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謙把高校捐款這事扯到名望資源和利益，雖然很俗，但又確實是事實，會議室眾人沒有人接話，但是都默默點頭。
孟謙見狀又咳嗽了兩聲，“既然談到了這個問題，那我就干脆把我今天想說的內容說了吧。
西湖大學現在根基還很薄弱，跟清華燕大相比在名望上更是相差更遠。
但我們卻實實在在的可以給別人更大的利益誘惑，因為西湖大學本身具備高度的商業性。
西湖大學為什么能收到那么多捐款，其實說白了就是因為我們的教學模式，研商學。
因為研商學這里的商，不僅僅指得是開設一個商學院這么簡單，而是把商業帶入了大學教育，這就使得研商學具備了天然的商業性，具備了對資本的高度吸引力。
這也是我今天想要說的重點，當年德國開創的研究型大學影響了世界200年，那我們的研商學模式是否有可能引領一個新的200年？
我想跟大家探討一下這個研商學教育模式，因為我們這些年一直在非常認真的打磨著這一模式。”
孟謙說這停頓了一下，等所有人都點頭認可后繼續道，“商研學中最容易理解的，就是這個研字。
一開始領導就提到，當年德國提出了研究型大學這個概念影響了全世界，時至今日，研究型大學依然是全球最重要的大學分類。
因為研究型大學把研究放在首位，致力于高層次的人才培養與科技研發。
而在這樣一個科技強國的時代，研究型大學為各個國家乃至全世界不斷輸出高質量的研究成果，和高質量的研究型人才。
在研究型大學、研究教學型大學、教學研究型大學、教學型大學、應用型大學、高等專科學校六大分類中，研究型大學在科創領域一直都是中堅力量。
所以研究型大學已經成為了世界普及且公認的人才創造營，教授創造營。
所以商研學的研，依然會沿襲研究型大學的特點與優勢，著力于培養高端人才團隊和教授團隊。
而在研之上，我們的重點就是這個商，或許因為我是一個踩著21世界的大門開始創業的人，大風集團這一路的發展其實也是21世界科技發展的一個縮，在這20年的時間里，我認為科技發展的一個變化趨勢就是商業化，知識，人才，技術的商業化已經趨向一個從未有過的高度成熟。
而且這個商業化不僅僅只是企業到高校去挖人這么簡單的理解。
我們把商帶進大學，這個商，指的是商業對接，商業思維以及商業計劃三個方向。
所謂商業對接，指的是要搭建商業公司高校與學生之間更方便的橋梁，讓學校可以更方便的從企業獲取數據和試驗反饋，同時讓企業可以更方便的與學生建立直接溝通的機會，在學生在校期間就可以更全面的篩選人才。
商業化思維則跟商業人才進高校有關，有人說這是商學院的一個精華版，我對此暫時不做評價，我只看結果，商業公司的高端人才進入高校已經發展了很多年，從最終的結果來看，最大的成果就是為學生帶去最直觀的商業化思維。
我們大風集團的高端人才嘗試過很多版本的教學方法，我們嘗試過純技術教學，純商業教學，效果都不是很好，真正在培養出了一批有用人才的，靠的就是技術的商業化思維。
對大部分學生來說，我現在自己所學的這個學科所獲取的知識，在大學里所做的所有實驗，寫的所有論文，這些東西的商業價值到底有多大，他們在這個時代有哪些商業方向，其中哪個商業方向最有前景，為此我又該如何繼續安排我接下去的學業重點，這才是他們獲得的最寶貴的東西。
當有了前兩點后，第三點就是商業計劃。
所謂商業計劃，就是通過商業公司和高校的合作，促成更多的商業化計劃，并且是讓學生參與的商業計劃，商業計劃不再是企業單方面設定的事情。
從西湖大學正式掛牌成為一所獨立大學之后，我們大風集團就開始嘗試讓高校參與我們的商業版圖規劃。
我們為什么要這么做，就是因為視野不同，人才屬性不同。
無論一家企業如何追求人性化管理，企業人才不可避免會出現約束性思維，因為大家要考慮自己的工資獎金，因為大家在多年的社會洗禮之下會出現定式思維。
而高校人才因為沒有社會經驗，沒有項目經驗，會缺乏大局觀。
但在前兩點發展的前提之下，高校人才卻可以迸發出很多讓我們意外的跳躍性思維。”
“孟總，商研學在西湖大學有不錯的發展，會不會是因為你是西湖大學的校長，同時你又是大風集團的董事長？”有領導忍不住插了一句。
“我不這么認為，首先，在商研學模式中發展順利的企業不僅只有大風集團，華為，瀛海威，比亞迪等企業，大家也可以去打聽一下，其次...”
孟謙轉過頭看向江大校長，“高度商研學化的高校也不只有西湖大學，老牌高校中，江大很早就開始商研學的打磨，并且這幾年的收獲也不小。”
另一名領導意識到孟謙之前的話并沒有說話，開口示意，“孟總繼續。”
孟謙點了點頭，“最后再來說說這個學，這個最早其實就是學知識的學，沒有更多的含義，但在商研學不斷打磨的過程中，我們為這個學賦予了全新的意義。
說一點個人的看法，我認為我們華夏的高校教育忽視了一個問題，那就是世界一流大學不僅是技術，知識，人才的創造營，更是思想的發源地。
在西方，文理學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存在，但是在我們華夏，幾乎沒有真正意義上文理學院。
在過去幾十年的時間里，華夏多個領域的發展都有明顯的西方思想影子，這是因為我們在過去這段時間里靠大量的歸國人才來促進建設導致的，因為他們在西方的高校學習，接潛移默化中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響。
這也是在過去這幾十年出現很多水土不服現象的原因，我們這里終究是華夏，很多西方思想在我們這里是行不通的。
我們期待的是華夏學子出去學習西方思想，回來后與我們華夏的情況做一個結合，因地制宜，取長補短，但實際過程中并沒有那么順利。
這里有大部分人沒有強大是思想處理能力的問題，也有我們華夏高校缺乏思想浪潮的問題。
而且文理學院，也稱博雅學院或通識學院，都說起源于米國，但我卻不這么認為，我認為文理學院起源于我們華夏。
對我而言，每一次談起教育，我的第一反應都是稷下學府，雖然我們都不知道那個真實的稷下學府是什么樣的，但至少它留給我們的印象，是培養了一大批思想家，而這些思想家，將他們的思想帶去了諸國。
并將這些思想財富留給了幾千年后的我們。
所以我認為，商研學如果真的想成為一個被時代認可的高校教育模式，那么它應該擁有思想教育這一根基性教育。
因此，基礎學科貫穿了我們西湖大學四年的教育，尤其是哲學、社會科學、歷史、文學這些在大家看來幾乎沒有什么經濟效益的科學，在西湖大學是被高度重視的。
也許這聽起來是一個很矛盾的事情，商研學，一個以商為首的教育模式，卻把沒有經濟效益的基礎科學作為三大核心之一。
這正是我想總結的，商研學沒有重點，商，研，學，同等重要，我們培養的，是有思想，有才華，有商業頭腦的商研學高等人才。
既然大家今天要談高校教育的問題，那么我就冒昧的為商研學發聲，我認為，過去的200年，研究型大學成為了影響全世界的高校教育模式。
而未來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商研學或許會成為影響世界的新教育模式。”