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人看來宋朝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這個統治中國大部或半部三百多年之久的朝代給蓋棺定了論。
的確，按中國傳統對王朝的評價標準來看宋朝也確實挺丟人的。首先，要有強大的中央集權——這一點宋朝似乎還過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還不夠，頂好是把莫斯科也弄來——這方面宋朝就差勁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諸如“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類的諷刺詩句大把的有。
可見整個兩宋都近乎在在外辱下度過的。縱使經濟文化發達，也無掩蓋其弱小的本來面目。
劉慶現在知道，困擾著宋朝的問題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便是重文輕武的國本。這一點對于宋朝來說是致命的。
當然了，宋朝的重文輕武的國策的形成也是有其歷史原因的。
公元九百六十年，后周大將趙匡在陳橋驛發動兵變，手下的將士把一件黃袍披在他的身上，高呼“萬歲”，宋朝建立。他就是宋太祖。為了防止此類事件的再次上演，宋太祖制定了重文輕武的基本國策，即所謂“重文教，輕武事”。這個基本國策也為后世的宋代皇帝所奉行，影響貫穿整個宋代。
宋太祖采用“杯酒釋兵權”的方式，以高官厚祿為條件，解除將領們的兵權，將文人作為唯一可以信賴的對象，這成為宋朝重文輕武的開始。
首先是重文教，宋太祖深知“馬上得天下，馬下治天下”的道理，因而有一系列尊崇文人的措施出臺。宋朝大力發展科舉，徹底取消了門第
限制，社會各階級的優秀子弟都被允許應試入仕。范仲淹、李綱、岳飛、宗澤、文天祥、陸秀夫等皆科舉出身。而這些寒門出身的士子一旦登第，多懷忠君愛國之心。宋朝統治者對文人極其尊重，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俸祿也極豐厚。世人多稱宋朝為士大夫政治。
在一系列重文措施的鼓勵下，宋朝開始盛行讀書風氣，宋代兒童啟蒙教育念的《神童詩》開篇就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一政策極大地促進宋朝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諸如天文學、數學、醫藥學、火藥、指南針、活字印刷術、造船技術等方面成果累累，對世界科學技術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文學藝術也發展到新的水平，涌現出的眾多的文學家、畫家和詞人，宋代的名著和名作成為世界文化寶庫中璀璨的明珠。
然后便是輕武事了。北宋輕武政策具體表現在其軍事領導體制，將握兵權、調兵權與統兵權分而為三：殿前司、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三衙平列分立，全都握有兵權，卻無調兵權。樞密院掌握調兵權。這樣就形成了統兵權和調兵權的相互制約，兩者都由皇帝直接管轄。保證了軍權從屬于皇帝。同時軍隊實行更戍法，讓統兵的將帥定期調動，互換防區，避免將帥培植自己的勢力，形成小的集團。
輕武政策，雖然有效地防止了將領的擁兵自重，鞏固了中央集權，但它也產生了不利影響，武官的積極性受到了致命的打擊，嚴重削弱了軍隊的戰斗力和國防力量。因此，在對遼、西夏、金的戰爭中屢戰屢敗，只能屈辱忍讓、納幣求和。即使面對國難
，皇帝對武將的猜疑始終如一，致使岳飛的精忠報國之愿未遂，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朝廷殺害。
在這樣的軍事體系下，宋朝軍隊的常態便是將無常兵，兵無常將，令整個宋朝的軍隊感到無所適從。
古代常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諺語。但是宋朝在外的將軍想要進行某個軍事行動還要向遠在汴京的殿帥府求令，這樣的效率這在通信落后的古代是很難想象的。因此，宋朝盡管兵多，卻沒有戰斗力也就順理成章了。
宋朝重文輕武，所以，宋朝經濟繁榮，文化興盛，軍事上卻軟弱至極，不堪一擊。可實際上，宋王朝這種積貧積弱的局面卻是宋王朝的統治者吸取前代教訓，千方百計方才達到的長治久安的理想狀態。
所謂魚與熊掌不能兼得大概就是這個道理了。
大概是宋朝的的統治者對于唐朝的滅亡有著深刻的體會，才讓他們如此害怕自己的軍隊。
劉慶知道，要想解決宋朝的兵多軍弱的現狀，那就必須要對整個大宋的軍事體系進行徹底的改革。重病就要用猛藥。
不過劉慶也知道，宋朝的軍事體系已經延續了一百多年，可謂根深蒂固，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變的，其中的阻力可想而知。
所以，要想做一場暴風雨辦的改革，那自己便必須要有絕對的權利。沒有權利，便什么也做不了。
再有就是一直困擾著大宋朝廷的便是三冗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