉圣旨，大金國兵馬圍京城，其勢甚急，朝廷為宗社生靈遣使議和，須籍金銀幣帛，以結盟好。金國要金三百萬兩，銀三千萬兩，今來所斂金銀，上自宗廟、宮禁、乘輿、服飾之物，盡行刬刷，止得金三十馀萬兩，銀一千二百馀萬兩。盡數津致前去，大金為見其數未足，復遣使臣諭意，難為退軍，兼恐兵眾犒賞不均，必致怨怒，卻來攻城，男子盡殺，婦人驅虜，屋宇焚燒，金銀錢物，竭底將去。今來計無所出，遂將前后黃榜并行拘收，別出榜文，訓諭朝廷迫切之意。
仰自今月二十一日為始，一應執政、侍從官、宗室、外戚，將在家所有金銀，盡數赴逐庫送納外，其余士庶諸色人，并仰于兩日內，罄所有金銀，立便送官。如有藏匿寄付送納不盡之數，限滿，并許諸色人告論，雖于許相容隱之人，亦許陳告，并以所告之數三分之一充賞。告及金萬兩、銀十萬兩，除告賞外，仍與成忠郎；金一千兩，銀一萬兩，除賞外，與承信郎。如親鄰知情不告，告而不盡，并與同罪，籍沒家財；誣告不實，以其罪罪之。
今來所降指揮，事出急切，若因金銀不足，和議不成，遂致家族不保，雖有財寶，何所用之！仰士庶體認朝廷憂民憂國之意，疾速前來送納，俟事定日，等第推恩；如敢故違者，并行編配，所有金銀綾絹免納，州南赴左藏庫，州北赴元豐庫，州東茶場，州西榷貨務交受。”
榜書很快便引來無數京城人圍觀。當人們讀到“金銀不足，則必致怨怒，卻來攻城，男子盡殺，婦人驅虜，屋宇焚燒，金銀錢物竭底將去”，又說“家族不保，雖有財寶何所用之”，人們無不“扼腕唾罵”。人們紛紛議論說，男子殺盡，女人虜盡，宮室焚盡，金銀取盡，這王中書所說真是一派胡言，人們諷刺王孝迪為“四盡中書”，可以與李鄴的“六如給事”相媲美。
限期既滿，僅僅得金二十余萬兩、銀四百余萬兩，而民間藏蓄為之一空。
這天，李綱在福寧殿向宋欽宗稟奏說：“搜括金銀限滿，民力已竭，復許告訐，恐生內變。外有大敵，而民心內變，不可不慮。”
宋欽宗急忙說道：“卿可往收榜，毋得告訐。”
李綱于是在巡城路過榜所時，下令傳圣旨收回榜書，交到行營司去。同時，李綱又給王孝迪移牒照會。從此，“人情乃安”，一場潛在的民變風暴暫時平復了下去。
其實，宋欽宗此時對于從民間收簇金銀，已經不那么熱心和迫切了，因為種師道等將領已率西軍勤王來到了城下。
正月二十日晚上，京畿、河北路制置使種師道與統制官姚平仲，率領涇原路、秦鳳路之兵即大宋西軍，抵達東京城下。
種師道這年已七十六歲高齡，在大宋西軍中他一向很有威望。幾年前，宋徽宗初次出兵北上收復燕京，讓他擔任都統制。但他對北上收復燕京，態度似乎比較消極，在許多問題上，他與上司河北宣撫使童貫觀點很不一致。后來，宋軍在白溝界河遭到遼軍攻擊，多有傷亡，童貫便將責任推到種師道身上，并暗中上書彈劾他。結果，種師道被撤職，并勒令以右衛將軍身份致仕。
不過后來，劉延慶實在是太無能，十幾萬大軍再次兵敗盧溝，潰不成軍。這時候，宋徽宗又想起了種師道，這才下令恢復他保靜軍節度使職務，并讓他擔任憲州刺史，環州知州，后因年事已高而致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