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奏疏中認為，與金人決戰有五利：“臣伏見金狄退師以來，朝廷縉紳上恬下嬉，幸于無事，恃以為安。而臣獨竊終夜不寐，方以為憂。夫以夷狄之性，貪婪無厭，而我既示之以弱，開之以利，不過一二歲，勢必復來。自所割三鎮，疾馳三日，則突騎犯都，飛塵入宮闕矣。當此之時，金帛不可復得，土地不可復割，邊鄙之師不可復召，知能之士不可復圖，萬世之變，可勝言哉！
今聞姚古引兵已次國郊，竊謂陛下可一以閫外之事，制于將帥。臣嘗熟計，我戰而勝，則蒙福無窮；戰而不勝，則北隔井陘，西斷太行，內守大河，國固無患。虜以殘弊將歸之兵力，不能復取三鎮。故我勝亦利，不勝亦利，此可決戰一也。
虜欲既盈，將驕卒懈，時益暄熱，人馬喘汗，以我方銳，擊其惰歸，此可決戰二也。
我眾彼寡，以十當一，反顧者誅，旋踵者斬，使威令既必，則敗弱者奮。況于闕陜百戰之士，外誘于金繒而內激于憤恥，破賊必矣，此可以決戰三也。
種師道持重名將，今雖老疾，智略足恃。議者見其木納，若無策畫，此蓋不以口擊賊者。昔趙括論兵，其父奢不能難也，而奢謂括將必敗。趙師宋文帝在江左，聞王元謨論兵飄飄，有伊洛間意，及使之將，望風奔潰。聞師道自少沈毅，蓋其天姿介胄之士，瞋目語難，自古而然，未可遂疑。況今濟以姚古，必能相與立功，此可決戰四也。
陛下仁圣，誠動萬姓，義感三軍。人人思為國死，以滌中原之恥，而發七廟之憤。夫天時易失，而人心難收。陛下今不乘此利勢，后必悔之，此可決戰五也。”
許翰是元佑三年(1088年)進士，歷事三朝，剛阿正直。緊接著他又上一書，請求皇上對于戰還是和，早作決斷。
他在奏章中說道：“臣伏見王師既行，廟算未定，此疑事也，今古蓋未有疑事成功者。故朝廷之意惑，則將帥之心不一，將帥之心不一，則士卒之氣不銳。斷而必行，鬼神避之，此精神之力也。”
當時，主戰大臣與主和大臣仍爭論不休，政令也比較混亂。宋欽宗夾在中間左右為難，一會兒覺得主戰派有理，一會兒又覺得主和派說得對，搖來擺去，莫衷一是。
許翰是主戰派，他認為不能因小有挫折就喪失斗志，他希望皇上能向漢高帝劉邦和蜀先主劉備學習，他們“用兵敗北無數，然其志氣挫而愈勵，抑而更揚者，大計已定于中，此其所以為英雄者也。”
許翰分析道：“方今若失三鎮二十州之地，則天下之勢，已斷兩河之地。無河東，則陜不可守；無河朔，則汴不可都。”若汴京不可做都城，那么必然要謀渡江南。昔日永嘉渡江，是為東晉，“中原遂至邱墟，遂陷胡貊”。
許翰認為，陛下之所以對于抗戰勝利有所疑慮，是前日姚平仲劫營失敗造成的。他覺得種師道說的有道理，平仲之所以失利，是因劫寨之法不當，劫寨用兵當少，“擾之使自蹂籍，而后可乘”。因此，許翰以為，前日失敗之原因，“在不用老將而用驍將，不恃謀將而恃詞說，非兵不可用也。”
許翰最后說道：“昔石晉開運之變，契丹始入，敗不窮追，近冬復來，陷都城。國朝景德，契丹入寇，澶淵之役亦不窮追，而與虜和親。夫開運、景德，驅逐之策同，而成敗之功效異者，何也？開運之時，中國方弱，而示之以畏，故虜復來。景德之間，中國正強，受之以和，故虜遂定。今議者不鑒開運縱敵之患，欲為景德之寬大，則可謂不知時矣。”他請求將這份奏章發給各大臣傳閱，“使有司定議”。
宋欽宗閱后，詔曰：“是事甚大，可令三省樞密院議取長策，以付諸將。”
許翰對種師道很看重，將他比作秦朝王翦，漢朝趙充國。種師道曾一度被免去軍職，擔任中太一宮使。許翰認為此舉不妥，他對宋欽宗說：“不當解師道兵柄。”
宋欽宗說道：“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
不久，許翰與種師道在殿門外相見。許翰說道：“國家有急詔，許來訪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肯言。”種師道寂然不語。
許翰于是便重提姚平仲城下用師劫營失敗之事，想以此來感發種師道。
種師道這才開始發表看法：“我眾彼寡，當分兵結寨守要地，使糧道不通，挫以持久，可破也。”
聽了種師道一席話，許翰很有感慨，很佩服，于是又上奏，請求恢復種師道職務。他說：“師道名將，沈毅有謀。雖以老疾，智勇不衰。昔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以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師道智力未衰，雖老可用也。”
許翰認為，令種師道“復統河朔之師”，為上策；令其“處之樞府選將將兵”，為次策。今無故解其兵權，為失策。
后來，宋欽宗接受了許翰的建議，加封種師道太尉，恢復其河北河東宣撫使職務，駐軍滑州。種師道雖然名義上是太尉、宣撫使，但實際上他手中兵馬寥寥無幾。
當時，要求決戰的呼聲固然很高，而力主和議的勢力也很強大。深受宋欽宗信任的耿南仲和唐恪，建議派使者北去追趕宗望，告訴他三鎮軍民不肯割地，“愿輸租賦，以代割地之約”。若金人同意，則祖宗之地可以保有。若金人不同意，那么就執行“割地以賂之”的方案。如此，則和議“可以決成”。
對這個餿主意，宋欽宗竟覺得言之有理，予以采納。二月二十五日，派給事中王云和侍衛親軍馬軍指揮使曹阇出城，去追趕宗望，并下詔給河東河北宣撫使種師道，令他不得輕易進兵。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許翰上奏，提出了“與金人決戰有五利”的論斷。對于決戰，宋欽宗認為事關重大，令三省與樞密院“議取長策”，自己則不置可否。很顯然，他對王云與曹阇北去談判，抱有很大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